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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开国大典后仅几十个小时，苏联和中国先后宣布与对方建交。这其中，一位名叫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季赫文斯基的苏联外交官不仅在10月1日当天登上天安门城楼观摩开国大典，还有幸成为中苏两国建交的幕后“传言人”和“见证者”，并在此后几十年中为中苏、中俄友好关系做出许多贡献。不久前，季赫文斯基生前回忆录《重返天安门》问世，书中如数家珍般回顾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令今天的我们面对70年前的往事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开国大典进行时，贵宾云集的天安门城楼上，外国人只占极少数，其中有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真理报》记者西蒙诺夫等名 人的身影，他们只是作为苏联文化代表团成员出席典礼，苏方真正的官方代表仅有一位，那就是季赫文斯基。微妙的是，他名义上还只是苏联派驻中华民国政府的北平总领事而已，因为当时中苏双方并未正式建交。就在庆典结束后数小时，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派助手来到苏联总领馆，给季赫文斯基送来一封急信，内容是要求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建交。
在回忆录中，季赫文斯基详述了这一重大历史细节：
我迅速将其译成俄文，然后与译电员一起将电报发给莫斯科。第二天一早，值班的管理主任告诉我说：“我刚才收听莫斯科的广播，因为杂音太大，我什么也没听清，但清清楚楚听到您的名字！”原来，因为时差的原因，我拍发的电报恰好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他当即下令在中央媒体上进行公布。就这样，苏联于10月2日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与苏联建交。当时，就驻华大使人选问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苏联政府选择了在中国待了六年多并一直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外交官罗申。
罗申是从苏联红军半路出家的外交家，1939年完成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系的进修后被派到重庆，先后担任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的武官、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等职。1949年1月，国民党预感南京不保，极力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搬迁广州，罗申奉命率馆员随国民党南迁，后来才只身回到莫斯科。这件事显然给即将全新开始的中蘇关系带来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回忆。
身为当事人，季赫文斯基没想到斯大林会提名罗申“回炉”，带着满脑子的疑惑，他立即拜见周恩来，征询中方的意见。几十年后，季赫文斯基清晰地记得：
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一会儿，他本人去了不远处的毛泽东办公室。过了15分钟，他回来告诉我说，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提出的大使人选。
就这样，罗申从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变成驻新中国的首任大使。季赫文斯基马上向国内汇报，苏联政府于10月4日宣布罗申从莫斯科启程，他一路紧赶慢赶，变换好几种交通工具，于10日下午4时18分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此时，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已等候多时（按照国际惯例，大使到达一般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出面迎接即可）。罗申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隆重接待的外国大使，车站广场上欢迎其到来的各界群众达3000多名。
新的中苏关系也给苏联驻华外交使团带来“全新的命运”。10月20日，被滞留在广州的原苏联驻国统区外交人员历经飞机航班取消、轮船抛锚等变故，终于来到北京，加入罗申领导的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弗拉基米尔·瓦西科夫当着季赫文斯基的面，郑重向罗申大使报告：“请允许我汇报！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已经成功完成了苏联政府下达的任务，返回常驻地北京。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在新中国成立头两个月里，苏联就派出援华专家300多名，几个月后增至数千名。季赫文斯基在回忆录中强调，新的苏中关系完美地拉开帷幕，那是一种真诚的、令人振奋的、世代皆兄弟的友谊。
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季赫文斯基的地位不容小觑。193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到莫斯科访问，见到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苏联高级领导人，全部会谈的翻译正是季赫文斯基。正是这次出色表现，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注意到这个还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中文专业的小伙子，当即决定派他赴中国迪化（今乌鲁木齐）苏联总领馆当副领事，处理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关系。善解人意的莫洛托夫考虑到季赫文斯基的前程，两年后特许他赶回莫斯科，以走读生的身份从东方学院中文系毕业。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季赫文斯基承担了繁重的外事任务，并于1943年经新疆来到重庆，当上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二秘。
1946—1949年，季赫文斯基任苏联在华北的外交代表，负责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事务;1949—1950年，担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1968—1974年，他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苏联委员。
季赫文斯基不仅知华，而且是真诚的友华派。1949年底，毛泽东首次出访莫斯科时，季赫文斯基陪同他抵达中苏边境。对此，季赫文斯基回忆道：
我走进他的包厢问：“我可以为您拍照吗？”毛主席回答道：“请！”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张照片。毫无疑问，毛是个杰出人物，真正的领袖。他出身平民，靠实践获得真知灼见。正如中国人常说的，他土生土长，自学成长。
在92岁高龄时，季赫文斯基向俄《消息报》透露那段属于个人的往事时又曾感慨道：
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做得非常明智，他们坚持基本制度，但同时调动了个人积极性。中国人一边总结经验，一边前进。我认为，这个体制非常灵活。
中国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1999年和2009年，季赫文斯基应邀两次来华参加国庆大典。2018年2月24日，季赫文斯基在莫斯科辞世，享年百岁。
（摘自《新民周刊》）
周恩来向他发出急信
开国大典进行时，贵宾云集的天安门城楼上，外国人只占极少数，其中有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真理报》记者西蒙诺夫等名 人的身影，他们只是作为苏联文化代表团成员出席典礼，苏方真正的官方代表仅有一位，那就是季赫文斯基。微妙的是，他名义上还只是苏联派驻中华民国政府的北平总领事而已，因为当时中苏双方并未正式建交。就在庆典结束后数小时，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派助手来到苏联总领馆，给季赫文斯基送来一封急信，内容是要求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建交。
在回忆录中，季赫文斯基详述了这一重大历史细节：
我迅速将其译成俄文，然后与译电员一起将电报发给莫斯科。第二天一早，值班的管理主任告诉我说：“我刚才收听莫斯科的广播，因为杂音太大，我什么也没听清，但清清楚楚听到您的名字！”原来，因为时差的原因，我拍发的电报恰好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他当即下令在中央媒体上进行公布。就这样，苏联于10月2日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全新的命运”
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与苏联建交。当时，就驻华大使人选问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苏联政府选择了在中国待了六年多并一直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外交官罗申。
罗申是从苏联红军半路出家的外交家，1939年完成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系的进修后被派到重庆，先后担任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的武官、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等职。1949年1月，国民党预感南京不保，极力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搬迁广州，罗申奉命率馆员随国民党南迁，后来才只身回到莫斯科。这件事显然给即将全新开始的中蘇关系带来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回忆。
身为当事人，季赫文斯基没想到斯大林会提名罗申“回炉”，带着满脑子的疑惑，他立即拜见周恩来，征询中方的意见。几十年后，季赫文斯基清晰地记得：
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一会儿，他本人去了不远处的毛泽东办公室。过了15分钟，他回来告诉我说，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提出的大使人选。
就这样，罗申从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变成驻新中国的首任大使。季赫文斯基马上向国内汇报，苏联政府于10月4日宣布罗申从莫斯科启程，他一路紧赶慢赶，变换好几种交通工具，于10日下午4时18分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此时，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已等候多时（按照国际惯例，大使到达一般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出面迎接即可）。罗申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隆重接待的外国大使，车站广场上欢迎其到来的各界群众达3000多名。
新的中苏关系也给苏联驻华外交使团带来“全新的命运”。10月20日，被滞留在广州的原苏联驻国统区外交人员历经飞机航班取消、轮船抛锚等变故，终于来到北京，加入罗申领导的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弗拉基米尔·瓦西科夫当着季赫文斯基的面，郑重向罗申大使报告：“请允许我汇报！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已经成功完成了苏联政府下达的任务，返回常驻地北京。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在新中国成立头两个月里，苏联就派出援华专家300多名，几个月后增至数千名。季赫文斯基在回忆录中强调，新的苏中关系完美地拉开帷幕，那是一种真诚的、令人振奋的、世代皆兄弟的友谊。
真诚的友华派
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季赫文斯基的地位不容小觑。193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到莫斯科访问，见到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苏联高级领导人，全部会谈的翻译正是季赫文斯基。正是这次出色表现，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注意到这个还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中文专业的小伙子，当即决定派他赴中国迪化（今乌鲁木齐）苏联总领馆当副领事，处理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关系。善解人意的莫洛托夫考虑到季赫文斯基的前程，两年后特许他赶回莫斯科，以走读生的身份从东方学院中文系毕业。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季赫文斯基承担了繁重的外事任务，并于1943年经新疆来到重庆，当上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二秘。
1946—1949年，季赫文斯基任苏联在华北的外交代表，负责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事务;1949—1950年，担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1968—1974年，他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苏联委员。
季赫文斯基不仅知华，而且是真诚的友华派。1949年底，毛泽东首次出访莫斯科时，季赫文斯基陪同他抵达中苏边境。对此，季赫文斯基回忆道：
我走进他的包厢问：“我可以为您拍照吗？”毛主席回答道：“请！”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张照片。毫无疑问，毛是个杰出人物，真正的领袖。他出身平民，靠实践获得真知灼见。正如中国人常说的，他土生土长，自学成长。
在92岁高龄时，季赫文斯基向俄《消息报》透露那段属于个人的往事时又曾感慨道：
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做得非常明智，他们坚持基本制度，但同时调动了个人积极性。中国人一边总结经验，一边前进。我认为，这个体制非常灵活。
中国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1999年和2009年，季赫文斯基应邀两次来华参加国庆大典。2018年2月24日，季赫文斯基在莫斯科辞世，享年百岁。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