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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庞大数量的古籍相比，能够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却极为稀少——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才不足100人
“最近《我在故宫修文物》很火，我也看了，我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差不多。”张品芳的工作是古籍文献修复。成千上万、千疮百孔的古籍在她的巧手上慢慢地恢复了先前的样貌。
古籍指古代书籍，一般指1912年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复，其中还不包括修复了之后又损坏的。
南京艺术学院文物鉴赏与修复专业古籍保护与修复班学生在用毛笔上浆匀浆
与庞大数量的古籍相比，能够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却极为稀少。
“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才不足100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目前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只有12人，已是国内古籍修复人才最多的单位之一。”张品芳说。
上海图书馆是上海藏书最多的机构，目前有约170万册古籍，数量每年增加，其中约三分之一都亟待修复。
“这些古籍多长时间能修复完？按照目前的修复量，预估需要十几代人吧。”张品芳一边说，一边打开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的一间修复室。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护部古籍修复师展示已经修复的占籍
一推开门，陈茜正伏在桌前，桌上铺着一张布满小洞的纸。她先对着纸喷水，然后左手拿着一小张修补用的纸，放在小孔上，右手拿着沾了浆糊的毛笔在洞口上一抹，再将修补纸轻轻扯断，一个小孔算是补好了。
古籍破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虫蛀、鼠啮、霉蚀、酸化、老化、磨损等，针对不同的病因，古籍修复师要有不同的修补方案。
陈茜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2008年应聘到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
“在学校只是学理论知识，没有亲自动手修过。”陈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刚到古籍修复部，老师傅们就开始手把手地教刚入行的新手。首先从调浆糊开始，浆糊由小麦淀粉加一定量的水调和而成，分为厚浆和薄浆，补洞用薄浆，装订则需厚浆。
从第一个洞开始补起，如今已经过去8年，陈茜已经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里的一位“老手”。“补一张要多少时间说不准，要看破损程度，不太严重的十多分钟可以修好，纸张粘连严重，纸太脆，字都看不清的，就比较费时，要一块块找，一处处拼贴，一张补一天都说不定，但修好后就会非常有成就感，尤其是修补完装订成册的时候。”陈茜说。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很多古籍修复师都患有颈椎病，古籍上日积月累的粉尘、霉菌等则会导致修复师双手过敏，鼻炎也是他们常见的职业病。
臧建民正在装订刚修好的一册《博医会报》。
作为专门修复近代西文文献的师傅，臧建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跟中国文献相比，除了纸张不同之外，最大的区别在于装订，西文书的装订方式花样繁多，比较复杂，修复必须按照原来的装订方法重新装订，“一天最多修复30页，一本书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据悉，中山大学的西文文献修复处于国内顶尖水平，为此它会定期举办专门的西文文献修复培训班。
陈茜是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的第四代传人，张品芳和她的同事邢跃华属于第三代，她们的师傅是赵嘉福，第一代则是业界赫赫有名的黄怀觉、曹有福。
实际上，古籍修复技术在中国历史悠久，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参与和推动了这一技艺的发展，在其后来的发展中还形成了流派纷呈的盛况。
据资料记载，蜀派的绝技“借尸还魂”技术被广为称赞，这种技术可以把整个旧书纸更换，而原来纸张上的墨迹仍旧可以附在新的纸张上，这样就大大延长了书的寿命。但如今这一神奇的技艺已经失传。
此外，古籍修复跟很多技艺一样会分为南派和北派。业界公认的北派代表人物是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中国近代古籍修复大师张士达;南派的代表人物则是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曹有福和刻碑圣手黄怀觉。
解放初期，全国仅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专业的修复部门，从事古籍保护和修护工作，因此这两处也成为解放后全国最早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1958年，彼时的上海图书馆因为黄怀觉、曹有福成立了古籍修复组，开始培养传承人，其中包括上世纪60年代引进的赵嘉福和潘美娣;1990年又增设古籍保护组;到1996年新馆成立，两组合并形成了文献保护修复部，人员力量不断壮大，至今上海图书馆已经培养了四代修复师，共30余人，跟国内其他机构相比已是非常强大。
1989年，文化部图书馆司委托上海图书馆承办了一期全国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面向全国招生，主讲老师正是赵嘉福，当时已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张品芳被领导安排去参加培训。
那届培训班共有全国二十几个学员，但有相当一部分耐不住清贫和寂寞，相继离开了修复岗位。而张品芳则从那时起就一直从事这项工作，如今她已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也是全国不多见的能独立完成从镌刻到传拓和拓片修复的专家。
“最近两年，人们又开始重视蓝领，重视技术工作，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了‘工匠精神’，但在过去别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古籍修复，好多人对这个行业不熟悉。”张品芳说。 201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业硕士张舒考进了上海图书馆文献保护修复部，也是目前12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早她两年进入这个行当的陆程波，毕业于复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修复专业。
实际上，国内大部分文献修复部门都面临人才队伍建设的难题。以杭州图书馆为例，该馆只有一位专职古籍修复师赵凌，她已经在此工作27年。
比古籍修复师更为紧缺的是另一类人才。他们掌握着数百年前流传下来的古老的造纸技艺，可如今掌握这项技术并仍然在从事手工造纸的人已寥寥可数。
古籍修复的基本材料就是纸张，现代造纸技术再高超，也很难造出修补需要的一模一样的纸，这是困扰古籍修复部门多年的难题。
在浙江奉化棠云村，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袁恒通，至今传承和保留着一整套手工造纸技艺和设备，并为全国众多图书馆输送古籍修复的纸张。
从一根竹子到一张棠云纸，需要经历72道工序，整个过程通常需要4个月时间。这种古法造纸技艺至今已经延续500余年。
1997年，当时的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为修补破损的古籍藏书，需要一批与明代古籍纸相同的竹纸。经人介绍，该文献修复员来到棠云村找到袁恒通，请他试制古籍用纸。
第一批样纸生产出来后，送去南京博物馆化验，结果证明这种竹纸与古籍纸最接近，是品质最理想的纸张。为此，天一阁博物馆一次性就订购这种竹纸4万张。此后，全国各大博物馆的专家先后前来考察，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袁恒通生产的“棠云纸”。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项目，不仅关注东亚纸张制造与保护相关的非物质形式的技术工艺，更重要的是关注书籍和手稿等物质形式的纸张文物的保护。
“棠云纸”最终在工业化浪潮中坚持了下来，每年大概有2000刀纸被用于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目前，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使用的纸就有采自棠云村的。
时至今日，古籍修复也在依托现代仪器，如纸张厚度仪、纸张拉力试验机、纸张酸度测定仪、恒温恒湿箱、真空干燥箱等。纸浆补孔机适用于虫蛀破损严重的古籍，目前，机器主要从美国进口，价格不菲，上海仅有两台。使用机器补孔，操作步骤简单，一次可以修复整张纸上所有的洞，但如果遇到问题复杂的情况，手工修复仍是不可替代的。
“最近《我在故宫修文物》很火，我也看了，我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差不多。”张品芳的工作是古籍文献修复。成千上万、千疮百孔的古籍在她的巧手上慢慢地恢复了先前的样貌。
古籍指古代书籍，一般指1912年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复，其中还不包括修复了之后又损坏的。
与庞大数量的古籍相比，能够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却极为稀少。
“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才不足100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目前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只有12人，已是国内古籍修复人才最多的单位之一。”张品芳说。
一本书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修复完
上海图书馆是上海藏书最多的机构，目前有约170万册古籍，数量每年增加，其中约三分之一都亟待修复。
“这些古籍多长时间能修复完？按照目前的修复量，预估需要十几代人吧。”张品芳一边说，一边打开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的一间修复室。
一推开门，陈茜正伏在桌前，桌上铺着一张布满小洞的纸。她先对着纸喷水，然后左手拿着一小张修补用的纸，放在小孔上，右手拿着沾了浆糊的毛笔在洞口上一抹，再将修补纸轻轻扯断，一个小孔算是补好了。
古籍破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虫蛀、鼠啮、霉蚀、酸化、老化、磨损等，针对不同的病因，古籍修复师要有不同的修补方案。
陈茜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2008年应聘到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
“在学校只是学理论知识，没有亲自动手修过。”陈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刚到古籍修复部，老师傅们就开始手把手地教刚入行的新手。首先从调浆糊开始，浆糊由小麦淀粉加一定量的水调和而成，分为厚浆和薄浆，补洞用薄浆，装订则需厚浆。
从第一个洞开始补起，如今已经过去8年，陈茜已经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里的一位“老手”。“补一张要多少时间说不准，要看破损程度，不太严重的十多分钟可以修好，纸张粘连严重，纸太脆，字都看不清的，就比较费时，要一块块找，一处处拼贴，一张补一天都说不定，但修好后就会非常有成就感，尤其是修补完装订成册的时候。”陈茜说。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很多古籍修复师都患有颈椎病，古籍上日积月累的粉尘、霉菌等则会导致修复师双手过敏，鼻炎也是他们常见的职业病。
臧建民正在装订刚修好的一册《博医会报》。
作为专门修复近代西文文献的师傅，臧建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跟中国文献相比，除了纸张不同之外，最大的区别在于装订，西文书的装订方式花样繁多，比较复杂，修复必须按照原来的装订方法重新装订，“一天最多修复30页，一本书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据悉，中山大学的西文文献修复处于国内顶尖水平，为此它会定期举办专门的西文文献修复培训班。
至今不过四代传人
陈茜是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的第四代传人，张品芳和她的同事邢跃华属于第三代，她们的师傅是赵嘉福，第一代则是业界赫赫有名的黄怀觉、曹有福。
实际上，古籍修复技术在中国历史悠久，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参与和推动了这一技艺的发展，在其后来的发展中还形成了流派纷呈的盛况。
据资料记载，蜀派的绝技“借尸还魂”技术被广为称赞，这种技术可以把整个旧书纸更换，而原来纸张上的墨迹仍旧可以附在新的纸张上，这样就大大延长了书的寿命。但如今这一神奇的技艺已经失传。
此外，古籍修复跟很多技艺一样会分为南派和北派。业界公认的北派代表人物是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中国近代古籍修复大师张士达;南派的代表人物则是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曹有福和刻碑圣手黄怀觉。
解放初期，全国仅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专业的修复部门，从事古籍保护和修护工作，因此这两处也成为解放后全国最早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1958年，彼时的上海图书馆因为黄怀觉、曹有福成立了古籍修复组，开始培养传承人，其中包括上世纪60年代引进的赵嘉福和潘美娣;1990年又增设古籍保护组;到1996年新馆成立，两组合并形成了文献保护修复部，人员力量不断壮大，至今上海图书馆已经培养了四代修复师，共30余人，跟国内其他机构相比已是非常强大。
1989年，文化部图书馆司委托上海图书馆承办了一期全国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面向全国招生，主讲老师正是赵嘉福，当时已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张品芳被领导安排去参加培训。
那届培训班共有全国二十几个学员，但有相当一部分耐不住清贫和寂寞，相继离开了修复岗位。而张品芳则从那时起就一直从事这项工作，如今她已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也是全国不多见的能独立完成从镌刻到传拓和拓片修复的专家。
“最近两年，人们又开始重视蓝领，重视技术工作，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了‘工匠精神’，但在过去别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古籍修复，好多人对这个行业不熟悉。”张品芳说。 201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业硕士张舒考进了上海图书馆文献保护修复部，也是目前12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早她两年进入这个行当的陆程波，毕业于复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修复专业。
更需要保护的修复用纸
实际上，国内大部分文献修复部门都面临人才队伍建设的难题。以杭州图书馆为例，该馆只有一位专职古籍修复师赵凌，她已经在此工作27年。
比古籍修复师更为紧缺的是另一类人才。他们掌握着数百年前流传下来的古老的造纸技艺，可如今掌握这项技术并仍然在从事手工造纸的人已寥寥可数。
古籍修复的基本材料就是纸张，现代造纸技术再高超，也很难造出修补需要的一模一样的纸，这是困扰古籍修复部门多年的难题。
在浙江奉化棠云村，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袁恒通，至今传承和保留着一整套手工造纸技艺和设备，并为全国众多图书馆输送古籍修复的纸张。
从一根竹子到一张棠云纸，需要经历72道工序，整个过程通常需要4个月时间。这种古法造纸技艺至今已经延续500余年。
1997年，当时的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为修补破损的古籍藏书，需要一批与明代古籍纸相同的竹纸。经人介绍，该文献修复员来到棠云村找到袁恒通，请他试制古籍用纸。
第一批样纸生产出来后，送去南京博物馆化验，结果证明这种竹纸与古籍纸最接近，是品质最理想的纸张。为此，天一阁博物馆一次性就订购这种竹纸4万张。此后，全国各大博物馆的专家先后前来考察，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袁恒通生产的“棠云纸”。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项目，不仅关注东亚纸张制造与保护相关的非物质形式的技术工艺，更重要的是关注书籍和手稿等物质形式的纸张文物的保护。
“棠云纸”最终在工业化浪潮中坚持了下来，每年大概有2000刀纸被用于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目前，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使用的纸就有采自棠云村的。
时至今日，古籍修复也在依托现代仪器，如纸张厚度仪、纸张拉力试验机、纸张酸度测定仪、恒温恒湿箱、真空干燥箱等。纸浆补孔机适用于虫蛀破损严重的古籍，目前，机器主要从美国进口，价格不菲，上海仅有两台。使用机器补孔，操作步骤简单，一次可以修复整张纸上所有的洞，但如果遇到问题复杂的情况，手工修复仍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