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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四军、第三十九军等新四军传承部队，和其他部队一起，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开赴朝鲜，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发扬铁军精神，经过3年浴血奋战，打得美军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乖乖签字。抗美援朝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豪情，打出了新中国60多年的和平岁月。几十年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幸存者的回忆揭开了尘封已久的悲壮故事，当年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依然让我们心潮澎湃;这些“最可爱的人”展现出来的崇高信念与钢铁意志，再一次让我们感动。
让我们与亲历者一起走进那烽火连天的激情岁月里。
人们在生活中，会留下很多师长亲友的照片，天长日久，有的照片难免渐渐褪色，而留藏在心灵中的底片，尽管岁月消逝，却依然鲜明清晰。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战场，分配在东线的第九兵团政治部工作，常听到机关干部们称颂智勇双全的兵团副司令员陶勇将军。我是新兵，曾遗憾没能在新四军东进时期，看到陶勇率部在苏中歼倭的雄姿;也没能在渡江大战中，看到陶勇击伤敢于向我们挑衅的老牌帝国战舰“紫石英”号的壮举。但是，在朝鲜战地，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位传奇名将的风采和魅力。
有一次，我作为一名摄影记者，随着陶勇上前线。我们的吉普车在敌机重点封锁区“鬼门关”的北缘停了下来。面对盘旋的敌机和挂在空中的照明弹，防空哨兵要我们把汽车隐蔽起来，等到拂晓时刻通过封锁区。
秘书问，为什么非要等到拂晓？ 哨兵说，拂晓的时候，敌机对地面目标看不清楚，比较安全。陶勇听了跨下车，踱了几步，问防空哨兵：“绕道行不行？ ”哨兵说，绕道要多走200多公里路，也有“鬼门关”。
“那就冲过去！不能在这里干等几个钟头。”陶勇迎着照明区一挥手，拿定了主意。秘书和警卫员互相望望，明知危险，都没有说话。驾驶员却皱紧了眉头，显然是在为首长的安全担忧。
陶勇看了看手表，走到驾驶员身旁，斩釘截铁地说：“你坐到一边去！”驾驶员知道陶副司令的脾气，不吭声，带着一脸的无奈，乖乖地让出了自己的驾驶座。陶勇身边的人都知道，还在苏北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部队缴获了第一辆摩托车，他不顾连连摔跟斗，当天就学会了驾驶，以后就敢在火线上穿梭飞驰。就这样，陶勇亲自驾起了吉普车。
小车拖着滚滚烟尘，奔腾跳跃，车上的伪装树枝纷纷甩落路旁，挡风玻璃和引擎盖板反射着照明弹的强光。敌机很快发现了目标，竟钻到照明弹底下进行观察。啸声震痛耳膜，机翼闪着寒光。驾驶员和警卫员探身到车外，及时报告敌机动向，陶勇就根据情况不断地改变着车速。
“俯冲啦！”驾驶员和警卫员同时喊。
敌机怪啸着凌空直下。陶勇一踩刹车，随着机枪的连射声，只见一串串子弹冒着蓝色火苗，噼噼啪啪地打在前方路面上;当又一架敌机刚进入俯冲并开始发射火箭弹的时候，陶勇却猛踩油门，让小车像快马着鞭似地向前窜去。只听得轰轰两声，两枚火箭弹远远地落在车后爆炸了。
敌机连续攻击没有奏效，便在路面上投下了凝固汽油弹。陶勇拉低帽檐，圆睁双眼，咬紧牙关，镇定地将方向盘向旁一打，小车灵活地划了一个半弧形，紧贴着路沿，避开燃烧液的高温中心，又向前飞驰了。热浪扑进车厢，燃烧液沾在车轮上，像长了火的翅膀一般，扇动着，扇动着，带着呼呼的声响。连续飞驰了好几百米后，燃烧液才被车轮的离心力所甩净。
就这样，我们终于胜利地冲出了被照明弹映得通亮的封锁区，除轮胎烧了一点外，谁都没有损伤一根毫毛。
到了安全地带，陶副司令这才把汽车傍着山根停下来，擦去满头大汗，脱下帽子扇着凉风。随即，他又同秘书和警卫员一起，帮驾驶员检查了汽车，加足冷水，又用脚踢踢车胎，用手拂拂飘到鼻子跟前的焦臭味，笑着说：“没啥没啥，小意思！”说着又像做了错事的孩子那样，搂着驾驶员和警卫员的肩膀，认真地说：“回到机关，可不能向司令员告状喔！”原来，司令员对他喜欢亲自开车并爱开快车的事，曾经多次提出过警告，他怕再一次“挨剋”。这正是陶勇的性格。他既有雄狮般的勇猛，还有着长者的温厚、孩子般的天真。
我开始认识陶副司令，是在1951年夏天。那时，中朝军队经历了5次大战役，一直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线。我们的兵团机关从咸兴地区移到了江原道的一处深山里。有一天，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通知我到司令部去，说是陶副司令有事要“请教”。我背起照相机，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司令部驻地。经哨兵指引，我在茂密的松林中找到了陶副司令的住所。瞧，这简直是一座风格独特的别墅：茅草盖顶的小屋连着防空室，门前有一方清除了杂草的平地，旁边筑了花坛，种上了色彩斑斓的野花;一棵矮树上，还用废电线拴着一只小猴子，正在攀缘跳腾。来到小屋门口，我就听见了一片噼噼啪啪的木器撞击声，夹杂着人们的阵阵欢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些人围着一张小小的康乐球桌，有的在打球，有的在围观当拉拉队。其中有个打球人劲头特別大，嗓门特別高。他穿着衬衫，挽起袖子，一边打球，一边叫喊：“瞄准——击发——命中！哈哈！”
这个快乐的球手，正是陶勇，我们的兵团副司令。将近一年的恶战苦斗，虽然使他明显地消瘦了，而胜利，却又使他变得年轻了。我走上前去，向他敬礼报到。他一见我，怔了一下，然后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嘿！小鬼，你是摄影记者吗？”我红着脸说还不算正式记者，刚开始学习。
“哦，现在不算正式记者，以后就是正式的了。”他说着，把我拉进了他的住室，从桌上拿起一架小型照相机，“你给我讲解一下这玩意儿的性能和射击要领，好不好啊？”
原来，作战部门根据陶副司令经常深入部队视察阵地的需要，给他新配了一架缴获的照相机。他见我有些拘谨，便笑着说：“请大胆指点。你总比我先学一步，先学为师嘛！” 从此，我这个刚刚入门的见习记者，就成了陶副司令学习摄影的“辅导员”。有一天，辅导完毕，开午饭了，陶副司令留我一起吃饭，同桌的还有兵团参谋长覃健。桌上两菜一汤，唯一的荤菜是两个荷包蛋。陶副司令夹一个荷包蛋在我的碗里，怕我推让，又用筷子使劲地将荷包蛋捣碎;接着把另一个荷包蛋分成两半，和参谋长一人半个。
“小鬼，你到底几岁了？”陶副司令突然笑着问道。
“不是告诉过你了吗？18。”
“肯定打了埋伏。”覃参谋长在一旁插话。
陶副司令虎着脸接上说：“应当忠诚老实嘛！把生辰八字报给我听听，说假的，小心我打电话査你的档案。”无奈，我只好报了出生年月。副司令一听，哈哈大笑了：“参谋长在这里，你还能骗得了！按科学算法，不足16岁嘛。”忽然，他止住笑，逼问：“唔，你是怎么混进部队的？”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心头怦怦直跳。
他看见我羞红了脸，忙又改口道：“快吃饭，不用紧张，保证不开除你的军籍！不过，虚报年龄可要改正过来。年纪小参军打仗并不丢脸，我当兵那年也只有16岁，如今当了兵团副司令，周总理、陈老总见了我，还叫我小陶小陶的，我才不卖老哩！”吃完饭，陶副司令又亲自给我削苹果，一边侃侃而谈：“革命需要人才，人才不够，只好从实践中培养嘛。不少同志20來岁能当上营长、团长，十五六岁的娃娃为啥不可以学当记者？我没有上过正规军事学校，过去贪玩，不用功，靠领导管得紧。有回不肯参加学习，陈老总要派警卫班把我绑了去学习。后来也就自觉一点了……”说着，把削好的苹果塞进我手中，“你这娃娃兵，可要好好学习，唔！”
我心里热乎乎的，低着头啃苹果，一边却在品味着这些甘霖般的话语，温暖得就像在家里一样。
1953年初夏，前线比较平静。兵团政治部特邀朝鲜画家洪圣哲来兵团驻地，创作油画《打击侵略者》。陶副司令知道这事以后，就打电话给政治部主任谢友法，要求将画家洪圣哲请到司令部去，就把画室安在他的住所旁边，说要亲眼看画家画画。《打击侵略者》刚画成，陶副司令又来电话命我去拍照，除了为他和画家与画作一起拍照外，他还接过我的照相机，特地为我和画作拍了照片留作纪念。洪圣哲通汉语，激动地赞叹说：“想不到……战功赫赫的陶将军会这样喜爱艺术，真让人感动啊！”
有一天，志愿军总部和各兵团的高级将领们到我们兵团驻地开作战会议，陶副司令又要我去拍照。我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高级将领，慌了神，端着照相机，东边转转，西边站站，好容易鼓起勇气，走到将领们跟前，取好景，迅速按下了快门。不料，刚松过一口气，这些老干部忽然指指点点地议论了起来，只听得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像吟诗一般地吟道：“好个娃娃记者，听声音，咔嚓一下倒清脆;看镜头，上面还罩着一个盖！”
指挥员们都乐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窘得我无地自容。这时，陶副司令摇摇手道：“别笑，别笑，娃娃记者初次见到这么多大首长，难免会紧张。请大家原谅，多多原谅！”一边走上前来，站到我身旁，看看拍摄场面，为我鼓劲壮胆：“唔，这个角度不坏。沉住气，重拍一张。”说完，表示抚慰地摸了一下我的头，走回到指挥员中间去了。李志民也微笑着安慰道：“小鬼，不必紧张嘛，我们又不吃人！”
欢声笑语，使我振作精神，终于完成了任务。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回忆起来，总像发生在昨天，我仿佛在陶勇将军的亲切关怀下，还刚刚摆脱童稚状态。十年浩劫中，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将军，未能为国捐躯海疆，却被林彪、四人帮害死在一口水井中，令人悲愤！陶勇将军猝然离世，专案人员也抄没了我所珍藏的大量照片，但他们无法抄去我心灵中的底片。陶勇将军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底。
让我们与亲历者一起走进那烽火连天的激情岁月里。
人们在生活中，会留下很多师长亲友的照片，天长日久，有的照片难免渐渐褪色，而留藏在心灵中的底片，尽管岁月消逝，却依然鲜明清晰。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战场，分配在东线的第九兵团政治部工作，常听到机关干部们称颂智勇双全的兵团副司令员陶勇将军。我是新兵，曾遗憾没能在新四军东进时期，看到陶勇率部在苏中歼倭的雄姿;也没能在渡江大战中，看到陶勇击伤敢于向我们挑衅的老牌帝国战舰“紫石英”号的壮举。但是，在朝鲜战地，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位传奇名将的风采和魅力。
有一次，我作为一名摄影记者，随着陶勇上前线。我们的吉普车在敌机重点封锁区“鬼门关”的北缘停了下来。面对盘旋的敌机和挂在空中的照明弹，防空哨兵要我们把汽车隐蔽起来，等到拂晓时刻通过封锁区。
秘书问，为什么非要等到拂晓？ 哨兵说，拂晓的时候，敌机对地面目标看不清楚，比较安全。陶勇听了跨下车，踱了几步，问防空哨兵：“绕道行不行？ ”哨兵说，绕道要多走200多公里路，也有“鬼门关”。
“那就冲过去！不能在这里干等几个钟头。”陶勇迎着照明区一挥手，拿定了主意。秘书和警卫员互相望望，明知危险，都没有说话。驾驶员却皱紧了眉头，显然是在为首长的安全担忧。
陶勇看了看手表，走到驾驶员身旁，斩釘截铁地说：“你坐到一边去！”驾驶员知道陶副司令的脾气，不吭声，带着一脸的无奈，乖乖地让出了自己的驾驶座。陶勇身边的人都知道，还在苏北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部队缴获了第一辆摩托车，他不顾连连摔跟斗，当天就学会了驾驶，以后就敢在火线上穿梭飞驰。就这样，陶勇亲自驾起了吉普车。
小车拖着滚滚烟尘，奔腾跳跃，车上的伪装树枝纷纷甩落路旁，挡风玻璃和引擎盖板反射着照明弹的强光。敌机很快发现了目标，竟钻到照明弹底下进行观察。啸声震痛耳膜，机翼闪着寒光。驾驶员和警卫员探身到车外，及时报告敌机动向，陶勇就根据情况不断地改变着车速。
“俯冲啦！”驾驶员和警卫员同时喊。
敌机怪啸着凌空直下。陶勇一踩刹车，随着机枪的连射声，只见一串串子弹冒着蓝色火苗，噼噼啪啪地打在前方路面上;当又一架敌机刚进入俯冲并开始发射火箭弹的时候，陶勇却猛踩油门，让小车像快马着鞭似地向前窜去。只听得轰轰两声，两枚火箭弹远远地落在车后爆炸了。
敌机连续攻击没有奏效，便在路面上投下了凝固汽油弹。陶勇拉低帽檐，圆睁双眼，咬紧牙关，镇定地将方向盘向旁一打，小车灵活地划了一个半弧形，紧贴着路沿，避开燃烧液的高温中心，又向前飞驰了。热浪扑进车厢，燃烧液沾在车轮上，像长了火的翅膀一般，扇动着，扇动着，带着呼呼的声响。连续飞驰了好几百米后，燃烧液才被车轮的离心力所甩净。
就这样，我们终于胜利地冲出了被照明弹映得通亮的封锁区，除轮胎烧了一点外，谁都没有损伤一根毫毛。
到了安全地带，陶副司令这才把汽车傍着山根停下来，擦去满头大汗，脱下帽子扇着凉风。随即，他又同秘书和警卫员一起，帮驾驶员检查了汽车，加足冷水，又用脚踢踢车胎，用手拂拂飘到鼻子跟前的焦臭味，笑着说：“没啥没啥，小意思！”说着又像做了错事的孩子那样，搂着驾驶员和警卫员的肩膀，认真地说：“回到机关，可不能向司令员告状喔！”原来，司令员对他喜欢亲自开车并爱开快车的事，曾经多次提出过警告，他怕再一次“挨剋”。这正是陶勇的性格。他既有雄狮般的勇猛，还有着长者的温厚、孩子般的天真。
我开始认识陶副司令，是在1951年夏天。那时，中朝军队经历了5次大战役，一直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线。我们的兵团机关从咸兴地区移到了江原道的一处深山里。有一天，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通知我到司令部去，说是陶副司令有事要“请教”。我背起照相机，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司令部驻地。经哨兵指引，我在茂密的松林中找到了陶副司令的住所。瞧，这简直是一座风格独特的别墅：茅草盖顶的小屋连着防空室，门前有一方清除了杂草的平地，旁边筑了花坛，种上了色彩斑斓的野花;一棵矮树上，还用废电线拴着一只小猴子，正在攀缘跳腾。来到小屋门口，我就听见了一片噼噼啪啪的木器撞击声，夹杂着人们的阵阵欢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些人围着一张小小的康乐球桌，有的在打球，有的在围观当拉拉队。其中有个打球人劲头特別大，嗓门特別高。他穿着衬衫，挽起袖子，一边打球，一边叫喊：“瞄准——击发——命中！哈哈！”
这个快乐的球手，正是陶勇，我们的兵团副司令。将近一年的恶战苦斗，虽然使他明显地消瘦了，而胜利，却又使他变得年轻了。我走上前去，向他敬礼报到。他一见我，怔了一下，然后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嘿！小鬼，你是摄影记者吗？”我红着脸说还不算正式记者，刚开始学习。
“哦，现在不算正式记者，以后就是正式的了。”他说着，把我拉进了他的住室，从桌上拿起一架小型照相机，“你给我讲解一下这玩意儿的性能和射击要领，好不好啊？”
原来，作战部门根据陶副司令经常深入部队视察阵地的需要，给他新配了一架缴获的照相机。他见我有些拘谨，便笑着说：“请大胆指点。你总比我先学一步，先学为师嘛！” 从此，我这个刚刚入门的见习记者，就成了陶副司令学习摄影的“辅导员”。有一天，辅导完毕，开午饭了，陶副司令留我一起吃饭，同桌的还有兵团参谋长覃健。桌上两菜一汤，唯一的荤菜是两个荷包蛋。陶副司令夹一个荷包蛋在我的碗里，怕我推让，又用筷子使劲地将荷包蛋捣碎;接着把另一个荷包蛋分成两半，和参谋长一人半个。
“小鬼，你到底几岁了？”陶副司令突然笑着问道。
“不是告诉过你了吗？18。”
“肯定打了埋伏。”覃参谋长在一旁插话。
陶副司令虎着脸接上说：“应当忠诚老实嘛！把生辰八字报给我听听，说假的，小心我打电话査你的档案。”无奈，我只好报了出生年月。副司令一听，哈哈大笑了：“参谋长在这里，你还能骗得了！按科学算法，不足16岁嘛。”忽然，他止住笑，逼问：“唔，你是怎么混进部队的？”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心头怦怦直跳。
他看见我羞红了脸，忙又改口道：“快吃饭，不用紧张，保证不开除你的军籍！不过，虚报年龄可要改正过来。年纪小参军打仗并不丢脸，我当兵那年也只有16岁，如今当了兵团副司令，周总理、陈老总见了我，还叫我小陶小陶的，我才不卖老哩！”吃完饭，陶副司令又亲自给我削苹果，一边侃侃而谈：“革命需要人才，人才不够，只好从实践中培养嘛。不少同志20來岁能当上营长、团长，十五六岁的娃娃为啥不可以学当记者？我没有上过正规军事学校，过去贪玩，不用功，靠领导管得紧。有回不肯参加学习，陈老总要派警卫班把我绑了去学习。后来也就自觉一点了……”说着，把削好的苹果塞进我手中，“你这娃娃兵，可要好好学习，唔！”
我心里热乎乎的，低着头啃苹果，一边却在品味着这些甘霖般的话语，温暖得就像在家里一样。
1953年初夏，前线比较平静。兵团政治部特邀朝鲜画家洪圣哲来兵团驻地，创作油画《打击侵略者》。陶副司令知道这事以后，就打电话给政治部主任谢友法，要求将画家洪圣哲请到司令部去，就把画室安在他的住所旁边，说要亲眼看画家画画。《打击侵略者》刚画成，陶副司令又来电话命我去拍照，除了为他和画家与画作一起拍照外，他还接过我的照相机，特地为我和画作拍了照片留作纪念。洪圣哲通汉语，激动地赞叹说：“想不到……战功赫赫的陶将军会这样喜爱艺术，真让人感动啊！”
有一天，志愿军总部和各兵团的高级将领们到我们兵团驻地开作战会议，陶副司令又要我去拍照。我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高级将领，慌了神，端着照相机，东边转转，西边站站，好容易鼓起勇气，走到将领们跟前，取好景，迅速按下了快门。不料，刚松过一口气，这些老干部忽然指指点点地议论了起来，只听得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像吟诗一般地吟道：“好个娃娃记者，听声音，咔嚓一下倒清脆;看镜头，上面还罩着一个盖！”
指挥员们都乐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窘得我无地自容。这时，陶副司令摇摇手道：“别笑，别笑，娃娃记者初次见到这么多大首长，难免会紧张。请大家原谅，多多原谅！”一边走上前来，站到我身旁，看看拍摄场面，为我鼓劲壮胆：“唔，这个角度不坏。沉住气，重拍一张。”说完，表示抚慰地摸了一下我的头，走回到指挥员中间去了。李志民也微笑着安慰道：“小鬼，不必紧张嘛，我们又不吃人！”
欢声笑语，使我振作精神，终于完成了任务。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回忆起来，总像发生在昨天，我仿佛在陶勇将军的亲切关怀下，还刚刚摆脱童稚状态。十年浩劫中，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将军，未能为国捐躯海疆，却被林彪、四人帮害死在一口水井中，令人悲愤！陶勇将军猝然离世，专案人员也抄没了我所珍藏的大量照片，但他们无法抄去我心灵中的底片。陶勇将军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