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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一个九月金色的午后，按照约定，我前去拜访捷克著名小说家克里玛。当时，他已年届八十，但精神矍铄，始终笑盈盈的样子，让你觉得格外的和蔼和亲切。在他宽敞的别墅里，我们的交谈流畅而愉快。星灿和我主编的“克里玛系列”就放在他书架显要的位置上。他说能面向中国读者，对他意义重大。至今，他已有七本书被译成了中文。不久，花城出版社还将出版他好几本书，其中有他自己相当看重的《我疯狂的世纪》。
尽管经历坎坷，但我知道，无论为人，还是作文，他总是那么的平静。他说：“平静能保护自己的心境。捷克五十年代最为糟糕。其他时候，生存都没问题。我完全可以定居国外，但最终还是坚持留在了祖国。这里，我用母语写作，自如而舒服，而且生活在亲人和朋友中。政治高压时期，我一无所有，但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写作。”如此，从一开始，写作，于他，就成为一种呼吸，一种生命方式，一种自我拯救，一种抗衡灰暗的武器。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人们往往都会首先想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读者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早就把自己当作法国作家并直接用法语写作了。这里面自然涉及到不少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等等。捷克人最最推崇和喜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克里玛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克里玛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有过三年多时间的集中营经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同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克里玛对集中营经历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视角。他认为，除去恐怖，那段极端的经历还给他带来了对幸福和自由的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甚至觉得：“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也正是在集中营里，他首次听从了写作的召唤：“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走向偏激和狭隘。但让人惊奇的是，在克里玛的作品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仇恨”两字，因为，克里玛及时地悟到：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种开悟在将他的创作引向一种更高境界的同时，也激活了他内心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已出版了《我的初恋》、《我的金饭碗》、《爱情和垃圾》、《风流的夏天》、《被审判的法官》、《一日情人》、《爱情对话》、《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写下不少剧本以及《布拉格精神》、《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我疯狂的世纪》等随笔集和回忆录。尽管“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在捷克遭禁，他本人也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但他的大量作品依然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不少还传到了海外。因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他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了，作品被译介到了五十多个国家。只不过当时，昆德拉正在中国迅猛走红，让我们对其他捷克作家视而不见。而欧美文学评论界早就将克里玛和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当上总统的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相比，克里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象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象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显然更看重质朴和自然，要在质朴和自然中贴近世界、生活和人性的本质。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如果说昆德拉总是要突显自己的话，克里玛正好相反，总是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昆德拉总是不断地从小说背后跳出来，打断读者并引领读者去沉思、去发问，自觉地扮演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也是我每每读到昆德拉，就会首先感到他的骄傲，他的炫耀，甚至他的自私的缘由。昆德拉是个文学野心很大的作家，他也的确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文学成就。而克里玛却要谦卑得多，只诚恳地给你讲几个故事，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琢磨、可回味的话，他也一点也不在意。他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都会灭亡。克里玛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对付生存的超级本领。读读哈谢克，认识一下那个胖乎乎的帅克，你就会同意他的看法。他在谈到布拉格这个城市更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时，也正是在谈论捷克这个民族。
克里玛作品中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昆德拉有着相同的策略。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的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这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抓住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里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
《我的初恋》和《一日情人》都是克里玛本人特别钟爱的作品。他觉得，写短篇小说更有愉悦感。得知我翻译过《我的初恋》，他连忙问我喜欢哪几篇。《米丽亚姆》和《真话游戏》，我回答。他说《我的初恋》和《一日情人》中的许多短篇都是他生命中真实的故事。《米丽亚姆》中的初恋故事就发生在集中营。当人处于饥饿状态时，食品便最最重要。而一个能多给你食品的姑娘，你肯定会爱上她的。初恋就这样同饥饿连接在了一起。故乡，少年，青春期心理，女人，真实和虚幻，情爱和爱情，这些人生中的重要主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艺术中的重要主题。它们常常杂揉于一体，彼此纠结，有时又相互矛盾，以迷人却又难解的方式，构成人生的交响。人生常常没有答案。你可别试图从这些故事中去寻找答案，克里玛轻声地提醒。没有答案，却有了小说。没错，这就是克里玛，这就是克里玛风格。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里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讨论都显得多余。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表面上“原封不动”，实则上却有着对人生最精细的敏锐和最深切的感悟。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
光线在不知不觉中移动。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谈话已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英国红茶，捷克红酒，夫人海伦娜制作的点心，自由自在的畅谈，真是一个宁静和奢侈的午后。机会难得，我想拍些照片。可以吗，我问克里玛。当然，他说。他很配合。换了好几种姿势。还建议到饭厅拍几张。那里光线更好。桌上摆着一束鲜花。两天前，他刚刚过完生日。他特别善解人意，说我们该合影留念。可屋子里就我们两人。他说孙女海娜就住在隔壁，他可以请她来帮帮忙。海娜一走进书房，你就感到了她的活力。一位阳光、大方的美丽姑娘，笑起来，太迷人了，显然是克里玛的掌上明珠。她热情地伸出手，用标准的美国英语发出问候。在捷克，我遇到好几位年轻人，都说一口美国英语。在波黑，情形相同。我说要请你帮忙。她说：No problem.随后又灿烂地笑。克里玛也在笑。望着微笑的克里玛，我想起了他说的一句话：“摆脱仇恨，你便能在内心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尽管经历坎坷，但我知道，无论为人，还是作文，他总是那么的平静。他说：“平静能保护自己的心境。捷克五十年代最为糟糕。其他时候，生存都没问题。我完全可以定居国外，但最终还是坚持留在了祖国。这里，我用母语写作，自如而舒服，而且生活在亲人和朋友中。政治高压时期，我一无所有，但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写作。”如此，从一开始，写作，于他，就成为一种呼吸，一种生命方式，一种自我拯救，一种抗衡灰暗的武器。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人们往往都会首先想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读者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早就把自己当作法国作家并直接用法语写作了。这里面自然涉及到不少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等等。捷克人最最推崇和喜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克里玛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克里玛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有过三年多时间的集中营经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同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克里玛对集中营经历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视角。他认为，除去恐怖，那段极端的经历还给他带来了对幸福和自由的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甚至觉得：“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也正是在集中营里，他首次听从了写作的召唤：“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走向偏激和狭隘。但让人惊奇的是，在克里玛的作品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仇恨”两字，因为，克里玛及时地悟到：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种开悟在将他的创作引向一种更高境界的同时，也激活了他内心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已出版了《我的初恋》、《我的金饭碗》、《爱情和垃圾》、《风流的夏天》、《被审判的法官》、《一日情人》、《爱情对话》、《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写下不少剧本以及《布拉格精神》、《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我疯狂的世纪》等随笔集和回忆录。尽管“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在捷克遭禁，他本人也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但他的大量作品依然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不少还传到了海外。因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他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了，作品被译介到了五十多个国家。只不过当时，昆德拉正在中国迅猛走红，让我们对其他捷克作家视而不见。而欧美文学评论界早就将克里玛和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当上总统的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相比，克里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象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象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显然更看重质朴和自然，要在质朴和自然中贴近世界、生活和人性的本质。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如果说昆德拉总是要突显自己的话，克里玛正好相反，总是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昆德拉总是不断地从小说背后跳出来，打断读者并引领读者去沉思、去发问，自觉地扮演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也是我每每读到昆德拉，就会首先感到他的骄傲，他的炫耀，甚至他的自私的缘由。昆德拉是个文学野心很大的作家，他也的确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文学成就。而克里玛却要谦卑得多，只诚恳地给你讲几个故事，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琢磨、可回味的话，他也一点也不在意。他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都会灭亡。克里玛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对付生存的超级本领。读读哈谢克，认识一下那个胖乎乎的帅克，你就会同意他的看法。他在谈到布拉格这个城市更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时，也正是在谈论捷克这个民族。
克里玛作品中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昆德拉有着相同的策略。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的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这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抓住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里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
《我的初恋》和《一日情人》都是克里玛本人特别钟爱的作品。他觉得，写短篇小说更有愉悦感。得知我翻译过《我的初恋》，他连忙问我喜欢哪几篇。《米丽亚姆》和《真话游戏》，我回答。他说《我的初恋》和《一日情人》中的许多短篇都是他生命中真实的故事。《米丽亚姆》中的初恋故事就发生在集中营。当人处于饥饿状态时，食品便最最重要。而一个能多给你食品的姑娘，你肯定会爱上她的。初恋就这样同饥饿连接在了一起。故乡，少年，青春期心理，女人，真实和虚幻，情爱和爱情，这些人生中的重要主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艺术中的重要主题。它们常常杂揉于一体，彼此纠结，有时又相互矛盾，以迷人却又难解的方式，构成人生的交响。人生常常没有答案。你可别试图从这些故事中去寻找答案，克里玛轻声地提醒。没有答案，却有了小说。没错，这就是克里玛，这就是克里玛风格。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里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讨论都显得多余。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表面上“原封不动”，实则上却有着对人生最精细的敏锐和最深切的感悟。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
光线在不知不觉中移动。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谈话已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英国红茶，捷克红酒，夫人海伦娜制作的点心，自由自在的畅谈，真是一个宁静和奢侈的午后。机会难得，我想拍些照片。可以吗，我问克里玛。当然，他说。他很配合。换了好几种姿势。还建议到饭厅拍几张。那里光线更好。桌上摆着一束鲜花。两天前，他刚刚过完生日。他特别善解人意，说我们该合影留念。可屋子里就我们两人。他说孙女海娜就住在隔壁，他可以请她来帮帮忙。海娜一走进书房，你就感到了她的活力。一位阳光、大方的美丽姑娘，笑起来，太迷人了，显然是克里玛的掌上明珠。她热情地伸出手，用标准的美国英语发出问候。在捷克，我遇到好几位年轻人，都说一口美国英语。在波黑，情形相同。我说要请你帮忙。她说：No problem.随后又灿烂地笑。克里玛也在笑。望着微笑的克里玛，我想起了他说的一句话：“摆脱仇恨，你便能在内心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