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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桂琳·诺佛葛拉兹(Jacqueline Novogratz)在美国一个平凡家庭中成长，半工半读完成维吉尼亚大学的学业，并幸运地进入金融业发展，因为工作关系而走遍世界各地，让贾桂琳看到世界正面临的问题——贫穷。她强烈想为穷人谋福利，于是断然离开人人称羡的高薪工作，远赴非洲投入改变世界的行动。
尽管熟读关于非洲的所有资料，但亲身来到全然未知的非洲时，她所面临的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当地人的不信任：一个来自美国的白人女孩，享有天生的优势与特权，有何能耐为非洲带来希望?
遭受排挤孤立、被信任者背叛，甚至被人下毒，贾桂琳并没有退却，而是更深入倾听非洲。在卢安达创立“独特应变”，为当地贫穷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以改善生活；重整当地单亲妈妈社福团体，让她们能找回信心、脱离贫穷。无数妇女通过机构获得改变，她们成为非洲最有潜力的一群。贾桂琳回到美国，成立了非营利创投机构“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以投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开创可以永续经营的企业，并为当地贫穷民众提供基本民生服务。
我在6岁时，就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成年后，我放弃金融工作，怀着满腔热情前进非洲。一路走来，遭逢到的打击和困境远非他人能想象，甚至差点送命。
而这一切，都要从那件蓝毛衣说起。
从美国到非洲
我的蓝毛衣质地轻柔，袖子上织着横条纹，毛衣正中央则是一幅非洲图案——两匹斑马站在一座积雪的“吉力马扎罗山”(非洲第一高峰)。我深爱我的蓝毛衣，甚至在它的领口标签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蓝毛衣一路跟着我从初中直到高一，它随着我的身形改变，紧紧包裹着我那连自己都不愿正视的青春期的身体。有一天，学校最趾高气扬的足球队长竟然在大厅向我提出了约会的邀请。顿时，周围的空气紧绷得要爆开。
这时候，另一个男生转身，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毛衣。“其实，我们不必大老远跑到其他地方去滑雪，”他指着我胸口上的图案喊着，“我们只要直接上‘贾桂琳山’就行了。”瞬间，所有男生疯狂大笑。我简直羞愧、愤怒到几乎当场暴毙。
那天下午，我火速冲回家，向母亲宣告，这件龌龊的毛衣必须立刻从我眼前消失。蓝毛衣就此被送进旧衣中心。
时间快转到1987年初：25岁的我正在卢安达首都基加利蜿蜒的街道上慢跑。我到卢安达是为了要设立一个专为贫穷妇女提供微型贷款的机构。
忽然，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小男孩窜到我面前来，他身上穿着一件蓝毛衣——那件我曾经深爱，但后来又遭狠心抛弃的蓝毛衣。我兴奋地跑向小男孩。指着他身上的毛衣，轻轻抓住他的肩膀，翻下衣领，完全没错，我的名字还写在那浪迹天涯10多年、越过千山万水的蓝毛衣上呢。
蓝毛衣的旅程
蓝毛衣可真是经历了一番辗转流离。从它的生产地埃及亚历山大港，到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再流浪到非洲的卢安达。
离开维吉尼亚后，它可能曾经先穿在另一个美国女孩身一，然后又回到旧衣站，再漂洋过海抵达非洲。它到非洲的第一站可能是肯亚的蒙巴萨港，因为那是非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它在上岸前应该已经通过烟熏消毒、捆在100磅一匝的旧衣堆中。这些旧衣可能包括了美国泽西海滩酒吧里卖的T恤、过时的大衣，甚至晚礼服。这些一捆捆的旧衣可能先被卖给二手衣大盘商，而他们则会请零售商自行过滤其中无用的部分，挑出他们认为还能卖钱的货色。不久之后，这些二手衣商人可能就会因此顺利挤入中产阶级。
蓝毛衣所经历的旅程提醒着我，世界上的人是如何地紧密相连。我们的行为(或不作为)可以如何在我们自己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悄悄地影响到地球另一端的人。
培养“少数领导”
在我负责“慈善工作坊”的那几年里，公益事业正逐渐成为一项生机蓬勃的专业领域。有一天，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会长安琪拉·布莱克威尔来找我，希望我能接手一个新挑战。
她对我提到了“少数领导”的概念：“美国社会的主流团体，一向认为我们的社会规范很合理、很有效，因为这些规范对他们似乎很公平。但另一方面，视自己为‘局外人’的群体，则必须接受系统的学习，才能拥有成功的机会……慈善事业不止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还有领导的能力。”
安琪拉协助我组成了一个非常多元的团队——“新世代领导人”，每年，我们从数百位被提名人中，选出24位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物：社区工作者、人权推动者、社会创业家，甚至还有美国海军的战斗机驾驶员。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极为杰出。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很荣幸地认识并与许多有智慧的人共同学习、成长。
互相包容成长
丽莎·苏利文是社区工作者，身材壮硕宛若卡车司机，永远涂着翘翘的睫毛膏，戴着可爱的耳环，聪明、意志坚定，是耶鲁大学政治系高材生。我从没碰过像她这样的人。
在建立“新世代领导人”计划的初期，我和丽莎决定去一趟密西西比三角洲。那时，丽莎和我还不太熟，她坦白告诉我，她不确定是否想和我一起去真正的美国南方——她眼中属于她的同胞的故乡。但我答应一定会进退合宜，举止得当。
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拜访当地的教育工作者、教会领袖、政府决策者、监狱里的人犯，以及路边的蓝油漆家。当我得知当地95％的公立学校都是黑人学校，而95％的私校都是白人学校时，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丽莎对我的无知感到十分不悦，而我也觉得她简直是个不经大脑思考的自由派。
最后，智慧过人的密西西比州第一位黑人女性市长布莱克薇尔提醒我们，我们多么需要彼此包容、彼此拥抱。布莱克薇尔告诉我们：“领导是一生的功课，和我们最不同的人，通常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人。”
两年后，丽莎和我都决定转换跑道，建立新的机构。我想专注在国际事务上，丽莎则决定前往华府从事青少年工作。每当我们深夜在办公室里互通电话时，会为彼此的超时工作及孤寂互相安慰。
热情富有的瑞塔
那段岁月里，我最怀念的人还有瑞塔·布莱特，她是从华府来的非裔社区工作者，高高瘦瘦，看来颇具威严。
当我们这个24人组成的团队拜访南非时，瑞塔碰到了一群赤贫的养猪户没钱买饲料喂猪，深受这些南非人的困境及打不死的理想所感动，决定固定捐钱协助他们。她以理所当然的口吻说，她只要每周少吃两次午餐，就可以细水长流地帮助那些非洲人。
她说：“每个人上路前当然都需要人家帮忙推一把。只要给他们一条路定，慢慢他们就会跑，接着你会看到他们跳舞，有些人甚至可以学会振翅高飞呢。”
她的话，让我想起卢安达街道上那个奔跑的小男孩。蓝毛衣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故事，自从当年看到我的蓝毛衣穿在那孩子身上，我就更加明白自己到非洲的目的。
尽管熟读关于非洲的所有资料，但亲身来到全然未知的非洲时，她所面临的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当地人的不信任：一个来自美国的白人女孩，享有天生的优势与特权，有何能耐为非洲带来希望?
遭受排挤孤立、被信任者背叛，甚至被人下毒，贾桂琳并没有退却，而是更深入倾听非洲。在卢安达创立“独特应变”，为当地贫穷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以改善生活；重整当地单亲妈妈社福团体，让她们能找回信心、脱离贫穷。无数妇女通过机构获得改变，她们成为非洲最有潜力的一群。贾桂琳回到美国，成立了非营利创投机构“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以投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开创可以永续经营的企业，并为当地贫穷民众提供基本民生服务。
我在6岁时，就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成年后，我放弃金融工作，怀着满腔热情前进非洲。一路走来，遭逢到的打击和困境远非他人能想象，甚至差点送命。
而这一切，都要从那件蓝毛衣说起。
从美国到非洲
我的蓝毛衣质地轻柔，袖子上织着横条纹，毛衣正中央则是一幅非洲图案——两匹斑马站在一座积雪的“吉力马扎罗山”(非洲第一高峰)。我深爱我的蓝毛衣，甚至在它的领口标签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蓝毛衣一路跟着我从初中直到高一，它随着我的身形改变，紧紧包裹着我那连自己都不愿正视的青春期的身体。有一天，学校最趾高气扬的足球队长竟然在大厅向我提出了约会的邀请。顿时，周围的空气紧绷得要爆开。
这时候，另一个男生转身，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毛衣。“其实，我们不必大老远跑到其他地方去滑雪，”他指着我胸口上的图案喊着，“我们只要直接上‘贾桂琳山’就行了。”瞬间，所有男生疯狂大笑。我简直羞愧、愤怒到几乎当场暴毙。
那天下午，我火速冲回家，向母亲宣告，这件龌龊的毛衣必须立刻从我眼前消失。蓝毛衣就此被送进旧衣中心。
时间快转到1987年初：25岁的我正在卢安达首都基加利蜿蜒的街道上慢跑。我到卢安达是为了要设立一个专为贫穷妇女提供微型贷款的机构。
忽然，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小男孩窜到我面前来，他身上穿着一件蓝毛衣——那件我曾经深爱，但后来又遭狠心抛弃的蓝毛衣。我兴奋地跑向小男孩。指着他身上的毛衣，轻轻抓住他的肩膀，翻下衣领，完全没错，我的名字还写在那浪迹天涯10多年、越过千山万水的蓝毛衣上呢。
蓝毛衣的旅程
蓝毛衣可真是经历了一番辗转流离。从它的生产地埃及亚历山大港，到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再流浪到非洲的卢安达。
离开维吉尼亚后，它可能曾经先穿在另一个美国女孩身一，然后又回到旧衣站，再漂洋过海抵达非洲。它到非洲的第一站可能是肯亚的蒙巴萨港，因为那是非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它在上岸前应该已经通过烟熏消毒、捆在100磅一匝的旧衣堆中。这些旧衣可能包括了美国泽西海滩酒吧里卖的T恤、过时的大衣，甚至晚礼服。这些一捆捆的旧衣可能先被卖给二手衣大盘商，而他们则会请零售商自行过滤其中无用的部分，挑出他们认为还能卖钱的货色。不久之后，这些二手衣商人可能就会因此顺利挤入中产阶级。
蓝毛衣所经历的旅程提醒着我，世界上的人是如何地紧密相连。我们的行为(或不作为)可以如何在我们自己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悄悄地影响到地球另一端的人。
培养“少数领导”
在我负责“慈善工作坊”的那几年里，公益事业正逐渐成为一项生机蓬勃的专业领域。有一天，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会长安琪拉·布莱克威尔来找我，希望我能接手一个新挑战。
她对我提到了“少数领导”的概念：“美国社会的主流团体，一向认为我们的社会规范很合理、很有效，因为这些规范对他们似乎很公平。但另一方面，视自己为‘局外人’的群体，则必须接受系统的学习，才能拥有成功的机会……慈善事业不止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还有领导的能力。”
安琪拉协助我组成了一个非常多元的团队——“新世代领导人”，每年，我们从数百位被提名人中，选出24位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物：社区工作者、人权推动者、社会创业家，甚至还有美国海军的战斗机驾驶员。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极为杰出。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很荣幸地认识并与许多有智慧的人共同学习、成长。
互相包容成长
丽莎·苏利文是社区工作者，身材壮硕宛若卡车司机，永远涂着翘翘的睫毛膏，戴着可爱的耳环，聪明、意志坚定，是耶鲁大学政治系高材生。我从没碰过像她这样的人。
在建立“新世代领导人”计划的初期，我和丽莎决定去一趟密西西比三角洲。那时，丽莎和我还不太熟，她坦白告诉我，她不确定是否想和我一起去真正的美国南方——她眼中属于她的同胞的故乡。但我答应一定会进退合宜，举止得当。
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拜访当地的教育工作者、教会领袖、政府决策者、监狱里的人犯，以及路边的蓝油漆家。当我得知当地95％的公立学校都是黑人学校，而95％的私校都是白人学校时，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丽莎对我的无知感到十分不悦，而我也觉得她简直是个不经大脑思考的自由派。
最后，智慧过人的密西西比州第一位黑人女性市长布莱克薇尔提醒我们，我们多么需要彼此包容、彼此拥抱。布莱克薇尔告诉我们：“领导是一生的功课，和我们最不同的人，通常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人。”
两年后，丽莎和我都决定转换跑道，建立新的机构。我想专注在国际事务上，丽莎则决定前往华府从事青少年工作。每当我们深夜在办公室里互通电话时，会为彼此的超时工作及孤寂互相安慰。
热情富有的瑞塔
那段岁月里，我最怀念的人还有瑞塔·布莱特，她是从华府来的非裔社区工作者，高高瘦瘦，看来颇具威严。
当我们这个24人组成的团队拜访南非时，瑞塔碰到了一群赤贫的养猪户没钱买饲料喂猪，深受这些南非人的困境及打不死的理想所感动，决定固定捐钱协助他们。她以理所当然的口吻说，她只要每周少吃两次午餐，就可以细水长流地帮助那些非洲人。
她说：“每个人上路前当然都需要人家帮忙推一把。只要给他们一条路定，慢慢他们就会跑，接着你会看到他们跳舞，有些人甚至可以学会振翅高飞呢。”
她的话，让我想起卢安达街道上那个奔跑的小男孩。蓝毛衣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故事，自从当年看到我的蓝毛衣穿在那孩子身上，我就更加明白自己到非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