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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物馆的世界自诞生以来就不是静止的，它在外部环境的多重影响下，不断对自身的内部运作机制进行着革新。20世纪下半叶，特展在博物馆空间中的出现可被视为是博物馆体制内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作为博物馆空间中的展览项目，受博物馆体制的影响，同时作为博物馆运作形式之一，也推动着博物馆的发展。
关键词：特展;艺术博物馆;新博物馆学
正如热尔曼·巴赞（Germaine Bazin）对于20世纪末的形容，“这是一个博物馆的时代”1。的确，自20世纪末至今，在新博物馆学研究及发展的转向语境中，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在经历着重大变革：巨资改建旧馆、兴建新馆，关注社会热点话题、利用科技手段拓展博物馆的边界，开发独特的博物馆衍生品、迎合公众趣味，甚至进行跨界、衍生出综艺娱乐的新形式等。
而展览作为艺术博物馆内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艺术博物馆与外界交流的媒介与平台，代表着一座博物馆的气质与形象。也正是在此时，特展的雏形初现并逐渐成熟——发展至21世纪初期，世界上大多数的艺术博物馆均已有举办特展的记录。但至今，学界对于特展这一现象仍尚未形成特定的规制，通过分析20世纪下半叶博物馆理论、运作体制的转向，将有助于我们管窥特展与艺术博物馆之关系，探究特展在博物馆体制中的运作模式。
1. 20世纪末的博物馆理论转向
1.1 ICOM博物馆定义的转向
ICOM是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的简称，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方面的合作伙伴，ICOM在博物馆界拥有绝对的权威。
在ICOM经过研究、讨论所发布的众多资料和数据中，其对“博物馆”这一概念的定义尤为被博物馆届重视，也是博物馆发展走向的指引性文件。自1946年至今，其定义经过了七次修改2，通过对其定义转变的梳理，可以总结出20世纪下半叶至今博物馆界整体的发展趋势。
20世纪末以来较大的调整发生于2007年，其原文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3
比较其与以往定义的变化：首先，2007年的博物馆定义调整了博物馆工作内容的重点，即将“教育”调整到“研究”之前，成为第一位，可见其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强调;其二，将博物馆的藏品内容进行了拓展，即将之前较为重视实体性的“物证”（material evidence）描述更改为“物质及非物质遗产”（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其三，拓展了博物馆类型的边界。
结合时代背景及博物馆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定义的修改意味着这一时期博物馆界发展的趋势特征及重要转向：
第一，博物馆是面向广大公众开放的社会公共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即教育和娱乐功能愈发被强调。一方面，这说明国际博物馆界对于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关注，希望博物馆以非营利性的、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态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处于文化市场竞争中的博物馆对观众的关注程度逐日提升，而为了更好的服务观众已将博物馆的教育工作提升至首要地位，这足以体现博物馆从关注“物”到对关注“人”的运作理念的转变。
第二，博物馆的类型及其运作方式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博物馆的边界在不断拓展：2007年的定义中已不再出现对可视为博物馆机构的罗列，对于许多新样态的博物馆，人们很难只是以组织的名称、构成成分和组织结构来简单确定其是否为博物馆。当代公共博物馆的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4。
1.2新博物馆学的理论转向
20世纪末博物馆学理论的转向，主要是指发生于1960年至1980年间被描述为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的思想变革。
在这一阶段，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欧美各国的社会及文化都产生了极大冲击，自然也波及博物馆领域。它拒斥一体化的、普遍性的方案，否定封闭的结构，而强调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倡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新博物馆学的产生是博物館对后现代思潮最为直接的反应5。相比20世纪初的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发生了以下几点重要转向：
其一，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博物馆学强调其学科研究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于是新博物馆学的相关研究首先探究了博物馆事物的观念性基础，更加关注博物馆的理论问题、作品呈现问题、以及当下的时髦理论，诸如身份认同、殖民或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欧洲中心论、世界艺术等等6。与此同时，新博物馆学在理论上对博物馆的自身功能和社会作用进行了整体的反思，批判了“旧”博物馆学将博物馆视为孤立的、固定不变的观念，从而以更具开放性的视角对博物馆及其所处的社会进行审视，进一步强调了博物馆的社会和教育功能。
其二，新博物馆学以更为开放的眼光审视不断变化着的博物馆内外部环境，以动态的、辩证的思维进行相关理论的研究。1987年10月在西班牙召开的第4届新博物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曾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对博物馆问题的确认应当以变化中的社会文化为依据……博物馆从来都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7。 这直接影响了博物馆研究与实践的格局，某些博物馆曾经认为与之无关的问题，如艺术市场的变化、大众文化消费的走向、娱乐形式的丰富等等在此之后均被认为是博物馆应该关注、考察及可以借鉴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观众从此成为博物馆关注的重点，对不同层次的博物馆观众的研究可以帮助其更好的自我认识。
其三，新博物馆学研究中尝试了诸多跨学科研究的课题。比如米克·贝尔（Mieke Bal）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对博物馆进行重新审视，提出将博物馆的设置视为“一种话语”，这样博物馆中的展览则是“此话语的表述”。 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学者还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对运用跨学科的方式对博物馆进行理论性的、而非单纯经验性的研究：例如，通过运用分类学的相关理论，针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分类和编码策略研究;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博物馆中展览叙事的方式和意义建构展开分析，等等。 参考文献
[1] The Museum Age， Germain Bazin， trans. by Jane van Nuis Cabill， New York： Universal Press， 1967.
[2]七次修改指的是ICOM于1951年、1961年、1974年、1989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对博物馆定义的修改
[3]参见ICOM官方网站对博物馆的定义，网址：http：//archives.icom.museum/hist_def_eng.html
[4]参见宋向光，《国际博协“博物馆”定义的新调整》，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120c810100yfkf.html
[5]陈扬，《浅谈后现代思潮对博物馆的影响》，《文物春秋》，2009年第三期，P47
[6] 曹意强，《美术博物馆的定义与国际学术现状》，《新美术》，2018年第一期，P42
[7] 丁宁，《艺术博物馆：文化表征的特殊空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P148
[8] 曹意强主编，《美术博物馆学导论》，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P69
[9]【美】爱德华·P. 亚历山大著，陈双双译，陈建明主编，《美国博物馆创新者和先驱》，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P81
[10]张瀚予，《当代博物馆伦理问题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年博士论文，P100
[11] 参见Anita Chung（钟妙芬），《再造与盛景：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新馆与新藏》，《美在成久》，2017年第6期，P88，原刊于ORIENTATIONS 英文版 2013年11-12月期
[12] 张子康、罗怡著，《艺术博物馆理论与实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P129
[13]贾布编著，《特展时代2.0》，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P22
[14] 刘鹏，《缪斯之约：欧美艺术博物馆智識体验》，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P29。
作者简介：王媛媛（1992-），女，满族， 河北承德人，艺术学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管理学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 100105）
关键词：特展;艺术博物馆;新博物馆学
正如热尔曼·巴赞（Germaine Bazin）对于20世纪末的形容，“这是一个博物馆的时代”1。的确，自20世纪末至今，在新博物馆学研究及发展的转向语境中，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在经历着重大变革：巨资改建旧馆、兴建新馆，关注社会热点话题、利用科技手段拓展博物馆的边界，开发独特的博物馆衍生品、迎合公众趣味，甚至进行跨界、衍生出综艺娱乐的新形式等。
而展览作为艺术博物馆内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艺术博物馆与外界交流的媒介与平台，代表着一座博物馆的气质与形象。也正是在此时，特展的雏形初现并逐渐成熟——发展至21世纪初期，世界上大多数的艺术博物馆均已有举办特展的记录。但至今，学界对于特展这一现象仍尚未形成特定的规制，通过分析20世纪下半叶博物馆理论、运作体制的转向，将有助于我们管窥特展与艺术博物馆之关系，探究特展在博物馆体制中的运作模式。
1. 20世纪末的博物馆理论转向
1.1 ICOM博物馆定义的转向
ICOM是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的简称，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方面的合作伙伴，ICOM在博物馆界拥有绝对的权威。
在ICOM经过研究、讨论所发布的众多资料和数据中，其对“博物馆”这一概念的定义尤为被博物馆届重视，也是博物馆发展走向的指引性文件。自1946年至今，其定义经过了七次修改2，通过对其定义转变的梳理，可以总结出20世纪下半叶至今博物馆界整体的发展趋势。
20世纪末以来较大的调整发生于2007年，其原文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3
比较其与以往定义的变化：首先，2007年的博物馆定义调整了博物馆工作内容的重点，即将“教育”调整到“研究”之前，成为第一位，可见其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强调;其二，将博物馆的藏品内容进行了拓展，即将之前较为重视实体性的“物证”（material evidence）描述更改为“物质及非物质遗产”（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其三，拓展了博物馆类型的边界。
结合时代背景及博物馆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定义的修改意味着这一时期博物馆界发展的趋势特征及重要转向：
第一，博物馆是面向广大公众开放的社会公共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即教育和娱乐功能愈发被强调。一方面，这说明国际博物馆界对于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关注，希望博物馆以非营利性的、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态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处于文化市场竞争中的博物馆对观众的关注程度逐日提升，而为了更好的服务观众已将博物馆的教育工作提升至首要地位，这足以体现博物馆从关注“物”到对关注“人”的运作理念的转变。
第二，博物馆的类型及其运作方式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博物馆的边界在不断拓展：2007年的定义中已不再出现对可视为博物馆机构的罗列，对于许多新样态的博物馆，人们很难只是以组织的名称、构成成分和组织结构来简单确定其是否为博物馆。当代公共博物馆的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4。
1.2新博物馆学的理论转向
20世纪末博物馆学理论的转向，主要是指发生于1960年至1980年间被描述为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的思想变革。
在这一阶段，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欧美各国的社会及文化都产生了极大冲击，自然也波及博物馆领域。它拒斥一体化的、普遍性的方案，否定封闭的结构，而强调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倡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新博物馆学的产生是博物館对后现代思潮最为直接的反应5。相比20世纪初的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发生了以下几点重要转向：
其一，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博物馆学强调其学科研究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于是新博物馆学的相关研究首先探究了博物馆事物的观念性基础，更加关注博物馆的理论问题、作品呈现问题、以及当下的时髦理论，诸如身份认同、殖民或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欧洲中心论、世界艺术等等6。与此同时，新博物馆学在理论上对博物馆的自身功能和社会作用进行了整体的反思，批判了“旧”博物馆学将博物馆视为孤立的、固定不变的观念，从而以更具开放性的视角对博物馆及其所处的社会进行审视，进一步强调了博物馆的社会和教育功能。
其二，新博物馆学以更为开放的眼光审视不断变化着的博物馆内外部环境，以动态的、辩证的思维进行相关理论的研究。1987年10月在西班牙召开的第4届新博物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曾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对博物馆问题的确认应当以变化中的社会文化为依据……博物馆从来都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7。 这直接影响了博物馆研究与实践的格局，某些博物馆曾经认为与之无关的问题，如艺术市场的变化、大众文化消费的走向、娱乐形式的丰富等等在此之后均被认为是博物馆应该关注、考察及可以借鉴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观众从此成为博物馆关注的重点，对不同层次的博物馆观众的研究可以帮助其更好的自我认识。
其三，新博物馆学研究中尝试了诸多跨学科研究的课题。比如米克·贝尔（Mieke Bal）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对博物馆进行重新审视，提出将博物馆的设置视为“一种话语”，这样博物馆中的展览则是“此话语的表述”。 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学者还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对运用跨学科的方式对博物馆进行理论性的、而非单纯经验性的研究：例如，通过运用分类学的相关理论，针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分类和编码策略研究;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博物馆中展览叙事的方式和意义建构展开分析，等等。 参考文献
[1] The Museum Age， Germain Bazin， trans. by Jane van Nuis Cabill， New York： Universal Press， 1967.
[2]七次修改指的是ICOM于1951年、1961年、1974年、1989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对博物馆定义的修改
[3]参见ICOM官方网站对博物馆的定义，网址：http：//archives.icom.museum/hist_def_eng.html
[4]参见宋向光，《国际博协“博物馆”定义的新调整》，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120c810100yfkf.html
[5]陈扬，《浅谈后现代思潮对博物馆的影响》，《文物春秋》，2009年第三期，P47
[6] 曹意强，《美术博物馆的定义与国际学术现状》，《新美术》，2018年第一期，P42
[7] 丁宁，《艺术博物馆：文化表征的特殊空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P148
[8] 曹意强主编，《美术博物馆学导论》，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P69
[9]【美】爱德华·P. 亚历山大著，陈双双译，陈建明主编，《美国博物馆创新者和先驱》，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P81
[10]张瀚予，《当代博物馆伦理问题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年博士论文，P100
[11] 参见Anita Chung（钟妙芬），《再造与盛景：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新馆与新藏》，《美在成久》，2017年第6期，P88，原刊于ORIENTATIONS 英文版 2013年11-12月期
[12] 张子康、罗怡著，《艺术博物馆理论与实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P129
[13]贾布编著，《特展时代2.0》，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P22
[14] 刘鹏，《缪斯之约：欧美艺术博物馆智識体验》，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P29。
作者简介：王媛媛（1992-），女，满族， 河北承德人，艺术学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管理学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 1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