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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金砖国家通过多次对话，基本上达成了某些共识，明确了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随着综合实力的上升，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改变了二战以来南北国家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严重不对等的局面。在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金砖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和利益融合度在不断上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在日益成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一支新兴力量。
金砖国家的崛起与全球治理
金砖国家散发出的乐观、向上、和谐、合作的能量越强，就越热衷于讨论自身的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金砖国家自“聚首”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将维护本组织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作为宗旨，都希望借助其整体合力和影响来推动国际社会改变现有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为本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都希望通过其巨大且处于上升期的联合力量为各国解决困难寻找一条便捷的道路。联合自强成为金砖国家共同的战略。
但是我们应看到，金砖国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合作机制内部面临着结构质量不高和可持续能力不足的问题。在经贸领域，经济的同构性导致了相互竞争，从而不利于建构稳定有效的全球事务协商机制；在地缘政治上，地理上过于相近可能会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地理上完全不相邻可能会导致战略上难有共同目标；在政治制度方面，金砖国家之间的差异还可能会放大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增加摩擦力。2012年年末，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金砖国家的微观缺陷”的文章，认为金砖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赞扬，但在微观经济领域存在着严重缺陷。同时，美国《外交》双月刊又以《破碎的金砖》为题指出，“新兴的年代”已经结束，金砖国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正在破碎。他们的结论是，金砖国家对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力比预期的要小得多。
诚然，西方国家开始唱衰金砖与其对自身发展的焦虑与不安有关，但是金砖国家在体会合作之快乐的同时，还得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看待自身的问题和发展的瓶颈。值得一提的是，金砖国家还不够重视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文化和伦理道德因素对各国对外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性格对相互之间加强合作的影响。俄罗斯人的傲慢，中国人的矜持，印度人的乖张，巴西人的观望，还有南非人的不知所措，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多少带有一点青涩的滋味。换言之，金砖国家对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以及社会基础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尚要法镜内照，多多地反观一下金砖国家这种合作的内部结构是否合理？社会基础是否坚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主权国家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时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况，主权国家联合体同样也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内部结构的异化和分歧，在于合作基础的脆弱性。当今，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主要还是通过结盟和权力制衡来实现各自的利益，而外交就是指引这种国家间政治行为的无形之手。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犹如打台球。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桌面上的球，外交官就是玩球的人，他们只需关心这些小球之间的互动，而无需在意球的内部结构，结果是留下了一系列失败的记录。如果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忙于合作，而忽视政治互信与社会价值观的重建，那么想把金砖国家锻造得铮亮坚实恐怕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金砖国家有着金灿灿的外表，但有利于其真正发育的却是其政治与社会基础的构建。
打造政治文明的微观基础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无到有，这是五国加强合作迈出的第一步。现在，迈出从“引进形式”到“赋予魂魄”的第二步的时候已经到来了。金砖国家是有共同利益的，也是有合作意愿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国家一定能找到完美合作的捷径。现在来看，建立一套完善的以金砖国家合作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并非不可能，但很显然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涉及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问题，金砖国家也并非不能达成一致，但仍需要加强沟通和协商。
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经丧失了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金砖国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新模式就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与之相适应。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理念和原则不失为新的政治基础之基础。演化成行动纲领，就是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精神，以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互信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建立互信首先是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要摒弃强制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心态和思维。我们必须承认，世界各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千差万别，相互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是难免的。其次要做到互不猜疑，互不敌视，互不以对方为假想敌。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种种原因，各国发展的速度快慢不一，实力对比的变化本身并不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动辄将对方视为威胁或假想敌，那就谈不上相互信任。
所谓包容，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在强调各种期待的时候，不应忘记，金砖国家已经是全球治理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是现在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成员。事实上，金砖国家不需要重复既有的国际机制已经在做的工作，而是必须避免陷入完全不必要的政治联想或传统政治语境当中。这种语境不利于金砖国家激发自身的优势与潜力。金砖国家的发展同样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合作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途径。国际安全机制是各国政府政策协调的结果。这种国际安全机制通常表现出相当高度的公共物品的属性。尽管国际机制建立的前提是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拥有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但国家之间拥有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合作。也就是说，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金砖国家还要进一步增加合作的意识。各国只有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协商以及全面持续的交流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安全问题。合作不是委曲求全，也不是强加于人；合作也不是结盟，不针对第三国，更不伤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金砖国家要让五国民众充分了解，合作不是为了与人分庭抗礼，打造“南方俱乐部”，而是想让占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增加向心力和自信心。 开拓合作新平台
金砖国家间的合作自然不能仅停留在概念的炒作上。“金砖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属于非国家行为体，它与国家行为体构成互补关系。以往，我们比较重视金砖国家所具有的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属性，而忽视了其在非政府组织领域的合作。
当今国际政治学越来越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由于它代表民意，因而在国际关系中可以发挥政府机构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在全球治理方面，非政府组织比政府组织更具有弹性，可降低解决冲突的成本，进而促进国际和平事业。冷战以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大大跨越了传统的经济社会领域，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大业的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它们的参与，全球治理的概念开始由高级政治走向低级政治领域，内涵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大大地扩充了。在横向上，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在纵向上，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全球、国家、个人等各个层次。总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走出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非政府组织由于其草根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构建社会基础的潜质。目前，金砖国家由于缺少这部分血肉联系，民间的粘合度偏低，因此，这一机制比较“骨感”。由于政治与社会基础的不结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先天不足的，它动辄会使金砖国家陷入这样的窘境，即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越深，内部结构的缺陷就会被暴露得越充分，整合内部治理，提升合作水平的压力也会越大。因此，我们在强调金砖国家政府间合作的同时，应把在这一合作机制框架内建立非政府组织间合作的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金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一些自上而下型且有国际战略视野的非政府组织能否携起手来，形成一个合作平台呢？我们相信，它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争取民意，突破语言文化、民族宗教乃至意识形态的障碍，在五国民间营造一种合作的气氛，增加相互间的政治互信，激发金砖国家的正能量，它还可以积蓄五国人民合作的经验，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示范，对健全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应该是有帮助的。
金砖国家的民间组织联合行动之时，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政治社会基础开始构筑之际，全球接近一半的人民将同舟共济，体会抱团的温暖。此时“金砖”概念将真正获得灵性，深入人心。用南非人常说的话来讲，“我存在，因为你存在”（I am， because you are.）。
（作者系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张伟杰）
金砖国家的崛起与全球治理
金砖国家散发出的乐观、向上、和谐、合作的能量越强，就越热衷于讨论自身的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金砖国家自“聚首”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将维护本组织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作为宗旨，都希望借助其整体合力和影响来推动国际社会改变现有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为本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都希望通过其巨大且处于上升期的联合力量为各国解决困难寻找一条便捷的道路。联合自强成为金砖国家共同的战略。
但是我们应看到，金砖国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合作机制内部面临着结构质量不高和可持续能力不足的问题。在经贸领域，经济的同构性导致了相互竞争，从而不利于建构稳定有效的全球事务协商机制；在地缘政治上，地理上过于相近可能会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地理上完全不相邻可能会导致战略上难有共同目标；在政治制度方面，金砖国家之间的差异还可能会放大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增加摩擦力。2012年年末，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金砖国家的微观缺陷”的文章，认为金砖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赞扬，但在微观经济领域存在着严重缺陷。同时，美国《外交》双月刊又以《破碎的金砖》为题指出，“新兴的年代”已经结束，金砖国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正在破碎。他们的结论是，金砖国家对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力比预期的要小得多。
诚然，西方国家开始唱衰金砖与其对自身发展的焦虑与不安有关，但是金砖国家在体会合作之快乐的同时，还得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看待自身的问题和发展的瓶颈。值得一提的是，金砖国家还不够重视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文化和伦理道德因素对各国对外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性格对相互之间加强合作的影响。俄罗斯人的傲慢，中国人的矜持，印度人的乖张，巴西人的观望，还有南非人的不知所措，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多少带有一点青涩的滋味。换言之，金砖国家对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以及社会基础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尚要法镜内照，多多地反观一下金砖国家这种合作的内部结构是否合理？社会基础是否坚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主权国家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时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况，主权国家联合体同样也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内部结构的异化和分歧，在于合作基础的脆弱性。当今，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主要还是通过结盟和权力制衡来实现各自的利益，而外交就是指引这种国家间政治行为的无形之手。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犹如打台球。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桌面上的球，外交官就是玩球的人，他们只需关心这些小球之间的互动，而无需在意球的内部结构，结果是留下了一系列失败的记录。如果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忙于合作，而忽视政治互信与社会价值观的重建，那么想把金砖国家锻造得铮亮坚实恐怕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金砖国家有着金灿灿的外表，但有利于其真正发育的却是其政治与社会基础的构建。
打造政治文明的微观基础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无到有，这是五国加强合作迈出的第一步。现在，迈出从“引进形式”到“赋予魂魄”的第二步的时候已经到来了。金砖国家是有共同利益的，也是有合作意愿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国家一定能找到完美合作的捷径。现在来看，建立一套完善的以金砖国家合作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并非不可能，但很显然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涉及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问题，金砖国家也并非不能达成一致，但仍需要加强沟通和协商。
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经丧失了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金砖国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新模式就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与之相适应。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理念和原则不失为新的政治基础之基础。演化成行动纲领，就是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精神，以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互信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建立互信首先是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要摒弃强制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心态和思维。我们必须承认，世界各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千差万别，相互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是难免的。其次要做到互不猜疑，互不敌视，互不以对方为假想敌。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种种原因，各国发展的速度快慢不一，实力对比的变化本身并不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动辄将对方视为威胁或假想敌，那就谈不上相互信任。
所谓包容，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在强调各种期待的时候，不应忘记，金砖国家已经是全球治理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是现在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成员。事实上，金砖国家不需要重复既有的国际机制已经在做的工作，而是必须避免陷入完全不必要的政治联想或传统政治语境当中。这种语境不利于金砖国家激发自身的优势与潜力。金砖国家的发展同样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合作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途径。国际安全机制是各国政府政策协调的结果。这种国际安全机制通常表现出相当高度的公共物品的属性。尽管国际机制建立的前提是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拥有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但国家之间拥有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合作。也就是说，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金砖国家还要进一步增加合作的意识。各国只有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协商以及全面持续的交流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安全问题。合作不是委曲求全，也不是强加于人；合作也不是结盟，不针对第三国，更不伤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金砖国家要让五国民众充分了解，合作不是为了与人分庭抗礼，打造“南方俱乐部”，而是想让占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增加向心力和自信心。 开拓合作新平台
金砖国家间的合作自然不能仅停留在概念的炒作上。“金砖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属于非国家行为体，它与国家行为体构成互补关系。以往，我们比较重视金砖国家所具有的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属性，而忽视了其在非政府组织领域的合作。
当今国际政治学越来越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由于它代表民意，因而在国际关系中可以发挥政府机构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在全球治理方面，非政府组织比政府组织更具有弹性，可降低解决冲突的成本，进而促进国际和平事业。冷战以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大大跨越了传统的经济社会领域，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大业的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它们的参与，全球治理的概念开始由高级政治走向低级政治领域，内涵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大大地扩充了。在横向上，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在纵向上，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全球、国家、个人等各个层次。总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走出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非政府组织由于其草根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构建社会基础的潜质。目前，金砖国家由于缺少这部分血肉联系，民间的粘合度偏低，因此，这一机制比较“骨感”。由于政治与社会基础的不结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先天不足的，它动辄会使金砖国家陷入这样的窘境，即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越深，内部结构的缺陷就会被暴露得越充分，整合内部治理，提升合作水平的压力也会越大。因此，我们在强调金砖国家政府间合作的同时，应把在这一合作机制框架内建立非政府组织间合作的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金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一些自上而下型且有国际战略视野的非政府组织能否携起手来，形成一个合作平台呢？我们相信，它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争取民意，突破语言文化、民族宗教乃至意识形态的障碍，在五国民间营造一种合作的气氛，增加相互间的政治互信，激发金砖国家的正能量，它还可以积蓄五国人民合作的经验，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示范，对健全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应该是有帮助的。
金砖国家的民间组织联合行动之时，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政治社会基础开始构筑之际，全球接近一半的人民将同舟共济，体会抱团的温暖。此时“金砖”概念将真正获得灵性，深入人心。用南非人常说的话来讲，“我存在，因为你存在”（I am， because you are.）。
（作者系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张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