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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至8月在夏威夷海域铺开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在上届美、日、韩、法、澳等14国之外，新增了印度、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汤加和英国等8个伙伴，使这一曾经针对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两年一度的常规演习，染上了威慑中国“蓝海舰队”的色彩，同时也预示着“21世纪头20年”的“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初提出“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其国际背景是，美国正陷入报复性的全球反恐战争，而其主战场远离中国发展所依托的亚太地区，中国既能借反恐扩大与美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又能借廉价商品避免美国把矛头指向正急速发展的中国。
而当中国的国内改革步子放缓，又以粗放式增长夺取了日本保持40多年的“第二大经济体”桂冠，对外展露全球大国雄心，在地区事务上作用愈来愈大的时候，美国回过神来了。随着北京在奥运会后收窄信息流动的范围，华盛顿的经济大棒越举越高，但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奥巴马政府尚无力拿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祭旗，而是首先撤出了延续7年的伊拉克战争，接着“重返亚洲”，又准备在2014年底结束阿富汗作战任务，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艇部署到亚太地区。因为寻找落脚点，澳洲、菲律宾、越南重新变得炙手可热。
日本也在美国裹挟下一再变脸。2009年，久蛰的日本民主党上台，原本是中日接近的良机，但美方的插足、中方的迟疑，令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早夭。而小泽一郎、菅直人等民主党“知华派”也在亲美保守派前原的离间下分道扬镳。2010年中日撞船，菅直人政府前倨后恭的处理方式令日本国民生怨，随后日本政坛对华气氛急遽转坏，到如今野田改组内阁后，已经很难找到对华温和阁僚，就连日本驻华大使说两句公道话也会被其上司警告。
大国之间这种微妙的对立，譬如中国对奥巴马、野田访华的冷遇，短期而言并无大碍，但若长期化，不可避免会加快小国的“选边站队”。日后在东南亚，不说泰国，就算是“老朋友”缅甸，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也会与中国逐渐拉开距离。等到东盟2015年建成经济共同体后，中国再向菲律宾施以贸易薄惩就会投鼠忌器。要将战略机遇期保持到2020年，中国会面临因美日挑起的地区紧张情势而分散解决国内棘手问题之精力的挑战。
目前，中国在国际上依托发力的安理会、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都离不开俄罗斯“背靠背”的支持，但莫斯科对中国并非没有顾虑，其支持度未必会与中国的国力增长同行。所以，中国要延续战略机遇期，给国力成长以更多的时间，就不能不将与美日的冲突控制在一定时段和范围内。对美国，可以用国债牌还击人权牌；对日本，可以用历史牌对冲实际控制牌。迂回侧击，而不是正面冲突，这可能会令局部外交显得有些疲弱。而要为此征得国民同情之理解，就必须开放政策讨论的空间。重内政轻外交的政治基调，已届改变时刻。
更紧要的是，国内的变革不能停滞，更不能因一时的局势紧张而倒退。凝聚在改革上的共识才是中国不因利益固化出现内耗，而能够稳步走向太平洋世纪的现实依靠。
有学者总结美国赢得冷战的因素：政治上，麦卡锡主义未造成大范围冤假错案，美激进左派亦反苏，这种社会共识支撑美国以“维护自由”为旗同苏联抗争；社会文化上，黑人反歧视促成多元文化主义，宗教复苏则将社会拉向保守方向，两者相互适应，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把美国拉出越战纷扰；经济上，防备核战争推进了高速公路等行业，促进了消费文化，国防工业则催生了计算机和战略智库，助其最终赢得经济持久战。
同理，虽说美国牵制、警惕中国，但中美关系有一半主动权在中国。若中国能在内部推进社会共识，给民众以被应许的权利，完成社会转型，启动战略产业，且于艰难时世反求诸己，避免思维同构下的以牙还牙，则即便无由“身正而天下归之”，也足可“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反之，内事不宁，而企求国民视线转移至外部，或以为中东危局可以拖住美国“东进”的步伐，都是谋一时而非谋长远。眼下，我海军导弹覆盖中菲对峙海域，保持定力，不旁生枝节，则再多国家太平洋舞剑，亦何足忧哉？
当初提出“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其国际背景是，美国正陷入报复性的全球反恐战争，而其主战场远离中国发展所依托的亚太地区，中国既能借反恐扩大与美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又能借廉价商品避免美国把矛头指向正急速发展的中国。
而当中国的国内改革步子放缓，又以粗放式增长夺取了日本保持40多年的“第二大经济体”桂冠，对外展露全球大国雄心，在地区事务上作用愈来愈大的时候，美国回过神来了。随着北京在奥运会后收窄信息流动的范围，华盛顿的经济大棒越举越高，但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奥巴马政府尚无力拿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祭旗，而是首先撤出了延续7年的伊拉克战争，接着“重返亚洲”，又准备在2014年底结束阿富汗作战任务，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艇部署到亚太地区。因为寻找落脚点，澳洲、菲律宾、越南重新变得炙手可热。
日本也在美国裹挟下一再变脸。2009年，久蛰的日本民主党上台，原本是中日接近的良机，但美方的插足、中方的迟疑，令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早夭。而小泽一郎、菅直人等民主党“知华派”也在亲美保守派前原的离间下分道扬镳。2010年中日撞船，菅直人政府前倨后恭的处理方式令日本国民生怨，随后日本政坛对华气氛急遽转坏，到如今野田改组内阁后，已经很难找到对华温和阁僚，就连日本驻华大使说两句公道话也会被其上司警告。
大国之间这种微妙的对立，譬如中国对奥巴马、野田访华的冷遇，短期而言并无大碍，但若长期化，不可避免会加快小国的“选边站队”。日后在东南亚，不说泰国，就算是“老朋友”缅甸，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也会与中国逐渐拉开距离。等到东盟2015年建成经济共同体后，中国再向菲律宾施以贸易薄惩就会投鼠忌器。要将战略机遇期保持到2020年，中国会面临因美日挑起的地区紧张情势而分散解决国内棘手问题之精力的挑战。
目前，中国在国际上依托发力的安理会、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都离不开俄罗斯“背靠背”的支持，但莫斯科对中国并非没有顾虑，其支持度未必会与中国的国力增长同行。所以，中国要延续战略机遇期，给国力成长以更多的时间，就不能不将与美日的冲突控制在一定时段和范围内。对美国，可以用国债牌还击人权牌；对日本，可以用历史牌对冲实际控制牌。迂回侧击，而不是正面冲突，这可能会令局部外交显得有些疲弱。而要为此征得国民同情之理解，就必须开放政策讨论的空间。重内政轻外交的政治基调，已届改变时刻。
更紧要的是，国内的变革不能停滞，更不能因一时的局势紧张而倒退。凝聚在改革上的共识才是中国不因利益固化出现内耗，而能够稳步走向太平洋世纪的现实依靠。
有学者总结美国赢得冷战的因素：政治上，麦卡锡主义未造成大范围冤假错案，美激进左派亦反苏，这种社会共识支撑美国以“维护自由”为旗同苏联抗争；社会文化上，黑人反歧视促成多元文化主义，宗教复苏则将社会拉向保守方向，两者相互适应，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把美国拉出越战纷扰；经济上，防备核战争推进了高速公路等行业，促进了消费文化，国防工业则催生了计算机和战略智库，助其最终赢得经济持久战。
同理，虽说美国牵制、警惕中国，但中美关系有一半主动权在中国。若中国能在内部推进社会共识，给民众以被应许的权利，完成社会转型，启动战略产业，且于艰难时世反求诸己，避免思维同构下的以牙还牙，则即便无由“身正而天下归之”，也足可“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反之，内事不宁，而企求国民视线转移至外部，或以为中东危局可以拖住美国“东进”的步伐，都是谋一时而非谋长远。眼下，我海军导弹覆盖中菲对峙海域，保持定力，不旁生枝节，则再多国家太平洋舞剑，亦何足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