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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应多些自主管理
储朝晖在2013年11月1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依据教育规律，学生自主管理是学生自主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既是有效的教育，也是有效的社会治理。然而，中国长期形成的管理模式是假定一部分人管理另一部分人，设定一部分人是当然的管理者，另一部分人是当然的被管理者，而非大家都是主人；管理者希望管理对象越顺从越好，而非大家商量形成规则然后去自主管理。这样的管理就可能导致一部分人由于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诉求，难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因如此，陶行知就对中国“数千年来保育主义、干涉主义、严格主义”加以批判，提倡学生自治，并于1919年写就《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原来设置的学监，建立学生自治委员会，实行学生自主管理。自主管理有助于学生发现自己的价值、发展自身潜力、确立自我发展目标、形成适应社会发展和推动个体与社会共同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培养出健全的人。
自主管理的核心是学生成为管理的主体，关键程序是自己管理自己。遵循人的成长发展规律，从幼儿园开始培养孩子的自治愿望、自治能力，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需要；从建设民主社会的长远目标出发，让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的方法和程序，培养法治和自律意识，是所有学校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
语文不会因选修而“身价大跌”
单承彬在2013年11月8日《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不要以为向学生讲授汉语，就能够“提高汉语表达能力”，甚或能够“提高人文修养”，这里面还有“术”和“道”的深层辩证关系。以“英语教学”为例，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学生本人，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在英语学习方面大家花费的精力不可谓不大，投入的财力人力不可谓不多，但似乎并没有收到“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的效果，遑论借此提高了学生的人文修养。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自然会带来南辕北辙的结果。而且进一步说，像《周易》《红楼梦》那样的课程，难道不是“提高人文修养”的教育？道无所不在，关键在求道者的修为和态度，既然学生无法接受《大学汉语》这样的课程模式，我们尽可找到另外的途径。
必修、选修，说到底只是个形式。必修之所以比选修显得更重要些，除了专业设置的需要外，是否多少还有些“行政干预”的成分？英语教育之所以畸形发展，最大的因素就是体制使然。行政导向可以扭转一时风气，但无法根本解决实质性问题。同样，《大学汉语》课程也没有必要非得借助“行政”的力量，来赢得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越女妆罢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我们决不相信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瑰宝——汉字和汉语，会因为必修、选修的差异而身价大跌，它骄人的文化魅力无论如何都将持久地大放光芒，历久弥新。
大学教育理念的深层次创新，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不二法门。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能打破各类条条框框。开放大学课堂，引进合理竞争，让钟情于某些课程的学生自由选课，不更能激发大学教育的生机吗？华夏民族语言，岂能因为必修、选修之琐屑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收入高低不能拿身份说事
孙刚在2013年11月6日《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近日有则报道说，在苏州，泥瓦工日薪300元起，而硕士生月薪不到4000元，引起了不少议论。有的以此为“怪现状”，直指高校盲目扩招，造成研究生整体“含金量”下降。也有网民细细算账后指出，泥瓦工收入并不高，工作脏、劳动强度大，按日支薪说明并不是每天有活干，而且没有“五险一金”，没有隐性福利，实际性价比未必优于月薪4000元的硕士生。应该说，这些议论都有道理。然而还有一点值得玩味——为什么单单与泥瓦工比？比不过就愤愤不平，就认为是一种“怪现状”？
简言之，这种比较的一个隐含前提，是或多或少轻视体力劳动者的传统观念。虽然宣扬“行行出状元”已经多年，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机关干部、管理层、科研人员等“劳心者”地位高、体面，而工人、农民、服务人员等“劳力者”总是低人一等。不过，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确实有部分年轻人能根据自己的性格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成为完善自我、回报社会的方式。这种“自由”的基础，是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富足的社会财富积累。
储朝晖在2013年11月1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依据教育规律，学生自主管理是学生自主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既是有效的教育，也是有效的社会治理。然而，中国长期形成的管理模式是假定一部分人管理另一部分人，设定一部分人是当然的管理者，另一部分人是当然的被管理者，而非大家都是主人；管理者希望管理对象越顺从越好，而非大家商量形成规则然后去自主管理。这样的管理就可能导致一部分人由于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诉求，难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因如此，陶行知就对中国“数千年来保育主义、干涉主义、严格主义”加以批判，提倡学生自治，并于1919年写就《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原来设置的学监，建立学生自治委员会，实行学生自主管理。自主管理有助于学生发现自己的价值、发展自身潜力、确立自我发展目标、形成适应社会发展和推动个体与社会共同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培养出健全的人。
自主管理的核心是学生成为管理的主体，关键程序是自己管理自己。遵循人的成长发展规律，从幼儿园开始培养孩子的自治愿望、自治能力，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需要；从建设民主社会的长远目标出发，让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的方法和程序，培养法治和自律意识，是所有学校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
语文不会因选修而“身价大跌”
单承彬在2013年11月8日《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不要以为向学生讲授汉语，就能够“提高汉语表达能力”，甚或能够“提高人文修养”，这里面还有“术”和“道”的深层辩证关系。以“英语教学”为例，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学生本人，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在英语学习方面大家花费的精力不可谓不大，投入的财力人力不可谓不多，但似乎并没有收到“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的效果，遑论借此提高了学生的人文修养。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自然会带来南辕北辙的结果。而且进一步说，像《周易》《红楼梦》那样的课程，难道不是“提高人文修养”的教育？道无所不在，关键在求道者的修为和态度，既然学生无法接受《大学汉语》这样的课程模式，我们尽可找到另外的途径。
必修、选修，说到底只是个形式。必修之所以比选修显得更重要些，除了专业设置的需要外，是否多少还有些“行政干预”的成分？英语教育之所以畸形发展，最大的因素就是体制使然。行政导向可以扭转一时风气，但无法根本解决实质性问题。同样，《大学汉语》课程也没有必要非得借助“行政”的力量，来赢得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越女妆罢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我们决不相信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瑰宝——汉字和汉语，会因为必修、选修的差异而身价大跌，它骄人的文化魅力无论如何都将持久地大放光芒，历久弥新。
大学教育理念的深层次创新，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不二法门。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能打破各类条条框框。开放大学课堂，引进合理竞争，让钟情于某些课程的学生自由选课，不更能激发大学教育的生机吗？华夏民族语言，岂能因为必修、选修之琐屑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收入高低不能拿身份说事
孙刚在2013年11月6日《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近日有则报道说，在苏州，泥瓦工日薪300元起，而硕士生月薪不到4000元，引起了不少议论。有的以此为“怪现状”，直指高校盲目扩招，造成研究生整体“含金量”下降。也有网民细细算账后指出，泥瓦工收入并不高，工作脏、劳动强度大，按日支薪说明并不是每天有活干，而且没有“五险一金”，没有隐性福利，实际性价比未必优于月薪4000元的硕士生。应该说，这些议论都有道理。然而还有一点值得玩味——为什么单单与泥瓦工比？比不过就愤愤不平，就认为是一种“怪现状”？
简言之，这种比较的一个隐含前提，是或多或少轻视体力劳动者的传统观念。虽然宣扬“行行出状元”已经多年，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机关干部、管理层、科研人员等“劳心者”地位高、体面，而工人、农民、服务人员等“劳力者”总是低人一等。不过，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确实有部分年轻人能根据自己的性格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成为完善自我、回报社会的方式。这种“自由”的基础，是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富足的社会财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