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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是从头讲起的话应该从43年前开始。
1973年秋天，我探亲申请被批准了。经过积极准备，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那时，从武汉到济南没有直达火车，回家有两条路，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铁路。水路从武汉乘客轮，顺江而下到达南京，再坐火车沿津浦线从南京回济南；铁路则从武汉坐火车到达郑州，再从郑州沿陇海线回家。两条线各有利有弊，从水路坐客轮到南京舒适，再从南京到济南也可以坐直达快车；不利的是坐客轮需要两天两夜，在路上呆的时间长。而从郑州转车时间可以减少一天，不利的是郑州至济南的火车只有一趟車，而且是慢车，咣当当大站小站停。列车到泰安了，你可别以为马上就要到济南了，从泰安到济南还有七八站——界首、万德、张夏、大河、崮山、炒米店、党家庄、白马山……可别以为我记忆好，实在是因为我从这条线上走了好几次，牛车一样的速度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了。
坐上这趟车等于坐上一辆牛車。
1973年的假期是我当兵以后第一次探亲，回家心切，一天也不愿意耽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从郑州转车这条路线。从1973年开始，1975年、1976年我三次探亲，郑州以及郑州火车站是我必经之地，虽然时隔四十多年了，但发生在探亲路上的故事仍然历历在目。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四十多年前的故事虽然记忆犹新，但怎么也想不起“牛车”的车次。所以讲故事之前，首先感谢女作家东紫，是她帮我查找到那列“牛车”的车次，她说，是一位当年在那列“牛车”上当播音员的朋友告诉她的。时光瞬间倒流，女播音员委婉以及磁性的声音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列车上。
“牛车”257次从济南发车的时间是上午10∶57，到郑州的时间是第二天的早上5∶45；“牛车”258次是早上8∶32从郑州发往济南，到济南的时间是第二天的早上3∶05。也就是说，济南到郑州四百多公里的距离火车要跑十八九个小时。
把这列火车比喻为“牛车”不是我的专利，是余建州命名的。余建州是武汉军区某部队的战士，他是1969年的兵，山东薛城人。我们是1973年秋天在257次列车上相识的。
我说过，1973年是我第一次探亲，不但回家心切，而且毫无路途经验。我记得，从武汉坐开往郑州的火车是下午，第二天的早上到达郑州，匆匆登上258次列车，看到列车上挂着郑州至济南字样的牌子，那列火车就像家一样备感亲切。
但很快，烦恼一个接一个地来了。首先是拥挤，幸亏是始发列车，我买的车票有座，否则我也会像沙丁鱼一样被拥挤得喘不过气来。坐着是舒服，但上厕所就难了，每一次上厕所就像穿过封锁线一样，跨越、贴面躲闪、甚至踩着座椅从人头上行走，好不容易到了厕所，厕所里面竟然站着好几个人……
说起来，也许那个给我提供四十年前列车信息的播音员要和我争论，不管她承认与否我也会揭秘，那列车上有臭虫。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坐过这辆列车，也许后来人不相信，这辆列车表面看和其他绿皮车没有两样，但车厢里面的座椅表面不是皮革包装的，就像现在大街上的让人休闲的座椅，整个座椅的木板裸露着，坐久了，整个屁股硌得生疼。当然，这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座椅的木板里面有臭虫。
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臭虫的：臭虫是以吸人血和鸡、兔等动物血液为生的寄生虫。是分布最广泛的人类寄生虫之一。臭虫吸血很快，5—10分钟就能吸饱。人被臭虫叮咬后，常引起皮肤发痒，过敏的人被叮咬后有明显的刺激反应，伤口常出现红肿、奇痒，如搔破后往往引起细菌感染。若长期被较多的臭虫寄生，可引起贫血、神经过敏和失眠、虚弱等症状。此外，臭虫也被怀疑是某些疾病的传播者。
坐在有臭虫的座椅上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痛苦可想而知。我偏偏就属于那种过敏性皮肤的人，臭虫的叮咬让我身上起了无数个鸡蛋大小的红肿块，身上就像长了刺一样奇痒无比。我挠啊挠，等到家后，身上好几块已经被我挠破了。“牛车”再慢，终将有终点站，我就是挠着被臭虫叮咬的皮肤半夜敲开的家门。
当兵期间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穿着军装探亲，除了父母带着穿军装的你到处炫耀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你英姿飒爽的神态在同学圈里引起巨大轰动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能满足一个吃货的欲望。当然，那个年代还没出现吃货这个词，其实就是解馋。父母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我筹集了大量的鸡鸭鱼肉（那个年代，严格意义上讲不能说是买，因为上述食品不是钱能买到的）。享受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假期很快结束了，带有臭虫的258次在等着我。
其实，要不是后来遇到余建州，257/258次列车上的臭虫我也许早忘了，因为回家的感觉太好了，很快忘记了被臭虫叮咬的痛苦。
余建州是从薛城上的车。因为当时我对面的乘客要在徐州前面的一个小站下车，余建州上车以后，虽然素不相识，但毕竟都是穿军装的人，我把匆忙往车厢里面挤的他拉住，悄悄告诉他在我这里等着。有人给预约座位他自然高兴，他把行李放好后，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个罐头瓶子。开始我以为是他准备吃的罐头，没想到他把罐头瓶子打开，罐头瓶子立刻发出浓烈而呛鼻子的药味。还没等我搞明白怎么回事，他挥挥手，让我们坐在座椅上的乘客起身，他把呛鼻子的农药倒在一张报纸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树枝，他蹲在地上，沿着座椅木板的缝隙，非常仔细地把农药一点点撒进去。他一系列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他完全是有备而来。列车上弥漫着农药的味道，我马上明白，他肯定也曾是257/258次列车上的受害者。
我对面的乘客下车以后，他坐了过来。他告诉我，他往座椅上撒的是666粉，一种杀虫农药。这件事情放在现在简直不可思议，列车上有臭虫暂且不说，666粉不但能杀死臭虫，对人的伤害也极大，国家目前已经严禁使用。但那时他和666粉立刻受到周围乘客的欢迎，就像现在所谓的绿色蔬菜、环保食品、有机粮食一样。
666粉让我摆脱臭虫的袭击，加上他和我都来自武汉，虽然他的部队离武汉还有一百多公里，我们很快成为战友加朋友。
就是这个时候，余建州说这列车简直就是牛车，坐在这辆车上，像是回到了古时候。 “牛车”是郑州到济南唯一的一趟列车，也是他第二次从这条线上回家探亲。第一次乘坐时，被车上的臭虫咬得一塌糊涂，所以他有了经验，再坐这列车的时候，身上带着666粉，666粉是臭虫的克星，绝对免除臭虫的袭击。尽管“牛车”慢慢悠悠，因为有了余建州相伴，时间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
257次到达郑州的时间是早上五点多，下车后我建议我们到火车站对面的饭店吃点儿饭，余建州有点儿吃惊，怎么还去饭店吃饭？我随身带有煎饼，还有咸菜，候车室有开水，你省省吧。我吃过煎饼，一张煎饼吃下去腮帮子疼了好几天。我说我请客，喝碗面条而已。余建州说什么也不去，说咱们刚认识，我哪能让你破费。我说不就是一碗面条吗，至于这样客气吗？余建州回答，一清汤面少说也要两毛钱，你一个月的津贴八块钱，我不能沾你这个光。我急了，说你怎么这么看不起我，我拉着他不放。不知道是我盛情邀请的结果还是面条的确比煎饼好吃，余建州最后还是和我一同来到火车站对面的一排排平房。
我记得，我们去的饭店名字叫“东方红饭店”，“东方红”三个字是红色的，饭店名字上面还有“国营”两个黑体字。我们进去后，余建州看行李，我排队买票。售票处的墙上挂着各种食品标价，肉丝面五毛，二两粮票。我掏出钱包，把钱和粮票从窗口里递进去，一个声音接着从里面传出来：“你三斤的全国粮票我找不开，你有没有河南粮票？或者一斤的全国粮票？”
当时的全国粮票分别为半斤、一斤、三斤和五斤，军人出差或者探亲，按照你的粮食标准可以到后勤管理部门领取部分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不一样，全国粮票含油票。读者不要误会，这里讲的油票不是汽车加的汽油票，而是食用油。那个年代食用油居民每个人都有定量，购买食用油不但要拿人民币还要用油票。所以，军人使用的全国粮票非常受欢迎。
我哪里有河南粮票，半斤的和一斤的全国粮票我也没有。我翻钱包的时候，服务员烦了，说你买不买，要么我找你河南粮票，要么你走开。说实话，要是为了我自己，我会一气之下走开，宁愿饿肚子也不愿看她的脸子。但我把余建州拽来了，口口声声说请客，因为粮票走开余建州怎么看我？那也太没有面子了。但一碗面条二两粮票，我拿着她找给我二斤六两河南粮票一点儿用也没有。我正在为难，后面传来一个声音：“我这有，解放军同志的四两粮票我替他交了。”声音未落，粮票已经送进窗口。
我扭头，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着一口标准的河南话站在身后，我急忙说不用，我让他找零的就是，老人笑着摆摆手，说已经交了，你就别客气了。
那个年月，粮票和钱一样流通，有钱没有粮票，照样饿肚子。我想把三斤的全国粮票塞给老人，老人有点儿生气，你这个小同志毛病怎么那么多，赶紧端面条去吧。
老人的口气把我吓住了，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犹豫时老人已经从另外一个窗口走过来，老人手里端着面条，脚步却无法移动，一群要饭的把老人团团围住了。
那可是真是要饭的。不像现在的“乞丐”，他们绝大多数是想发财而不劳而获，在自己四肢上做文章，不是把胳膊就是把腿弄“残”了，博得路人的同情。据报道，高明的“乞丐”月收入上万，有的甚至买房买车。
现在想起来，圍在老人身边的乞丐真是为了讨一口饭，他们伸着手，向你要的不是钱，不是粮票，而是一口饭。
郑州市是全国交通枢纽，尤其是郑州站是全国的中心，那个年月，全国各地受灾的、穷得吃不上饭的人涌向那里，通过那里转车再四处谋生。没有钱，没有粮票，饥饿难耐，只好向路人伸出手。
毫不夸张地说，那几年在郑州站要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别说我的三斤全国粮票全部贡献出去，对于在“东方红”饭店里要饭的人也就是在打水漂，整个火车站要饭的人群即便是三千、三万也是毛毛雨。
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和余建州1975年秋天探亲再次在郑州火车站转车时，要饭的人更是密密麻麻。当时，我和余建州坐在郑州开往武汉的火车上路过驻马店时，火车开得很慢，我们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汪洋一片……现在，那段历史已经浮出了水面，1975年8月的一天，河南驻马店一带下起了倾盆大雨，大水瞬间冲垮了几十座水库，水库决堤，上百万人受灾……
再看那个老人，他端着饭碗一脸的无奈，我走过去帮着他把面条接了过去，余建州也走了过来，我们一起端着面条，身后围着一群要饭的，我们面面相觑。还是老人点子多，他让我们围过来，找了一个墙角，三个人面对面站成三角形，我三口两口把面条扒进嘴里，再看余建州吃了两口停住了，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小女孩，她的双手高高举起，小脏手捧着一个铁皮的罐头盒伸到余建州的嘴边，余建州没有再吃下去，把面條倒进了罐头盒里……
吃完面条，我们和老人告别，这时天上下起了雨，我和余建州都没有带伞，也就是说我和他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到候车室。余建州告诉我，京广线有很多车，不是慢车就是特快，慢车不能坐，特快上不去，只有下午三点多有一列从北开往武汉的快车路过郑州，那车次最适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郑州火车站的候车室呆上十个小时。
那个时候，全国的火车站都为军人和母子设立专门的候车室，我和余建州直接到了那里。不像现在，那时没有手机，没有报纸（有报纸，文章都一个味道），没有书看（能看的书不敢拿出来，能拿出来的书不愿意看），只有喇叭声，播放的不是样板戏就是大批判文章。反正我们也习惯了，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看着外面的雨哗哗在下……
就在我们百无聊赖的时候，余建州忽然捅了捅我，我朝着他指引的方向看过去，一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默默地坐在候车室的角落里。我之所以没有用姑娘或妇女这样的名词来称呼那个抱孩子的，因为当时我和余建州都判断不出她的身份。
我们毕竟太无聊了，我和余建州坐在那里对抱孩子的她品头论足。余建州说她可能是孩子的姑姑或者姨，也可能是姐姐。我疑问，绝对不会是姐姐，年龄差距也太大了。余建州回答，你不了解农村，兄弟姐妹之间年龄相差一二十岁一点儿也不奇怪。不一会儿，余建州又把自己的观点修正了，说不可能是姐姐，因为农村一般不让姐姐单独把幼儿抱出来，害怕影响出嫁。我就问，根据你的经验她到底是幼儿的什么人？余建州把幼儿所有的亲戚猜了一个遍，就是没说是幼儿的母亲。 我记得，当时她扎了一个马尾巴，显得很清秀，她看上去也就有十八九岁，怀里搂抱着孩子，很不协调的样子。她看到两个解放军总是盯着她看，有点儿不知所措，一副害羞的样子。
她是孩子的谁？我们讨论着，我忽然笑了，我对余建州说，你走过去问问不就得了。余建州脸色有点儿变，说这哪能随便问，别忘了你是解放军，影响不好。我嘲笑余建州，你得了吧，我早就看出来你想过去和她说话。余建州急了，你别瞎说，要问你去问。我说，咱就别操这个心了，一会儿上火车，就天南地北分开了，你还管她是孩子的什么人吗？
1975年我和余建州第二次分手后，我写信责备他，我说当时我让你过去问问，你还和我急，要不是我哪有后面的故事。我和他开玩笑，你太虚伪了。
余建州回信说，那怎么能叫虚伪呢，怎么也得有个过程啊。
当时，关于孩子和年轻美貌女子的关系我们议论了好长时间，候车室的许多军人也加入了进来，我们窃窃私语，余建州却忽然站了起来。他拉过自己的行李包，翻腾了半天，捧了一把花生走了过去。他走到她跟前，不知道说了什么，一会儿的工夫又回来了。
我问他：“问了？她是孩子的什么人？”
余建州摇摇头说：“没好意思。”
我纳闷：“那你过去干嘛呢？”
余建州回答：“我看见孩子哭了，捧把花生想哄哄孩子，结果那女的说，孩子小，不能吃花生。”
奇怪了，我怎么没有看见孩子哭啊。我马上打开自己的行李包拿出一包高粱饴，递给他，说：“你再去。”
余建州还在犹豫，我把高粱饴塞给他，甚至推了他一把，他拿着高粱饴往前挪了几步，又回头看看我，扭头看看那女子，刚一转身，眼前的一幕让他立刻僵住了。我也看见了，那个搂抱孩子的女子尽管侧着身子对着我们，但我们都注意到，她解开了衣襟，正在喂孩子。
余建州回到座位上，喃喃地自言自语：“她那么年轻，怎么是孩子的妈啊。”
答案解开了，好像一块挡板挪开了，也就没有了猜想。女子刚把喂孩子的衣襟收拾利索，余建州拿著我给他的那包糖径直地走过去。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幕我到现在也忘不了。余建州来到女子面前，把孩子抱了过来，举着高粱饴喊：“小家伙，看，这是什么？”
孩子不去拿高粱饴，反而搂着余建州的脖子朝余建州笑。孩子的妈妈几次过来想把孩子抱过来，孩子却把身子紧紧贴在余建州的身上不愿意下来。
我对余建州说，你和孩子有缘。
这时，孩子妈妈问余建州：“你衣服的袖子怎么破了一个口子啊？”
余建州告诉孩子妈妈，说是上车时拥挤，被一个老乡的行李划破的。孩子的妈妈说，你脱下来，我给你缝缝。说着就从包里掏出针线。余建州说，不用脱了，你这样给我缝几针就行。孩子妈妈说，那可不行，缝衣服没有穿着缝的。余建州就把上衣脱了，一边脱一边开玩笑：“是啊，我们老家有句话，穿着缝没人疼。”
不知为什么，孩子的妈妈突然哭起来。她把头扭向一边，似乎不愿看到眼前的一幕。还是余建州年龄大，发现了什么，走到她面前询问她怎么了？我们能帮助你吗？
孩子的妈妈开始只是抹泪，慢慢地还是告诉了我们。她家在江苏徐州，抱着孩子在郑州转车也是去部队，看她的丈夫也就是孩子的爸爸，只不过是她的丈夫也就是孩子的爸爸在殡仪馆的冰柜里。她的丈夫孩子的爸爸是工程兵，在一次隧道施工中隧道塌方，她的丈夫孩子的爸爸没有跑出来……她带着孩子不远千里去看孩子的爸爸最后一眼。
这个细节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我始终没有忘记：孩子在余建州的怀里不肯下来，母亲坐在椅子上侧着身，一边流泪一边为余建州缝衣服。
我们沉默了。
开始是余建州从包袱里拿出一摞煎饼送给孩子的媽妈，候车室的军人也陆续走到她身边，有的送一个面包，有的送几个苹果，有的送一包饼干，我把两张五斤的全国粮票和十元钱塞到孩子的口袋里……
孩子的妈妈也不拒绝，也不说话，默默地看着我们。
后来，余建州给我来信说，真是奇怪啊，当时我为什么说那句话，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那句话勾起孩子的妈妈伤心，每次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想起她……
我给他回信，一个生活的悲剧成就了另外一个温馨生活的开始。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中午的时候我问余建州，还想不想到东方红饭馆喝面条？余建州说：“我有煎饼，我不去了。你带着那娘俩去吧，我注意到孩子的妈妈老是抹眼泪，咱们给她的东西她一点儿也没动。”
余建州说得非常认真，眼睛始终盯着那对母子，他的口气好像在给我下命令。余建州这样关心那对母子，要是放到现在，我会荤的素的开玩笑把余建州说得钻地下去。那个时候不可以随意开男女之间的玩笑，也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当时只是觉得余建州细心地关心那母子不可思议。
我也没去喝面条。虽然东方红饭馆里要饭的场景让我打怵，但为了面前的母子我还是准备动员那母子和我一起去。我刚起身，余建州一把把我拉住了。孩子的妈妈又哭了，一边哭一边喊：“毛毛，你怎么了？”
我和余建州赶紧走过去，关心地问出什么事了。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说，孩子浑身发热，孩子可能病了，孩子发烧了。候车室几乎所有的解放军都跑过来询问，有一个自称是部队卫生员的摸了摸孩子的头，趴在孩子胸膛上听了听，说孩子需要上医院，否则很危险。
孩子的妈妈紧紧抱着孩子哭得更厉害了。余建州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有钱吗？算我借你的，回到部队我就寄给你。”
“借钱干什么？”我有点儿蒙。
“你说干什么，给孩子看病啊。我带着孩子去医院，你在车站等我。”
这不是写小说，这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真实的故事。那天，我也一起去了医院。雨还在下，我一手给抱着孩子的余建州打着伞，一手提着我们的行李冲出了郑州站。年轻的母亲跟在身后，不断地擦着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那时，车站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也少的可怜，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到哪家医院，怎么坐车，好在还有三轮车。我记得当时我们只要了一辆三轮车，余建州和他们母子坐在三轮车上，我跟着三轮车后面跑。后来去了哪家医院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来到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医院，余建州负责抱着孩子和劝导还在流泪的孩子的妈妈，我忙前忙后，挂号，交钱，取药……
孩子有惊无险。看病的具体情况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孩子打上针（打的是肌肉针，不是输液），医生说孩子还需要在医院观察一个晚上。
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个镜头让我难忘，我们坐车回武汉的时间到了，我们离开时，年轻的母亲送我们，余建州一步三回头。我明白，如果不是军人必须要严格遵守纪律，必须按期归队的话，余建州是不会走的。
车站发生的意外没有耽误我和余建州的行程，我们按时登上了郑州开往武汉的火车。我和余建州虽然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但这一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战友了。在回武汉的火车上，他谈他的部队他的战友，我谈我的部队我的战友；他谈他的家乡他的家人，我谈我的城市我的家人；他谈他当兵的经过与打算，我谈我当兵的经过与打算……不知不觉到武汉了。我们留下彼此的通信地址，最主要的是我们相约，只要还在部队干，不管哪一年回家探亲，我们一定要一起走一起回……当然，那母子的话题一路上我们也多次谈到，只不过我说的多，余建州说的少。
故事还没有完，我讲的也不单纯是我和余建州结交的事情。
1975年，我再次被批准探家。这一次，我走的是水路。
我记得那时的客轮有二等舱、三等舱、四等舱，五等舱，四等舱以上有床位。二等舱没有坐过，因为有隔离区，也没有看见，不知道几个人一个房间。三等舱虽然没坐过，但我看见了是八个人一个房间。四等舱是一间通透的长廊一样的房间，房间大约摆放了十二张上下两层的床，也就是说24个人一个房间。其他散客拥挤在五等舱里，五等舱就像一间大仓库，而且在甲板底下，像楼房的地下室，机器的轰鸣声让人难以忍受。
不知道是谁指定的差旅费报销标准，战士回家探亲火车不允许坐卧铺，但是可以坐四等舱。从武汉顺江而下到南京是两天一夜的时间，白天站在甲板上看着长江两岸的风景，累了可以躺在床上睡觉，257/258次列车就惨了，不但拥挤不堪，累了只能在桌子上趴一会儿，而且还被臭虫叮咬。
1973年的秋天我和余建州在武汉的武昌车站分手后，我们相约了几次，不是他突然执行任务，就是我临时有事请不下假。他的部队驻地离武汉很远，当天去当天回有很大困难，因此分手后一直到1975年秋天我们没有见面。但我们通信频繁，我给余建州写信，告诉他这次回济南我打算坐船到南京，因为南京有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我是外祖父和外祖母带大的，这次回家探家顺便想看看两位老人。如果你能跟我到南京最好，如果不行，我从济南回武汉时咱们在257次上相见。
余建州回信了，他说他不想走水路，因为那样多耽搁一天，家里人在等着他。我又给他回信，等你的不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嘛，还在乎晚一天的时间吗？余建州来信说，信里不给你说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给他回信，问，什么情况？他回信说，给你说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个家伙，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纳闷。
我和余建州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中就探亲的时间来来往往通信不下十次。我们相约（1975年）国庆节后（具体日子已经忘记了）在257次列车上碰头。
说实话，这件事情放到現在那可是再容易不过了，人和人的联系太便捷了：微信、电话、邮件、QQ……手指头一动，各种信息发出去了，一切问题搞定。那时可不容易，所有的事情联系主要靠写信，我一封他一封，来回至少一个星期。有时信发出去了，仔细一想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交待，赶紧再写一封，贴上邮票，往邮筒里一塞，心里踏实了。然后，掰着手指头算着时间，盼着对方来信，如果对方迟几天来信，心里焦急，坐立不安。信来了，一阵高兴与兴奋。如果对方来信有不明白的地方，赶紧提笔回信询问，总害怕误事。
即便是这样，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时八分钱的邮票。
余建州是69年的老兵，到1975年他已经超期服役6年了，按照规定他的假期是20天，而我是15天，我和余建州按照約定的时间各自回家探亲。
十五天的假期转眼间就过去了，我买好257次车票，登上有臭虫的列车。不过我不担心，到了薛城，余建州带着666粉上来，威力无比。
白马山、党家庄、炒米店、崮山、大河、张夏、万德、界首……“牛车”慢慢地向郑州方向行驶，我在期待，期待“牛车”尽快到薛城。坐在车上是真着急啊，怎么那么慢啊。
如今回忆这段经历，感觉列车好像一下子开到了现在。再慢的车也终将到达目的地——四十多年转眼间过了。
在薛城上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列车在哪里停靠上车的人都很多。还有，人头攒动，绝大多数的旅客大包袱小包袱，手里提着肩上扛的，只见大包袱不见人。带鸡的，带鸭的，带猪的都有。我不敢下车寻找余建州，因为我下车后就再也上不来了。我只能打开车窗，把身子探出去，伸着脖子寻找余建州，脖子都酸了，也没有发现他。我沮丧，他失约了。也许他家里有事延误了，也许他部队有紧急任务给他发电报把他提前召回部队了（在部队，这种事司空见惯）。我当时想，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
列车开了，我也没有发现他，我把脖子缩回来，正在关窗子的时候，余建州站在了我面前。他的出现吓了我一跳，我问他你从哪冒出来的，他笑着回答，你半个身子露在外边，我早看见你了，他从站台就近的车厢上来了，上车后就过来找我。
如期相见自然格外高兴。我对他说这次你没有好运气了，我上车打听了，我周围的乘客没附近下车的，咱俩轮流在我这个座位上休息。接着我站起来，对他说，你坐下休息吧。
余建州站着没有动，我催促他坐下，他突然拘束起来，好像一个孩子犯错了，在大人面前手足无措，嘴里支支吾吾，好像有话对我说。
1973年秋天，我探亲申请被批准了。经过积极准备，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那时，从武汉到济南没有直达火车，回家有两条路，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铁路。水路从武汉乘客轮，顺江而下到达南京，再坐火车沿津浦线从南京回济南；铁路则从武汉坐火车到达郑州，再从郑州沿陇海线回家。两条线各有利有弊，从水路坐客轮到南京舒适，再从南京到济南也可以坐直达快车；不利的是坐客轮需要两天两夜，在路上呆的时间长。而从郑州转车时间可以减少一天，不利的是郑州至济南的火车只有一趟車，而且是慢车，咣当当大站小站停。列车到泰安了，你可别以为马上就要到济南了，从泰安到济南还有七八站——界首、万德、张夏、大河、崮山、炒米店、党家庄、白马山……可别以为我记忆好，实在是因为我从这条线上走了好几次，牛车一样的速度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了。
坐上这趟车等于坐上一辆牛車。
1973年的假期是我当兵以后第一次探亲，回家心切，一天也不愿意耽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从郑州转车这条路线。从1973年开始，1975年、1976年我三次探亲，郑州以及郑州火车站是我必经之地，虽然时隔四十多年了，但发生在探亲路上的故事仍然历历在目。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四十多年前的故事虽然记忆犹新，但怎么也想不起“牛车”的车次。所以讲故事之前，首先感谢女作家东紫，是她帮我查找到那列“牛车”的车次，她说，是一位当年在那列“牛车”上当播音员的朋友告诉她的。时光瞬间倒流，女播音员委婉以及磁性的声音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列车上。
“牛车”257次从济南发车的时间是上午10∶57，到郑州的时间是第二天的早上5∶45；“牛车”258次是早上8∶32从郑州发往济南，到济南的时间是第二天的早上3∶05。也就是说，济南到郑州四百多公里的距离火车要跑十八九个小时。
把这列火车比喻为“牛车”不是我的专利，是余建州命名的。余建州是武汉军区某部队的战士，他是1969年的兵，山东薛城人。我们是1973年秋天在257次列车上相识的。
我说过，1973年是我第一次探亲，不但回家心切，而且毫无路途经验。我记得，从武汉坐开往郑州的火车是下午，第二天的早上到达郑州，匆匆登上258次列车，看到列车上挂着郑州至济南字样的牌子，那列火车就像家一样备感亲切。
但很快，烦恼一个接一个地来了。首先是拥挤，幸亏是始发列车，我买的车票有座，否则我也会像沙丁鱼一样被拥挤得喘不过气来。坐着是舒服，但上厕所就难了，每一次上厕所就像穿过封锁线一样，跨越、贴面躲闪、甚至踩着座椅从人头上行走，好不容易到了厕所，厕所里面竟然站着好几个人……
说起来，也许那个给我提供四十年前列车信息的播音员要和我争论，不管她承认与否我也会揭秘，那列车上有臭虫。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坐过这辆列车，也许后来人不相信，这辆列车表面看和其他绿皮车没有两样，但车厢里面的座椅表面不是皮革包装的，就像现在大街上的让人休闲的座椅，整个座椅的木板裸露着，坐久了，整个屁股硌得生疼。当然，这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座椅的木板里面有臭虫。
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臭虫的：臭虫是以吸人血和鸡、兔等动物血液为生的寄生虫。是分布最广泛的人类寄生虫之一。臭虫吸血很快，5—10分钟就能吸饱。人被臭虫叮咬后，常引起皮肤发痒，过敏的人被叮咬后有明显的刺激反应，伤口常出现红肿、奇痒，如搔破后往往引起细菌感染。若长期被较多的臭虫寄生，可引起贫血、神经过敏和失眠、虚弱等症状。此外，臭虫也被怀疑是某些疾病的传播者。
坐在有臭虫的座椅上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痛苦可想而知。我偏偏就属于那种过敏性皮肤的人，臭虫的叮咬让我身上起了无数个鸡蛋大小的红肿块，身上就像长了刺一样奇痒无比。我挠啊挠，等到家后，身上好几块已经被我挠破了。“牛车”再慢，终将有终点站，我就是挠着被臭虫叮咬的皮肤半夜敲开的家门。
当兵期间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穿着军装探亲，除了父母带着穿军装的你到处炫耀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你英姿飒爽的神态在同学圈里引起巨大轰动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能满足一个吃货的欲望。当然，那个年代还没出现吃货这个词，其实就是解馋。父母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我筹集了大量的鸡鸭鱼肉（那个年代，严格意义上讲不能说是买，因为上述食品不是钱能买到的）。享受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假期很快结束了，带有臭虫的258次在等着我。
其实，要不是后来遇到余建州，257/258次列车上的臭虫我也许早忘了，因为回家的感觉太好了，很快忘记了被臭虫叮咬的痛苦。
余建州是从薛城上的车。因为当时我对面的乘客要在徐州前面的一个小站下车，余建州上车以后，虽然素不相识，但毕竟都是穿军装的人，我把匆忙往车厢里面挤的他拉住，悄悄告诉他在我这里等着。有人给预约座位他自然高兴，他把行李放好后，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个罐头瓶子。开始我以为是他准备吃的罐头，没想到他把罐头瓶子打开，罐头瓶子立刻发出浓烈而呛鼻子的药味。还没等我搞明白怎么回事，他挥挥手，让我们坐在座椅上的乘客起身，他把呛鼻子的农药倒在一张报纸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树枝，他蹲在地上，沿着座椅木板的缝隙，非常仔细地把农药一点点撒进去。他一系列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他完全是有备而来。列车上弥漫着农药的味道，我马上明白，他肯定也曾是257/258次列车上的受害者。
我对面的乘客下车以后，他坐了过来。他告诉我，他往座椅上撒的是666粉，一种杀虫农药。这件事情放在现在简直不可思议，列车上有臭虫暂且不说，666粉不但能杀死臭虫，对人的伤害也极大，国家目前已经严禁使用。但那时他和666粉立刻受到周围乘客的欢迎，就像现在所谓的绿色蔬菜、环保食品、有机粮食一样。
666粉让我摆脱臭虫的袭击，加上他和我都来自武汉，虽然他的部队离武汉还有一百多公里，我们很快成为战友加朋友。
就是这个时候，余建州说这列车简直就是牛车，坐在这辆车上，像是回到了古时候。 “牛车”是郑州到济南唯一的一趟列车，也是他第二次从这条线上回家探亲。第一次乘坐时，被车上的臭虫咬得一塌糊涂，所以他有了经验，再坐这列车的时候，身上带着666粉，666粉是臭虫的克星，绝对免除臭虫的袭击。尽管“牛车”慢慢悠悠，因为有了余建州相伴，时间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
257次到达郑州的时间是早上五点多，下车后我建议我们到火车站对面的饭店吃点儿饭，余建州有点儿吃惊，怎么还去饭店吃饭？我随身带有煎饼，还有咸菜，候车室有开水，你省省吧。我吃过煎饼，一张煎饼吃下去腮帮子疼了好几天。我说我请客，喝碗面条而已。余建州说什么也不去，说咱们刚认识，我哪能让你破费。我说不就是一碗面条吗，至于这样客气吗？余建州回答，一清汤面少说也要两毛钱，你一个月的津贴八块钱，我不能沾你这个光。我急了，说你怎么这么看不起我，我拉着他不放。不知道是我盛情邀请的结果还是面条的确比煎饼好吃，余建州最后还是和我一同来到火车站对面的一排排平房。
我记得，我们去的饭店名字叫“东方红饭店”，“东方红”三个字是红色的，饭店名字上面还有“国营”两个黑体字。我们进去后，余建州看行李，我排队买票。售票处的墙上挂着各种食品标价，肉丝面五毛，二两粮票。我掏出钱包，把钱和粮票从窗口里递进去，一个声音接着从里面传出来：“你三斤的全国粮票我找不开，你有没有河南粮票？或者一斤的全国粮票？”
当时的全国粮票分别为半斤、一斤、三斤和五斤，军人出差或者探亲，按照你的粮食标准可以到后勤管理部门领取部分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不一样，全国粮票含油票。读者不要误会，这里讲的油票不是汽车加的汽油票，而是食用油。那个年代食用油居民每个人都有定量，购买食用油不但要拿人民币还要用油票。所以，军人使用的全国粮票非常受欢迎。
我哪里有河南粮票，半斤的和一斤的全国粮票我也没有。我翻钱包的时候，服务员烦了，说你买不买，要么我找你河南粮票，要么你走开。说实话，要是为了我自己，我会一气之下走开，宁愿饿肚子也不愿看她的脸子。但我把余建州拽来了，口口声声说请客，因为粮票走开余建州怎么看我？那也太没有面子了。但一碗面条二两粮票，我拿着她找给我二斤六两河南粮票一点儿用也没有。我正在为难，后面传来一个声音：“我这有，解放军同志的四两粮票我替他交了。”声音未落，粮票已经送进窗口。
我扭头，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着一口标准的河南话站在身后，我急忙说不用，我让他找零的就是，老人笑着摆摆手，说已经交了，你就别客气了。
那个年月，粮票和钱一样流通，有钱没有粮票，照样饿肚子。我想把三斤的全国粮票塞给老人，老人有点儿生气，你这个小同志毛病怎么那么多，赶紧端面条去吧。
老人的口气把我吓住了，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犹豫时老人已经从另外一个窗口走过来，老人手里端着面条，脚步却无法移动，一群要饭的把老人团团围住了。
那可是真是要饭的。不像现在的“乞丐”，他们绝大多数是想发财而不劳而获，在自己四肢上做文章，不是把胳膊就是把腿弄“残”了，博得路人的同情。据报道，高明的“乞丐”月收入上万，有的甚至买房买车。
现在想起来，圍在老人身边的乞丐真是为了讨一口饭，他们伸着手，向你要的不是钱，不是粮票，而是一口饭。
郑州市是全国交通枢纽，尤其是郑州站是全国的中心，那个年月，全国各地受灾的、穷得吃不上饭的人涌向那里，通过那里转车再四处谋生。没有钱，没有粮票，饥饿难耐，只好向路人伸出手。
毫不夸张地说，那几年在郑州站要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别说我的三斤全国粮票全部贡献出去，对于在“东方红”饭店里要饭的人也就是在打水漂，整个火车站要饭的人群即便是三千、三万也是毛毛雨。
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和余建州1975年秋天探亲再次在郑州火车站转车时，要饭的人更是密密麻麻。当时，我和余建州坐在郑州开往武汉的火车上路过驻马店时，火车开得很慢，我们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汪洋一片……现在，那段历史已经浮出了水面，1975年8月的一天，河南驻马店一带下起了倾盆大雨，大水瞬间冲垮了几十座水库，水库决堤，上百万人受灾……
再看那个老人，他端着饭碗一脸的无奈，我走过去帮着他把面条接了过去，余建州也走了过来，我们一起端着面条，身后围着一群要饭的，我们面面相觑。还是老人点子多，他让我们围过来，找了一个墙角，三个人面对面站成三角形，我三口两口把面条扒进嘴里，再看余建州吃了两口停住了，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小女孩，她的双手高高举起，小脏手捧着一个铁皮的罐头盒伸到余建州的嘴边，余建州没有再吃下去，把面條倒进了罐头盒里……
吃完面条，我们和老人告别，这时天上下起了雨，我和余建州都没有带伞，也就是说我和他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到候车室。余建州告诉我，京广线有很多车，不是慢车就是特快，慢车不能坐，特快上不去，只有下午三点多有一列从北开往武汉的快车路过郑州，那车次最适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郑州火车站的候车室呆上十个小时。
那个时候，全国的火车站都为军人和母子设立专门的候车室，我和余建州直接到了那里。不像现在，那时没有手机，没有报纸（有报纸，文章都一个味道），没有书看（能看的书不敢拿出来，能拿出来的书不愿意看），只有喇叭声，播放的不是样板戏就是大批判文章。反正我们也习惯了，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看着外面的雨哗哗在下……
就在我们百无聊赖的时候，余建州忽然捅了捅我，我朝着他指引的方向看过去，一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默默地坐在候车室的角落里。我之所以没有用姑娘或妇女这样的名词来称呼那个抱孩子的，因为当时我和余建州都判断不出她的身份。
我们毕竟太无聊了，我和余建州坐在那里对抱孩子的她品头论足。余建州说她可能是孩子的姑姑或者姨，也可能是姐姐。我疑问，绝对不会是姐姐，年龄差距也太大了。余建州回答，你不了解农村，兄弟姐妹之间年龄相差一二十岁一点儿也不奇怪。不一会儿，余建州又把自己的观点修正了，说不可能是姐姐，因为农村一般不让姐姐单独把幼儿抱出来，害怕影响出嫁。我就问，根据你的经验她到底是幼儿的什么人？余建州把幼儿所有的亲戚猜了一个遍，就是没说是幼儿的母亲。 我记得，当时她扎了一个马尾巴，显得很清秀，她看上去也就有十八九岁，怀里搂抱着孩子，很不协调的样子。她看到两个解放军总是盯着她看，有点儿不知所措，一副害羞的样子。
她是孩子的谁？我们讨论着，我忽然笑了，我对余建州说，你走过去问问不就得了。余建州脸色有点儿变，说这哪能随便问，别忘了你是解放军，影响不好。我嘲笑余建州，你得了吧，我早就看出来你想过去和她说话。余建州急了，你别瞎说，要问你去问。我说，咱就别操这个心了，一会儿上火车，就天南地北分开了，你还管她是孩子的什么人吗？
1975年我和余建州第二次分手后，我写信责备他，我说当时我让你过去问问，你还和我急，要不是我哪有后面的故事。我和他开玩笑，你太虚伪了。
余建州回信说，那怎么能叫虚伪呢，怎么也得有个过程啊。
当时，关于孩子和年轻美貌女子的关系我们议论了好长时间，候车室的许多军人也加入了进来，我们窃窃私语，余建州却忽然站了起来。他拉过自己的行李包，翻腾了半天，捧了一把花生走了过去。他走到她跟前，不知道说了什么，一会儿的工夫又回来了。
我问他：“问了？她是孩子的什么人？”
余建州摇摇头说：“没好意思。”
我纳闷：“那你过去干嘛呢？”
余建州回答：“我看见孩子哭了，捧把花生想哄哄孩子，结果那女的说，孩子小，不能吃花生。”
奇怪了，我怎么没有看见孩子哭啊。我马上打开自己的行李包拿出一包高粱饴，递给他，说：“你再去。”
余建州还在犹豫，我把高粱饴塞给他，甚至推了他一把，他拿着高粱饴往前挪了几步，又回头看看我，扭头看看那女子，刚一转身，眼前的一幕让他立刻僵住了。我也看见了，那个搂抱孩子的女子尽管侧着身子对着我们，但我们都注意到，她解开了衣襟，正在喂孩子。
余建州回到座位上，喃喃地自言自语：“她那么年轻，怎么是孩子的妈啊。”
答案解开了，好像一块挡板挪开了，也就没有了猜想。女子刚把喂孩子的衣襟收拾利索，余建州拿著我给他的那包糖径直地走过去。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幕我到现在也忘不了。余建州来到女子面前，把孩子抱了过来，举着高粱饴喊：“小家伙，看，这是什么？”
孩子不去拿高粱饴，反而搂着余建州的脖子朝余建州笑。孩子的妈妈几次过来想把孩子抱过来，孩子却把身子紧紧贴在余建州的身上不愿意下来。
我对余建州说，你和孩子有缘。
这时，孩子妈妈问余建州：“你衣服的袖子怎么破了一个口子啊？”
余建州告诉孩子妈妈，说是上车时拥挤，被一个老乡的行李划破的。孩子的妈妈说，你脱下来，我给你缝缝。说着就从包里掏出针线。余建州说，不用脱了，你这样给我缝几针就行。孩子妈妈说，那可不行，缝衣服没有穿着缝的。余建州就把上衣脱了，一边脱一边开玩笑：“是啊，我们老家有句话，穿着缝没人疼。”
不知为什么，孩子的妈妈突然哭起来。她把头扭向一边，似乎不愿看到眼前的一幕。还是余建州年龄大，发现了什么，走到她面前询问她怎么了？我们能帮助你吗？
孩子的妈妈开始只是抹泪，慢慢地还是告诉了我们。她家在江苏徐州，抱着孩子在郑州转车也是去部队，看她的丈夫也就是孩子的爸爸，只不过是她的丈夫也就是孩子的爸爸在殡仪馆的冰柜里。她的丈夫孩子的爸爸是工程兵，在一次隧道施工中隧道塌方，她的丈夫孩子的爸爸没有跑出来……她带着孩子不远千里去看孩子的爸爸最后一眼。
这个细节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我始终没有忘记：孩子在余建州的怀里不肯下来，母亲坐在椅子上侧着身，一边流泪一边为余建州缝衣服。
我们沉默了。
开始是余建州从包袱里拿出一摞煎饼送给孩子的媽妈，候车室的军人也陆续走到她身边，有的送一个面包，有的送几个苹果，有的送一包饼干，我把两张五斤的全国粮票和十元钱塞到孩子的口袋里……
孩子的妈妈也不拒绝，也不说话，默默地看着我们。
后来，余建州给我来信说，真是奇怪啊，当时我为什么说那句话，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那句话勾起孩子的妈妈伤心，每次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想起她……
我给他回信，一个生活的悲剧成就了另外一个温馨生活的开始。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中午的时候我问余建州，还想不想到东方红饭馆喝面条？余建州说：“我有煎饼，我不去了。你带着那娘俩去吧，我注意到孩子的妈妈老是抹眼泪，咱们给她的东西她一点儿也没动。”
余建州说得非常认真，眼睛始终盯着那对母子，他的口气好像在给我下命令。余建州这样关心那对母子，要是放到现在，我会荤的素的开玩笑把余建州说得钻地下去。那个时候不可以随意开男女之间的玩笑，也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当时只是觉得余建州细心地关心那母子不可思议。
我也没去喝面条。虽然东方红饭馆里要饭的场景让我打怵，但为了面前的母子我还是准备动员那母子和我一起去。我刚起身，余建州一把把我拉住了。孩子的妈妈又哭了，一边哭一边喊：“毛毛，你怎么了？”
我和余建州赶紧走过去，关心地问出什么事了。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说，孩子浑身发热，孩子可能病了，孩子发烧了。候车室几乎所有的解放军都跑过来询问，有一个自称是部队卫生员的摸了摸孩子的头，趴在孩子胸膛上听了听，说孩子需要上医院，否则很危险。
孩子的妈妈紧紧抱着孩子哭得更厉害了。余建州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有钱吗？算我借你的，回到部队我就寄给你。”
“借钱干什么？”我有点儿蒙。
“你说干什么，给孩子看病啊。我带着孩子去医院，你在车站等我。”
这不是写小说，这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真实的故事。那天，我也一起去了医院。雨还在下，我一手给抱着孩子的余建州打着伞，一手提着我们的行李冲出了郑州站。年轻的母亲跟在身后，不断地擦着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那时，车站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也少的可怜，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到哪家医院，怎么坐车，好在还有三轮车。我记得当时我们只要了一辆三轮车，余建州和他们母子坐在三轮车上，我跟着三轮车后面跑。后来去了哪家医院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来到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医院，余建州负责抱着孩子和劝导还在流泪的孩子的妈妈，我忙前忙后，挂号，交钱，取药……
孩子有惊无险。看病的具体情况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孩子打上针（打的是肌肉针，不是输液），医生说孩子还需要在医院观察一个晚上。
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个镜头让我难忘，我们坐车回武汉的时间到了，我们离开时，年轻的母亲送我们，余建州一步三回头。我明白，如果不是军人必须要严格遵守纪律，必须按期归队的话，余建州是不会走的。
车站发生的意外没有耽误我和余建州的行程，我们按时登上了郑州开往武汉的火车。我和余建州虽然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但这一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战友了。在回武汉的火车上，他谈他的部队他的战友，我谈我的部队我的战友；他谈他的家乡他的家人，我谈我的城市我的家人；他谈他当兵的经过与打算，我谈我当兵的经过与打算……不知不觉到武汉了。我们留下彼此的通信地址，最主要的是我们相约，只要还在部队干，不管哪一年回家探亲，我们一定要一起走一起回……当然，那母子的话题一路上我们也多次谈到，只不过我说的多，余建州说的少。
故事还没有完，我讲的也不单纯是我和余建州结交的事情。
1975年，我再次被批准探家。这一次，我走的是水路。
我记得那时的客轮有二等舱、三等舱、四等舱，五等舱，四等舱以上有床位。二等舱没有坐过，因为有隔离区，也没有看见，不知道几个人一个房间。三等舱虽然没坐过，但我看见了是八个人一个房间。四等舱是一间通透的长廊一样的房间，房间大约摆放了十二张上下两层的床，也就是说24个人一个房间。其他散客拥挤在五等舱里，五等舱就像一间大仓库，而且在甲板底下，像楼房的地下室，机器的轰鸣声让人难以忍受。
不知道是谁指定的差旅费报销标准，战士回家探亲火车不允许坐卧铺，但是可以坐四等舱。从武汉顺江而下到南京是两天一夜的时间，白天站在甲板上看着长江两岸的风景，累了可以躺在床上睡觉，257/258次列车就惨了，不但拥挤不堪，累了只能在桌子上趴一会儿，而且还被臭虫叮咬。
1973年的秋天我和余建州在武汉的武昌车站分手后，我们相约了几次，不是他突然执行任务，就是我临时有事请不下假。他的部队驻地离武汉很远，当天去当天回有很大困难，因此分手后一直到1975年秋天我们没有见面。但我们通信频繁，我给余建州写信，告诉他这次回济南我打算坐船到南京，因为南京有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我是外祖父和外祖母带大的，这次回家探家顺便想看看两位老人。如果你能跟我到南京最好，如果不行，我从济南回武汉时咱们在257次上相见。
余建州回信了，他说他不想走水路，因为那样多耽搁一天，家里人在等着他。我又给他回信，等你的不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嘛，还在乎晚一天的时间吗？余建州来信说，信里不给你说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给他回信，问，什么情况？他回信说，给你说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个家伙，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纳闷。
我和余建州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中就探亲的时间来来往往通信不下十次。我们相约（1975年）国庆节后（具体日子已经忘记了）在257次列车上碰头。
说实话，这件事情放到現在那可是再容易不过了，人和人的联系太便捷了：微信、电话、邮件、QQ……手指头一动，各种信息发出去了，一切问题搞定。那时可不容易，所有的事情联系主要靠写信，我一封他一封，来回至少一个星期。有时信发出去了，仔细一想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交待，赶紧再写一封，贴上邮票，往邮筒里一塞，心里踏实了。然后，掰着手指头算着时间，盼着对方来信，如果对方迟几天来信，心里焦急，坐立不安。信来了，一阵高兴与兴奋。如果对方来信有不明白的地方，赶紧提笔回信询问，总害怕误事。
即便是这样，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时八分钱的邮票。
余建州是69年的老兵，到1975年他已经超期服役6年了，按照规定他的假期是20天，而我是15天，我和余建州按照約定的时间各自回家探亲。
十五天的假期转眼间就过去了，我买好257次车票，登上有臭虫的列车。不过我不担心，到了薛城，余建州带着666粉上来，威力无比。
白马山、党家庄、炒米店、崮山、大河、张夏、万德、界首……“牛车”慢慢地向郑州方向行驶，我在期待，期待“牛车”尽快到薛城。坐在车上是真着急啊，怎么那么慢啊。
如今回忆这段经历，感觉列车好像一下子开到了现在。再慢的车也终将到达目的地——四十多年转眼间过了。
在薛城上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列车在哪里停靠上车的人都很多。还有，人头攒动，绝大多数的旅客大包袱小包袱，手里提着肩上扛的，只见大包袱不见人。带鸡的，带鸭的，带猪的都有。我不敢下车寻找余建州，因为我下车后就再也上不来了。我只能打开车窗，把身子探出去，伸着脖子寻找余建州，脖子都酸了，也没有发现他。我沮丧，他失约了。也许他家里有事延误了，也许他部队有紧急任务给他发电报把他提前召回部队了（在部队，这种事司空见惯）。我当时想，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
列车开了，我也没有发现他，我把脖子缩回来，正在关窗子的时候，余建州站在了我面前。他的出现吓了我一跳，我问他你从哪冒出来的，他笑着回答，你半个身子露在外边，我早看见你了，他从站台就近的车厢上来了，上车后就过来找我。
如期相见自然格外高兴。我对他说这次你没有好运气了，我上车打听了，我周围的乘客没附近下车的，咱俩轮流在我这个座位上休息。接着我站起来，对他说，你坐下休息吧。
余建州站着没有动，我催促他坐下，他突然拘束起来，好像一个孩子犯错了，在大人面前手足无措，嘴里支支吾吾，好像有话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