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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电台遭暴露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周恩来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大致是，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有意和中共和谈，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谈。发电报的人是国民党第11战区的中将参议余心清（中共地下党）。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并没有立即回应。但是余心清出于热心，自作主张地举行了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会上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势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其实，接到这封密电后，周恩来就感到大事不妙，他认为这封密电极有可能会招来危险。因为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北平秘密电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周恩来看到密电后，立即发电报严厉批评了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举妄动，并令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做深刻检查。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余心清的这一举动立即被报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大怒，他立即命令军统保密局驻北平站彻查孙连仲是否通共。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接到命令后，立即派出军统保密局电监科十余辆电台探测车，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游走侦听，试图寻找与孙连仲有联系的中共电台。与此同时，保密局还指派一些特工守在室内侦听一切可疑的电波信号。
这天，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有一个小特务，因和老婆吵架，不想住在家里就到单位值班去了。他百无聊赖，就戴上耳机侦听起来。此时，已是后半夜了，突然他听到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这个电台的频率、波长与所有登记在册的电台都不同，他欣喜若狂，判断这极有可能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第二天，他就向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做报告。
实际上，这个被侦测到的可疑电报信号，正是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按理说，中共的秘密电报信号是不容易被侦测到的，因为秘密电台都有自我保护的手段。比如发报时间短，发报方式不规律，等等，可是这个秘密电台每次发报，时长竟然都在一个半小时以上。因为当时正值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向中央发送情报量骤然增大，所以发报时间比平时长了很多，長达7小时。这样做是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因为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敌方监听到。
赵容德得报，立即出动多辆电台探测车到处侦听，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听。此时，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声响个不停，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就锁定了秘密电台的大致位置，即在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大街和北池子大街之间，方圆约一千平方米的区域内，并且确定该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情报小组遭破坏
大致位置虽然确定了，但这一带房屋密集、人口稠密，要想找到准确的位置还是很难的。如果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怎样才能找到电台还不惊动发报人？保密局特工组组长谷正文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让“草上飞”段云鹏在这个区域内一家一家地寻找。
段云鹏本是个流窜在北京一带的惯偷，有一身轻功，擅长攀岩爬墙，从未失过手，但在1946年的冬天却栽了跟头。
那天晚上，北平市内规模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三楼陈列的高级布匹竟然被偷了个精光。消息传开，全城惊动。北平警察局通过严密缉查，窃贼在几天后落网，这名飞贼就是段云鹏。不过，他很快就被释放。因为当时保密局看中了他的特长，利用他飞檐走壁的本领来寻找共产党的踪迹。
谷正文叫段云鹏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登上可疑地区的最高处，观察哪一家先亮灯。凡是六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都必须重点观察。
根据谷正文的安排，段云鹏每天清晨五点就登上了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经过几天观察，他终于发现，在交道口京兆东胡同24号院内，有一个年轻人，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随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他背对着窗户，无法看清他在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他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段云鹏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谷正文，谷正文与特务们经过分析，断定那个年轻男子是在发报。保密局决定立即实施抓捕。
1947年9月24日凌晨，年轻人刚刚发报完毕，正在收拾器材和文件时，谷正文、段云鹏等人破门而入，将这个叫孟良玉的报务员和同屋的译电员李毓萍（孟妻）当场抓获。随后，特务们又到北屋内抓获一对还在熟睡的夫妇，这对夫妇就是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台长李政宣和译电员张厚佩。同时，特务们还在李政宣床下的一个箱子里翻出尚未销毁的大量电报底稿。
更令保密局特务们吃惊的是，这个院子的房主竟然是北平市民政局科科长袁永熙（中共地下党）的。袁永熙是陈琏（中共秘密党员）的丈夫，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婿。保密局很快将此事汇报到蒋介石那里。10月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琏与袁永熙二人，并严查二人的身份。万幸的是，袁永熙、陈琏坚决不承认地下党的身份，敌人又找不到证据，最后在蒋介石的批示下，二人被释放，交陈布雷“严加管教”。
李政宣、孟良玉等4人被捕后，谷正文先把他们押送到自己的院子里。谷正文知道李政宣不会轻易招供，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招来一个叫梁金花的女佣，在家里做一些杂事。梁金花的外貌粗朴老实，像个农妇。张厚佩觉得梁金花是个佣人，比较可靠，这天她见特务不在身边，就悄悄让梁金花帮自己发个电报，梁金花一听，装作很害怕的样子回绝了。梁金花这样的态度，反而让张厚佩更加信任了，张厚佩拿出一枚金戒指送给梁金花，让她一定要帮这个忙，她这才勉强答应了。那个电报的内容是“哥哥与我住院”，接收人是西安的赵耀斌（王石坚）。张厚佩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梁金花是谷正文安排的一个诱饵，就这样，赵耀斌的身份暴露了。
同时，特务们还加紧了对李政宣、孟良玉等4人的审讯。很快，李政宣和孟良玉都叛变了。孟良玉向特务们供出了同在延安受训后被派往沈阳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申福林。因此沈阳情报小组遭到破坏。情报小组的成员李年（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少将处长）、王书鼐（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等人被抓。
北方情报系统崩溃
李政宣向特务们供出了北平电台的三个地下情报小组。此外，李政宣还供出了在西安的几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以及在承德的中共地下电台，最要命的是，他供出了这个情报网的总负责人王石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早年参加革命。1933年5月，他在北平参加一次会议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就被移送到苏州军人监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将关押在各地的共产党政治犯保释出来。1941年夏天，他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王石坚还有一个公开身份，就是他打入胡宗南的部队后，得到胡部的信任，后被派到战区长官部密电室工作。由于工作便利，再加上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中共情报人员）和熊向晖等人提供的情报，他领导的情报系统对胡宗南部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清楚。1947年3月底，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在陕北与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不急不慌地周旋，这就与王石坚系统提供的准确情报有很大的关系。
李政宣叛变后，直接后果是在两三天的时间内，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陽、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但特务们并没有立即抓捕王石坚，而是让李政宣继续用该电台与西安保持联系，以蒙蔽王石坚，为的是找出更多的情报人员。
事发后的前三天，王石坚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9月28日，即电台被破坏的第四天，从北平来的国民党特务抓捕了西安情报站的情报人员耿效文，王石坚才感到大事不好。他非常疑惑，北平特务突然来西安抓人，是不是北平的情报站出事了？他拿不准。通过反复考虑之后，他决定亲自去北平看看。
事发后的第五天，即9月29日，王石坚在西安机场正准备登机飞往北平之时，被国民党特务抓获。接着，西安情报站的王金平、戴中溶、季焕麟等人，也先后被捕。与此同时，兰州地下电台的尹家明等人也被抓捕。
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并把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的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最后导致我地下情报人员100多人被捕，其中还包括22名国民党将领（2名中将和20名少将）。
一场大搜捕过后，保密局的战果颇丰，国民党的各大媒体大肆吹捧，就连蒋介石也发话赞扬，说此举搞垮了中共的半壁江山，要给保密局北平站以重奖。一时间，众多参与办案的人员，纷纷邀功请赏。由于赵容德在多个环节中都立了大功，因此他的受赏最高，是一万元。北平站站长，北平侦缉组组长、抓捕人员等，得一千元、两千元不等。
王石坚领导的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后，我情报战线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并不是国民党方面所吹嘘的“此举搞垮了中共的半壁江山”，因为与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还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西安情报处系统（王超北负责，属中央情报部）、西安通讯工作组（王敦英负责）、西安交通站（吴柏畅负责）等，这些情报组织都在正常运转，同样也都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虽然王石坚情报系统受挫，但是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情报工作的辉煌，更没有影响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王石坚被捕后，先是被关押在西安，后被押解到南京，1948年底又被押往台湾。他出狱后，被留在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工作，最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情报研究机构少将副主任。1982年，他因病去世。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山海经·故事版》
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