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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传播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网络舆论，作为对社会事件的一种反应机制，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网络舆论具体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何弊端？网络能否担当起公共领域的职责？本文从协同学视角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进行探讨，指出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网络环境下的公共领域的前景进行透视性分析。
【关键词】“李刚门”事件舆论场协同学公共领域知识分子
2010年10月16日河北大学发生车撞人事件，造成一死一伤。肇事人李启铭以一句“我爸是李刚”引起网民的纷纷讨伐。网络上立刻涌起一系列“我爸是李刚”的造句大赛、PS比赛、作文比赛，甚至出现“我爸是李刚”的网络歌曲和视频。由网民的狂欢制造的强大舆论使政府对此事采取了坚硬态度，促进了该事件的解决。
一、协同学视角下“李刚门”事件舆论的形成
与以往的新闻事件相似，网民在网络这一公共平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关注、跟踪、追查与监督。网民的力量如此之大，在检讨了河北大学师生沉默的声音之后，又挖掘出来河北大学校长论文抄袭事件，李刚父子共有价值800万的5套豪宅等黑幕，让普通大众目瞪口呆。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涉及到舆论形成的问题。从协同学上讲，任何集体行为的发生是由序参数在起作用。所谓序参数，是使一切事物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的无形之手①。因此说，“李刚门”事件由一件普通的交通肇事事件上升到对公权力的监督，其中的序参数是“占主导地位的舆论”，即大量的意见从多到少的一个压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具有可影响性，有人由于群体压力而保持沉默，有人依附群体力量而强化原有意见，最后只剩下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舆论。
根据协同学的一般规律，不同意见之间会自动出现竞争，最终有一个成为主流而获胜②。各种意见会相互交错、相互竞争，由无数条意见压缩成几条，最后形成统一的观点，其中序参数有：
1、大众传媒，包括网络媒体对于资料掌握得有限，导致人们认为报道出来的是真实的，而媒体没有报道的是不存在的。加之，媒体在传播过程中限于版面、时间等而做出的把关与筛选，这使人们对于事情的认识有一定的片面性。
2、得益于符号化传播的优势。如果说“李刚门”事件从撞人到权力监督的序参数是对于李刚门的彻底清算的一种舆论，那么在这种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序参数就是“我爸是李刚”这一流行语了。这一简语在人们对于该事件考究之前先入为主，重复传播之后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这种传播方式在意见的竞争中往往占有先机，成为支配公众思想情感的代号。
3、人们对于变化着的环境一般会采取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也可以说是一种从众心理，即人是可影响的，这种可影响性是形成舆论的所有集体效应的根源。一旦一种舆论显现出占上风的趋向，那追随它的人会越来越多，反对者越来越少。
二、网络舆论场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2003年被学界称为“中国舆论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揭露出一起广州执法人员粗暴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致人死亡的案件，在网络BBS论坛上引起巨大舆论反响，这种舆论迅速转化为法学界联名两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行动，为底层百姓换取了公民人身权利。随后，网络对新闻事件的监督作用愈演愈烈，刘涌案、黄静裸死案、华南虎照、周久耕腐败案、躲猫猫案、钓鱼案、李刚门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印证了我国网络“舆论场”已经形成。③
传统的传播模式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而网络所运行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归根结底是一种对公权力的监督。但网络舆论也有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它是一个半封闭式的系统。
首先，网络舆论是一个相对孤立、封闭的系统。网络与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构成一个系统，网络又是其中的子系统。根据系统论，整体的发展离不开系统内各个部分的互动与联系。在“李刚门”事件报道中，主流媒体保持沉默导致网络媒体在戏谑与嘲弄中把该事件演绎成一场闹剧，导致了网络舆论的相对孤立发展，并没有起到最终的效果。
其次，网络舆论缺乏舆论领袖的领导。安德鲁·基恩在《网民的狂欢》一书中把网民称之为“高贵的业余者”④，区分了市民记者与专业记者的不同。而“舆论领袖”是拉扎斯菲尔德在两级传播中提出的，指在个人与传媒之间比较活跃，对他人的意见会施加影响的人。倘若在“李刚门”事件中，有意见领袖的力量在网民舆论中进行适当的调节和引导，那么这种网民的声音势必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即进行正确的舆论监督。
最后，网络舆论的正反馈与恶性循环。在控制论中，正反馈与负反馈相对，负反馈是对于目标差逐渐缩小的过程，它可以扩大控制能力，而正反馈相反，它是一个目标差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失去控制的过程⑤。在“李刚门”事件中，对其恶搞远远胜过事件本身的重要性。撞人事件一披露，“我爸是李刚”PS大赛、造句大赛、作文大赛、MTV等不断涌现，网民出于对这句话的戏谑心理而不停恶搞，这完全超出事情本身，甚至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恶搞是封闭系统的一种正反馈，它造成对达到预定目标的控制过程的破坏，最终成了一场没有结果的闹剧。
三、网络成为公共领域是否有可能？
从“李刚门”事件的结果来看，最后判了李启铭几年的有期徒刑，此事便不了了之，这显然不是网民想要的。没有传统媒体的互动，没有舆论领袖的引导，网民的一腔热情化为泡影，那么以网络为构架的网络公共领域是否成为可能？
“公共领域”指那些允许市民之间公开和合理辩论以形成的公众舆论的社会机制。“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由汉娜·阿伦特提出，她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劳动、工作和行动，其中劳动和工作是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属于私人领域，而行动是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属于公共领域。⑥而真正把“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长，并且随着工业革命到来，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媒介在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逐渐走向瓦解，并呼吁重建公共领域。
笔者认为，从“公共领域”历史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含义与最初的“公共领域”是不同的。其一，最初公共领域是相对于政治来说的，但后来公共领域的功能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逐渐失去了其政治的功能，失去了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共监督的政治功能，这意味着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消解。其二，理想中“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是集参与性与辩论性于一体的公共事务的议论，它是公开的，且理性的，而我国的大众传媒顶多算是一种监督力，而没有参与权。
网络为公共领域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也不可能实现公共领域最初的批判、理性的政治性功能。一方面，个体的网民缺乏理性，只是借助网络一吐为快，各自坚持自己的“真理”，很难形成一股有组织的持久性力量，易聚也易散；另一方面，由网民言论集合起来的群体意见具有盲目性，经常以形象、词语、幻觉、经验行事，容易被鼓动，容易冲动、躁动、极端，导致了网络群体的舆论影响力甚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国，让网络担当起公共领域的路还是很艰难的。
四、构建公共领域新模型
为了避免网络群体的非理性的意志对理性、真理的对抗，网络舆论需要一个领袖来引导，这个领袖或是群体内的，或是群体外的。
网络群体内的领袖，理想地说，应该是独立于群体外部的人，他们独立于各个利益阶层之外，能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并且能让群体信服，有效地监督和引导网络舆论，在此不得不提到知识分子阶层了。
从公共领域的视角，一个社会结构由国家、社会和公共领域三个单位组成，其中国家单位主要指政府权力机关，社会是由个人、社会团体等组成，公共领域指大众传媒、文学领域等，由此看来，知识分子处于公共领域之内。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公共领域的衰落是指大众传媒逐渐受到政治、经济的控制而不能独立，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同样从公共领域逐渐退却到专业领域，做专业知识分子，从而放弃了公共话语权⑦，但是随着媒体的发展，也存在着知识分子、学者、专家越来越多的被塑造成媒体的代言人的现象。事实上，知识分子在试图介入媒体的同时也试图规避媒体，媒体强大的支配性权力对“以知识分子的名义”的崇高的冲击使得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围城现象，即入世与出世的艰难选择。
这样说来，把知识分子提高一个社会结构的层次对于一个结构的稳定是有意义的。如此一来，形成国家（政府）—社会（公民）—大众传媒—知识分子的模型，知识分子既可以监督国家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可以审视大众传媒的立场，引导普通公民、网络群体的言论与行为。
参考文献
①②[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
③⑥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④[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3月
⑤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⑦方亚琴，《知识分子死亡了吗》，《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3月
（作者：山东大学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李刚门”事件舆论场协同学公共领域知识分子
2010年10月16日河北大学发生车撞人事件，造成一死一伤。肇事人李启铭以一句“我爸是李刚”引起网民的纷纷讨伐。网络上立刻涌起一系列“我爸是李刚”的造句大赛、PS比赛、作文比赛，甚至出现“我爸是李刚”的网络歌曲和视频。由网民的狂欢制造的强大舆论使政府对此事采取了坚硬态度，促进了该事件的解决。
一、协同学视角下“李刚门”事件舆论的形成
与以往的新闻事件相似，网民在网络这一公共平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关注、跟踪、追查与监督。网民的力量如此之大，在检讨了河北大学师生沉默的声音之后，又挖掘出来河北大学校长论文抄袭事件，李刚父子共有价值800万的5套豪宅等黑幕，让普通大众目瞪口呆。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涉及到舆论形成的问题。从协同学上讲，任何集体行为的发生是由序参数在起作用。所谓序参数，是使一切事物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的无形之手①。因此说，“李刚门”事件由一件普通的交通肇事事件上升到对公权力的监督，其中的序参数是“占主导地位的舆论”，即大量的意见从多到少的一个压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具有可影响性，有人由于群体压力而保持沉默，有人依附群体力量而强化原有意见，最后只剩下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舆论。
根据协同学的一般规律，不同意见之间会自动出现竞争，最终有一个成为主流而获胜②。各种意见会相互交错、相互竞争，由无数条意见压缩成几条，最后形成统一的观点，其中序参数有：
1、大众传媒，包括网络媒体对于资料掌握得有限，导致人们认为报道出来的是真实的，而媒体没有报道的是不存在的。加之，媒体在传播过程中限于版面、时间等而做出的把关与筛选，这使人们对于事情的认识有一定的片面性。
2、得益于符号化传播的优势。如果说“李刚门”事件从撞人到权力监督的序参数是对于李刚门的彻底清算的一种舆论，那么在这种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序参数就是“我爸是李刚”这一流行语了。这一简语在人们对于该事件考究之前先入为主，重复传播之后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这种传播方式在意见的竞争中往往占有先机，成为支配公众思想情感的代号。
3、人们对于变化着的环境一般会采取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也可以说是一种从众心理，即人是可影响的，这种可影响性是形成舆论的所有集体效应的根源。一旦一种舆论显现出占上风的趋向，那追随它的人会越来越多，反对者越来越少。
二、网络舆论场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2003年被学界称为“中国舆论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揭露出一起广州执法人员粗暴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致人死亡的案件，在网络BBS论坛上引起巨大舆论反响，这种舆论迅速转化为法学界联名两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行动，为底层百姓换取了公民人身权利。随后，网络对新闻事件的监督作用愈演愈烈，刘涌案、黄静裸死案、华南虎照、周久耕腐败案、躲猫猫案、钓鱼案、李刚门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印证了我国网络“舆论场”已经形成。③
传统的传播模式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而网络所运行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归根结底是一种对公权力的监督。但网络舆论也有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它是一个半封闭式的系统。
首先，网络舆论是一个相对孤立、封闭的系统。网络与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构成一个系统，网络又是其中的子系统。根据系统论，整体的发展离不开系统内各个部分的互动与联系。在“李刚门”事件报道中，主流媒体保持沉默导致网络媒体在戏谑与嘲弄中把该事件演绎成一场闹剧，导致了网络舆论的相对孤立发展，并没有起到最终的效果。
其次，网络舆论缺乏舆论领袖的领导。安德鲁·基恩在《网民的狂欢》一书中把网民称之为“高贵的业余者”④，区分了市民记者与专业记者的不同。而“舆论领袖”是拉扎斯菲尔德在两级传播中提出的，指在个人与传媒之间比较活跃，对他人的意见会施加影响的人。倘若在“李刚门”事件中，有意见领袖的力量在网民舆论中进行适当的调节和引导，那么这种网民的声音势必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即进行正确的舆论监督。
最后，网络舆论的正反馈与恶性循环。在控制论中，正反馈与负反馈相对，负反馈是对于目标差逐渐缩小的过程，它可以扩大控制能力，而正反馈相反，它是一个目标差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失去控制的过程⑤。在“李刚门”事件中，对其恶搞远远胜过事件本身的重要性。撞人事件一披露，“我爸是李刚”PS大赛、造句大赛、作文大赛、MTV等不断涌现，网民出于对这句话的戏谑心理而不停恶搞，这完全超出事情本身，甚至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恶搞是封闭系统的一种正反馈，它造成对达到预定目标的控制过程的破坏，最终成了一场没有结果的闹剧。
三、网络成为公共领域是否有可能？
从“李刚门”事件的结果来看，最后判了李启铭几年的有期徒刑，此事便不了了之，这显然不是网民想要的。没有传统媒体的互动，没有舆论领袖的引导，网民的一腔热情化为泡影，那么以网络为构架的网络公共领域是否成为可能？
“公共领域”指那些允许市民之间公开和合理辩论以形成的公众舆论的社会机制。“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由汉娜·阿伦特提出，她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劳动、工作和行动，其中劳动和工作是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属于私人领域，而行动是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属于公共领域。⑥而真正把“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长，并且随着工业革命到来，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媒介在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逐渐走向瓦解，并呼吁重建公共领域。
笔者认为，从“公共领域”历史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含义与最初的“公共领域”是不同的。其一，最初公共领域是相对于政治来说的，但后来公共领域的功能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逐渐失去了其政治的功能，失去了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共监督的政治功能，这意味着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消解。其二，理想中“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是集参与性与辩论性于一体的公共事务的议论，它是公开的，且理性的，而我国的大众传媒顶多算是一种监督力，而没有参与权。
网络为公共领域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也不可能实现公共领域最初的批判、理性的政治性功能。一方面，个体的网民缺乏理性，只是借助网络一吐为快，各自坚持自己的“真理”，很难形成一股有组织的持久性力量，易聚也易散；另一方面，由网民言论集合起来的群体意见具有盲目性，经常以形象、词语、幻觉、经验行事，容易被鼓动，容易冲动、躁动、极端，导致了网络群体的舆论影响力甚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国，让网络担当起公共领域的路还是很艰难的。
四、构建公共领域新模型
为了避免网络群体的非理性的意志对理性、真理的对抗，网络舆论需要一个领袖来引导，这个领袖或是群体内的，或是群体外的。
网络群体内的领袖，理想地说，应该是独立于群体外部的人，他们独立于各个利益阶层之外，能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并且能让群体信服，有效地监督和引导网络舆论，在此不得不提到知识分子阶层了。
从公共领域的视角，一个社会结构由国家、社会和公共领域三个单位组成，其中国家单位主要指政府权力机关，社会是由个人、社会团体等组成，公共领域指大众传媒、文学领域等，由此看来，知识分子处于公共领域之内。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公共领域的衰落是指大众传媒逐渐受到政治、经济的控制而不能独立，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同样从公共领域逐渐退却到专业领域，做专业知识分子，从而放弃了公共话语权⑦，但是随着媒体的发展，也存在着知识分子、学者、专家越来越多的被塑造成媒体的代言人的现象。事实上，知识分子在试图介入媒体的同时也试图规避媒体，媒体强大的支配性权力对“以知识分子的名义”的崇高的冲击使得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围城现象，即入世与出世的艰难选择。
这样说来，把知识分子提高一个社会结构的层次对于一个结构的稳定是有意义的。如此一来，形成国家（政府）—社会（公民）—大众传媒—知识分子的模型，知识分子既可以监督国家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可以审视大众传媒的立场，引导普通公民、网络群体的言论与行为。
参考文献
①②[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
③⑥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④[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3月
⑤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⑦方亚琴，《知识分子死亡了吗》，《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3月
（作者：山东大学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