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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色烈是个小学教师，业余爱好拉马头琴，拉琴的技艺算是一般。晚上，朱色烈在河边一座废弃的铁桥上拉琴，旁边经常有个穿黄呢大衣的人。这人是从北京来的下放知青。那时候河对岸有个军马场，驯养着蒙古马中最好的品种乌珠穆沁马，数量足以装备一个骑兵师的。这个知青就下放在军马场。他的名字很好记，马鸣。
马鸣对朱色烈非常友好。他有办法把朱色烈带进备战氛围十分紧张的军马场，在马营房（马厩）附近的空场上，闻着刺鼻的马粪气味看露天电影。
马鸣很欣赏朱色烈，“你就像上面的米哈依。”马鸣指着银幕，一个人隔着铁丝网，正注视着一列满载武器弹药的军火列车。米哈依就是这部《多瑙河之波》电影里的人物。《多瑙河之波》讲述的是罗马尼亚解放前夕，一支地下游击队从德军手里获取大批武器弹药的故事。
马鸣经常开玩笑地叫朱色烈“米哈依”。而朱色烈本人并没觉着自己像在哪里，自己身板单薄，不像米哈依那般魁伟壮实。学校和旗上的人，后来也都看过这部电影，并没有谁把朱色烈跟那个英雄船长联系到一起。
马鸣说：“我认识一个姑娘，她正好就叫安娜。”
安娜也是《多瑙河之波》中的人物。她有着动人魂魄的美丽。在电影里头，最让朱色烈着迷的是米哈依跟安娜接吻的镜头。这种镜头在那个时期非常罕见。朱色烈迷恋这部电影，最远的去过相邻的东乌珠穆沁旗，为的就是看那仅仅几秒钟的一段接吻镜头。
马鸣几次在朱色烈面前提安娜的名字，一会儿说他像米哈依，一会儿又说自己认识安娜。朱色烈觉着这纯粹是在开玩笑，没放在心上。
“回头我让你见见真正的安娜。”当时两个人泡在锡林河里，水齐腰深，马鸣瞧着朱色烈胸前黑糊糊的、势头正向裆部伸延的体毛，他说，“好女一身膘，好男一身毛。就连你的连裆胡儿也跟米哈依一样。安娜是个很温柔、也很漂亮的姑娘。她很喜欢草原。”
朱色烈那一年正值十九岁多梦的年龄。他刚刚成为旗上的正式教师，对这份工作格外珍惜，每天穿着干干净净的镶着蓝边的白袍，被大家公认为是对生活、事业都很讲究的小先生。他的父亲是老资格的马头琴琴手。偶尔的机会，有时是因为父亲生了病，有时是逢着不太重要的场合，朱色烈会替代父亲在人群中埋头拉琴，直到草原明亮起来，热闹的聚会结束。其实，在旗上像朱色烈这样的琴手多的是，只不过人们普遍认为朱色烈额祈葛（父亲）的那把马头琴的声音最为动人心弦。琴是一把老琴，而且非同一般，据说琴箱是用马的头骨制作的。
朱色烈的家距离学校有十多公里，每天骑马往返于学校。旗上仅有这么一所学校，住得远的学生每天也都是骑着马上学，学校有供学生拴饲马匹的马棚。有图省事的学生，直接将马匹拴在窗前的白桦树下，放学的时候直接从窗口跳下去，落到马背上。
不久，学校给他分配了一间住室。校舍原先是一处兵营。一支苏联红军越过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这里曾是他们当年驻扎过的地方。几排教室是砖木结构的，墙体比一般的厚，房间也宽敞，当作教室的唯一缺陷是窗口窄小，采光不够。朱色烈的住室在一幢不大的筒子房里，中间一道走廊，一边是办公室，另一边是图书室和器材室，不过室内只有学生们用于备战演习的红缨枪和草原钢叉。朱色烈的一间是北开门的房子，隔壁就是器材室。房间界墙的墙脚上坐着一个圆肚子的铁皮炉，也是苏联军队留下的，冬季把铁皮炉的火生着，相邻的两个房间都可以取暖。
马鸣像以前一样，经常到学校找朱色烈。他虽说下放到军马场有一年多了，却不会骑马，每次都是徒步过来，有时也顺便搭乘牧民的勒勒车，学校都知道这个穿军大氅的知青是朱色烈的好朋友。
有个星期天，马鸣又来找朱色烈玩，怀中抱着个不知装着什么物品的纸箱。他将纸箱搁在地上，然后从深井一样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里面是大大小小的绵纸团。
“我要装配一台收音机。”
马鸣说。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剥开绵纸，里头包裹着的是一枚枚闪光发亮的东西。
“这些都是真空管儿，全靠它们捕捉电波信号。很难配得齐的。把你的桌子拾掇一下！”
朱色烈按着马鸣说的把桌子上的几摞作业本、墨水瓶、蘸水笔什么的收拾开，这时候马鸣已经将纸箱里的东西搬放到了桌上，是一台又老又旧的收音机。收音机的木壳表面出现了许多裂纹，面板上嵌的一块刻满数字的玻璃刻度盘，光彩已经暗淡，里头的一根指针倒還灵敏，用手触碰一下就不停地颤动。朱色烈在收音机的右上角看到一块硬币大小生了锈的金属牌，上面刻着几个看不明白的字母：HeBa。
“是什么牌？像个古董。”在那样一个时期，收音机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在旗上，像这么大模大样的台式收音机更是少见，朱色烈只在庆格尔泰老汉的毡包里见过，是他那在上海做事的儿子邮回来的国产收音机，一直被他视为家中的重宝，与腾格里汗的神像一起摆放在供案之上。
“我父亲当年从苏联带回的，老掉牙了。不过，重要部件还没失灵。”马鸣说着打开收音机的后板，里边的各种电容、电阻等元器件呈现在眼前。马鸣从纸箱里取来几样工具，一支烙铁、一把毛刷，还有一台脱了漆皮的万用表。他先用毛刷将器件上的灰尘清除干净，然后将一张图纸摊开。
朱色烈瞧着铺在桌子上的是一幅海燕牌收音机的电路图，马上想到了课本上高尔基的《海燕》，他说：“哦呀，是高尔基吧？”
“什么高尔基。涅瓦河——老苏修的一条河流，这只是海燕的电路图。我猜想，世界上收音机的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马鸣有模有样地对照着图纸，用那台万用表将线路上的器件检测了一遍，然后直腰拍了拍巴掌，吩咐朱色烈：“把烙铁搁炉子里烧红。手头没有原配的图纸，我只好估摸着摆弄了。”
从中午一直摆弄到晚上，马鸣把收音机内部的元器件一个又一个地拆掉，又将带来的元器件一个又一个往上焊。他一点一点地把焊丝熔化，吸附在烙铁的尖尖儿上，就像一汪乳汁包裹着火光，万分小心地灌入线路板的孔槽，将换上的元器件焊牢。可每一次接上电池，结果都不怎么样，里面顶多能发出嘶嘶啦啦的声音。
马鸣对朱色烈非常友好。他有办法把朱色烈带进备战氛围十分紧张的军马场，在马营房（马厩）附近的空场上，闻着刺鼻的马粪气味看露天电影。
马鸣很欣赏朱色烈，“你就像上面的米哈依。”马鸣指着银幕，一个人隔着铁丝网，正注视着一列满载武器弹药的军火列车。米哈依就是这部《多瑙河之波》电影里的人物。《多瑙河之波》讲述的是罗马尼亚解放前夕，一支地下游击队从德军手里获取大批武器弹药的故事。
马鸣经常开玩笑地叫朱色烈“米哈依”。而朱色烈本人并没觉着自己像在哪里，自己身板单薄，不像米哈依那般魁伟壮实。学校和旗上的人，后来也都看过这部电影，并没有谁把朱色烈跟那个英雄船长联系到一起。
马鸣说：“我认识一个姑娘，她正好就叫安娜。”
安娜也是《多瑙河之波》中的人物。她有着动人魂魄的美丽。在电影里头，最让朱色烈着迷的是米哈依跟安娜接吻的镜头。这种镜头在那个时期非常罕见。朱色烈迷恋这部电影，最远的去过相邻的东乌珠穆沁旗，为的就是看那仅仅几秒钟的一段接吻镜头。
马鸣几次在朱色烈面前提安娜的名字，一会儿说他像米哈依，一会儿又说自己认识安娜。朱色烈觉着这纯粹是在开玩笑，没放在心上。
“回头我让你见见真正的安娜。”当时两个人泡在锡林河里，水齐腰深，马鸣瞧着朱色烈胸前黑糊糊的、势头正向裆部伸延的体毛，他说，“好女一身膘，好男一身毛。就连你的连裆胡儿也跟米哈依一样。安娜是个很温柔、也很漂亮的姑娘。她很喜欢草原。”
朱色烈那一年正值十九岁多梦的年龄。他刚刚成为旗上的正式教师，对这份工作格外珍惜，每天穿着干干净净的镶着蓝边的白袍，被大家公认为是对生活、事业都很讲究的小先生。他的父亲是老资格的马头琴琴手。偶尔的机会，有时是因为父亲生了病，有时是逢着不太重要的场合，朱色烈会替代父亲在人群中埋头拉琴，直到草原明亮起来，热闹的聚会结束。其实，在旗上像朱色烈这样的琴手多的是，只不过人们普遍认为朱色烈额祈葛（父亲）的那把马头琴的声音最为动人心弦。琴是一把老琴，而且非同一般，据说琴箱是用马的头骨制作的。
朱色烈的家距离学校有十多公里，每天骑马往返于学校。旗上仅有这么一所学校，住得远的学生每天也都是骑着马上学，学校有供学生拴饲马匹的马棚。有图省事的学生，直接将马匹拴在窗前的白桦树下，放学的时候直接从窗口跳下去，落到马背上。
不久，学校给他分配了一间住室。校舍原先是一处兵营。一支苏联红军越过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这里曾是他们当年驻扎过的地方。几排教室是砖木结构的，墙体比一般的厚，房间也宽敞，当作教室的唯一缺陷是窗口窄小，采光不够。朱色烈的住室在一幢不大的筒子房里，中间一道走廊，一边是办公室，另一边是图书室和器材室，不过室内只有学生们用于备战演习的红缨枪和草原钢叉。朱色烈的一间是北开门的房子，隔壁就是器材室。房间界墙的墙脚上坐着一个圆肚子的铁皮炉，也是苏联军队留下的，冬季把铁皮炉的火生着，相邻的两个房间都可以取暖。
马鸣像以前一样，经常到学校找朱色烈。他虽说下放到军马场有一年多了，却不会骑马，每次都是徒步过来，有时也顺便搭乘牧民的勒勒车，学校都知道这个穿军大氅的知青是朱色烈的好朋友。
有个星期天，马鸣又来找朱色烈玩，怀中抱着个不知装着什么物品的纸箱。他将纸箱搁在地上，然后从深井一样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里面是大大小小的绵纸团。
“我要装配一台收音机。”
马鸣说。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剥开绵纸，里头包裹着的是一枚枚闪光发亮的东西。
“这些都是真空管儿，全靠它们捕捉电波信号。很难配得齐的。把你的桌子拾掇一下！”
朱色烈按着马鸣说的把桌子上的几摞作业本、墨水瓶、蘸水笔什么的收拾开，这时候马鸣已经将纸箱里的东西搬放到了桌上，是一台又老又旧的收音机。收音机的木壳表面出现了许多裂纹，面板上嵌的一块刻满数字的玻璃刻度盘，光彩已经暗淡，里头的一根指针倒還灵敏，用手触碰一下就不停地颤动。朱色烈在收音机的右上角看到一块硬币大小生了锈的金属牌，上面刻着几个看不明白的字母：HeBa。
“是什么牌？像个古董。”在那样一个时期，收音机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在旗上，像这么大模大样的台式收音机更是少见，朱色烈只在庆格尔泰老汉的毡包里见过，是他那在上海做事的儿子邮回来的国产收音机，一直被他视为家中的重宝，与腾格里汗的神像一起摆放在供案之上。
“我父亲当年从苏联带回的，老掉牙了。不过，重要部件还没失灵。”马鸣说着打开收音机的后板，里边的各种电容、电阻等元器件呈现在眼前。马鸣从纸箱里取来几样工具，一支烙铁、一把毛刷，还有一台脱了漆皮的万用表。他先用毛刷将器件上的灰尘清除干净，然后将一张图纸摊开。
朱色烈瞧着铺在桌子上的是一幅海燕牌收音机的电路图，马上想到了课本上高尔基的《海燕》，他说：“哦呀，是高尔基吧？”
“什么高尔基。涅瓦河——老苏修的一条河流，这只是海燕的电路图。我猜想，世界上收音机的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马鸣有模有样地对照着图纸，用那台万用表将线路上的器件检测了一遍，然后直腰拍了拍巴掌，吩咐朱色烈：“把烙铁搁炉子里烧红。手头没有原配的图纸，我只好估摸着摆弄了。”
从中午一直摆弄到晚上，马鸣把收音机内部的元器件一个又一个地拆掉，又将带来的元器件一个又一个往上焊。他一点一点地把焊丝熔化，吸附在烙铁的尖尖儿上，就像一汪乳汁包裹着火光，万分小心地灌入线路板的孔槽，将换上的元器件焊牢。可每一次接上电池，结果都不怎么样，里面顶多能发出嘶嘶啦啦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