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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而言，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是汇聚了那个年代传奇的一支火炬。然而，一切曾似乎被掩映在那升腾的蘑菇云背后，如今，徐克江机长带着它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其实，我真没什么好谈的。说句真心话，我感谢共产党和新中国，没有她们，就没有我徐克江的今天。这绝不是唱高调，在什么场合我也这样说。”在与徐克江老人交谈的几个小时内，老人总是在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口述历史] 聆听历史当事人为您讲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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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老辈儿闯关东把我带到东北。在我幼年时，家里的日子还凑合，能供我上学，但到初中时就不行了，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学也不能上了。1947年秋，我在安东(今丹东)大孤山参了军。说句实在话，当时参军没有别的想法，就是盼着能吃上顿饱饭，挨饿的滋味真叫不好受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参加队伍后吃的第一顿饭是“苞米面贴饼子”，焦黄嘎渣儿，老咸菜，我吃了一块又一块，把班上的同志们都吓傻了，偷着嘀咕，“这老小子饿几辈子了?”可他们哪里知道我都多长时间没吃上顿饱饭了。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所在的165师进驻沈阳。改番号为208师，担负阻止敌军从海上逃窜的任务。北京解放后，我们负责卫戌任务，当时驻在段琪瑞府。
195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加强空军建设，要求各部队推选有文化、身体好的到空军航校学习。我被选上，先到天津集中检查身体。后来在长春预备航校学了不长时间，然后到了哈尔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第一航校是培养轰炸机飞行人员的。在一航校吃第一顿饭时，进入食堂后的我，惊呆了：整齐的桌椅、雪白的桌布，锃亮的餐具牛奶、面包、水果，与陆军的伙食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再想想自己未当兵之前挣扎在死亡线上那种困苦生活，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报答党和部队的培养。开始我被分配学射击员业务，学习了一段时间理论，后来，由于整体需要，我们一部分学领航和射击的改学飞行员了。这个变化很大，需要从头学起。要先从雅克-18训练，再飞“乌特伯”飞机，然后才能飞图－2轰炸机。
1952年1月我毕业后分到航空兵10师，部队的作战飞机是图－2飞机，1953年改飞苏制伊尔-28(轰－5)轰炸机。
从1954年到1958年我共五次参加国庆受阅，1958年“十一”因云层太低不适合通过天安门，次日改飞颐和园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作为贵宾也去了。
1955年11月的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我从军几十年参加过的最大军事演习。由叶剑英元帅任总导演，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元帅都参加了。还有粟裕、陈赓大将，邓华、甘泗淇、肖克上将也到场，真可谓将星闪耀。海陆空军共4万多人，单飞机就有好几百架。我们驾驶着轰炸机按照演习预定计划实施了轰炸任务。演习结束后，举行了接见大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作了发言。刘亚楼司令员向台上的元帅报告时非常正规，也特别严肃，甚至都有些紧张。贺龙元帅则亲切地和女飞行员握手致意，
1959年1～7月，我们师和8师共派出12个机组人员(包括空勤和机务人员)去苏联学习改飞图16中型轰炸机。因为我们已经向苏联买了该机的制造权，要自己大批生产这种飞机装备部队，所以去的人比较多。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直到1968年，我们才仿制成功图－16(国产轰－6)。我们学习的地方是离莫斯科不太远的一个城市——梁赞，那里有所苏联空军的飞行学校，许多苏军自己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也都在那里培训，我们在航校使用苏军的图－16飞机，由苏军教官指导，系统地学习了驾驶、轰炸等一系列相关课目。虽然言语不通，但我们每人都很珍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非常认真刻苦，苏军也对我们中国军人的好学精神和严明纪律很满意。大约学习了六七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毕业了。校方还为我们举行了欢送晚会，苏联校长是个少将，非让我和他夫人跳舞不行。我是个“土包子”，哪里会跳啊，怎么推辞也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跳吧，结果闹了大洋相。
1959年苏联为我们提供了两架图一16轰炸机。其中一架是整机，另一架是全套散件，由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组装。回国以后的几年里，我们这些人就围着这两架“大宝贝”转。那时已是困难时期，老百姓的日子很苦，但我们的伙食标准并没有降低，每每吃饭我都怀着一种感恩心情。这时我们已经归建36师，驻在陕西武功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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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1966年12月28日中午12点，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采用塔爆爆炸成功，爆炸威力为12.2万吨TNT当量。下午，聂帅乘飞机在1200米空中绕爆心飞了两圈，察看铁塔残骸和核爆后效应物受破坏的景象。
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空投核试验由徐文宏机组完成，我们机组虽为预备机组，但完成任务也是不错的，所以上级给我们每人都要记功，我是二等功，当时我向组织提出：其他人我都同意记功，但我是领导干部(时任团政委)，所以不同意给自己记功，上级也同意了。
1966年12月30～31日，聂荣臻元帅在新疆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召开座谈会。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中国一流的导弹和核专家与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领导会聚一堂。聂帅请大家谈谈对这次核试验(氢弹原理试验)的看法和来年氢弹试验任务的安排意见。与会者致认为，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路子走对了，肯定了用“板机”引爆“被板机”的氢弹原理的正确性。是中国氢弹技术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采用这一原理和已有的航弹壳体，争取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会议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确定，在1967年10月1日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为100万-2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空中爆炸试验，在此成功的基础上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头。
此时“文革”风暴已席卷全国，核武器研制单位也大受其害。1967年1月23日，聂帅批准发出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与氢弹试验有关研制项目顺利进行，任何人不得阻挠。严令之下，局势稍定，氢弹试验工作得以进行。2月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有关科研人员向朱光亚等人反映，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二月份可以确定，试验时间应该提前，建议改在7月1日以前炸响。相关单位经过仔细慎重研究之后，2月20日晚，周总理、聂帅在京西宾馆 听取了国防科委、二机部等单位关于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的汇报后认为：论据充分，同意这次试验抢在法国之前进行，力争在7月1日前炸响。
这次试验采用图－16中型轰炸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氢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爆炸，按照理论设计，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万吨～300万吨TNT当量之间，核弹壳体由二机部221厂设计，弹体部件由七机部地地导弹总装厂等单位加工，降落伞由三机部513厂负责试制。
我们这两架图-16由武功飞到172厂(西安飞机制造厂)进行改制。这两架飞机一架是正式执行任务飞机，另一架是预备飞机，由我和张文德分别担任机长(正驾驶员)。
当时的任务是绝密的，我们都是在正式接受任务之前才被告之。由于当时试投的氢弹重达8吨(有许多附设装置，所以较重)，体积也很大，而图-16原有的弹仓挂弹架都不能用，必须进行重新改造，还有氢弹爆炸以后，会产生几千万度的高温，即便载机快速飞离，仍会对飞机有一定影响，所以飞机外表必须喷上一层耐热的特种油漆。另外氢弹挂到机舱内必须保持一定的温度，所以还要有加温和保温装置，我们机组人员也配发了如护目镜、防护帘等个人防护装置，这一切都是在172厂由各单位通力协作搞成的。飞机改装完毕以后，我们飞到鼎新机场，开始进行极为严格的鉴定降落伞和测试航弹弹道数据的飞行试验，具体时间是从3月15日到4月3日。试验结果表明，弹道符合设计要求，弹上控制系统工作正常，降落伞的结构、强度和开伞程序基本正常，在对局部不合理之处做了修改补充后，正式定型，投入生产。由于氢弹太重，所以降落伞也很大，究竟多大面积我记不清了。
通过这次飞行试验证明，改装的轰炸机可以满足使用要求。核试验基地的技术人员也参加了试验，初步熟悉了机、伞、弹试验方法的工作程序，为基地组织正式试验打下了基础。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不仅我们的飞机进行了全面的改装，连机场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因为空投的氢弹重达8吨，直径很大，所以飞机停在正常跑道上，氢弹就进不到机腹下(被机腹与地面高度限制了)，所以在停机位置的跑道上又挖了一个长方形有坡度的沟。装弹时，先把弹放到沟里，增加其与飞机机腹的高度，然后再用机载起重装置和外设挂弹器械把氢弹送入机腹中的大弹舱内。
由于这次试验的威力大、爆炸点高，确保投弹飞机和试验场区内外的人员安全是保证试验能否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国防科委组织相关科研、生产和空军等单位成立了飞机安全计算小组。小组的技术人员按照飞行高度、速度、投弹条件和爆炸高度对飞行员和飞机的安全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论证，得出了在爆炸威力为400万吨TNT当量时飞机和人员是安全的结论，这也使我们机组人员心里更踏实了。
核试验基地于4月25日在场区开设指挥所，我们这两个机组也开始空投训练。训练是极其刻苦认真的，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无比光荣的任务。到6月10日，我们两架飞机共在核试验场区飞行了35架次，模拟投弹(全尺寸、全重量的试验弹)35枚，弹着点绝大部分都在距靶心500米以内。后来，经上级决定，我们机组为正式执行任务机组，张文德机组为预备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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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种准备工作极为周到，但百密一疏还是出了问题。6月3日，投第三枚模拟弹时，降落伞在空中破裂，致使弹体像石头一样摔在地上。事故发生后，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因为如果在正式试验中发生，氢弹得不到减速，留空时间很短，飞机还没有脱离危险区氢弹就爆炸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
张震寰、张蕴钰将军和相关技术人员都到现场看了情况，会同有关人员、生产厂家对降落伞采取了局部加固和改进叠伞方法等补救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北京的周总理也非常关注这一事故，及时作了重要指示。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聂荣臻元帅还亲自到基地礼堂看了放在那里的破损伞具。
6月13日上午，我们空投了一枚不带核装料、但有引爆装置和其它全部相关设施的“冷弹”。通过试验全面检查各个重要部位工作的可靠程度及操作程序，为最后的真刀真枪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正式试验日子的临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6月16日下午，聂荣臻元帅亲临马兰机杨视察，慰问了参试人员。聂帅还登上我们的图-16轰炸机，看望了全体机组人员，老帅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要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元帅的勉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表示一定要圆满地完成这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聂帅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我相信你们。”
经过聂帅与各方面负责人充分协商，并报请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后，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零时(起爆时间)确定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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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早睡觉，可我和同志们躺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你想，如此重大的任务放到谁身上能泰然啊!勉强打了个盹之后，4点钟我们就起床了，来到机场，一遍又一遍检查飞机上的相关设备，默念自己的操作程序。虽然觉没睡，但同志们的精神非常饱满，作为团政委和21号飞机的机长，我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同志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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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早7时，我们机组驾驶着21号机，载着8吨重的我国第一颗氢弹，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飞向核试验场区。飞行速度800千米／小时，飞行高度达10000米。在投弹前领航员反复测量数据，精确计算投弹诸元，对靶标精确瞄准。时间接近8时20分时听到“咯瞪”一声，同时飞机猛烈上窜。这是氢弹明显脱钩投下的信号。“咯噔”声是因炸弹太重，脱钩时发出声音。飞机在8吨重氢弹投下后，突然一下子减轻那么大的重量飞机轻了，必然上窜，同时重心也失去了平衡。这时我迅速操纵飞机制止上仰，保持平衡加速脱离危险区氢弹爆炸闪光后，射击员苑程小看到了那直冲云宵的烟云，正以其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向上翻滚着，升腾着，聚成了一朵巨大的奇异景象的蘑菇云。
《新华社》迅速向全国、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告报：1967年6月17日，在我国西北地区上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但使那些动不动就挥舞“核大棒”的国家感到极为震惊。
完成任务后组织上给我们机组荣记集体一等功。
试验零时规定为8时，为什么实际时间为8时20分?我们飞机投弹程序和控制均由第一领航员操纵和掌握的。这次执行任务的领航员是一位富有技术和 经验的老领航员。之所以未能在零时将弹投下，主要原因是他在操纵过程中有一个开关忘记打开了。
这次氢弹爆炸威力后来经过科学分析测算为330万吨TNT，聂荣臻元帅听了之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氢弹的威力是巨大的，距爆心700米的坦克表面完全融化了，里面的动物已经炭化；8千米之内的狗和10千米之内的兔子当时就死了一半，余下的后来也都死了：距爆心3.3千米铁轨上一个重46吨的火车头，被强大的冲击波“吹”出15米……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荣誉，1968年9月30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出席了由周总理主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周年的国庆宴会。宴会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实在算不了什么，冷热菜总共才有八道，有烤鸭、五香烧鸡、酥鱼、盐水牛舌、叉烧肉、姜汁扁豆、酸甜白菜和花菇豆腐。主食是点心、月饼、小蛋糕和小面包。饮料是汽水和果酒，另外还有一点水果。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宴会，因为那是国宴，是在首都北京，由敬爱的周总理主持。
这菜名是记者从徐老精心保存的当年国宴菜单上抄录的，徐老端祥着自己的“宝贝”，写满沧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仿佛仍沉浸与敬爱的周总理觥筹交错的时光里。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闭幕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当时我离前排很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老人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手拍疼了，噪子喊哑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一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苦孩子，哪能当兵吃上饱饭，又开飞机完成那么重要的任务?哪能参加国宴和周总理一起吃饭，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还是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念新中国、共产党的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徐克江的今天。
讲到这里，徐老用手帕轻揩着眼泪……“他就是这样，每当提起往事时，总得落泪，几十年了。”徐老的老伴(因为徐老的听力不大好，所以老夫人一直在旁边当他的“助听器”)在一旁补充着。“现在他离休闲散了，没事唱两口儿京剧，出去散散步，挺好的。可你知道过去我作为飞行员的家属有多担心吗?因为任务保密，半年六个月不知干什么去了，你又不能问，也不敢问，也没地方问。平日里飞行训练他不进家门，我这颗心就甭想放到肚子里。那时我常想，如果嫁个工人、农民，一年到头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有多好。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因丈夫飞机失事，家属哭得死去活来的情景。”讲到这里老夫人的眼圈也红了。
记者无言相劝，默默地看着这对老夫妻的感情在喧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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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老辈儿闯关东把我带到东北。在我幼年时，家里的日子还凑合，能供我上学，但到初中时就不行了，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学也不能上了。1947年秋，我在安东(今丹东)大孤山参了军。说句实在话，当时参军没有别的想法，就是盼着能吃上顿饱饭，挨饿的滋味真叫不好受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参加队伍后吃的第一顿饭是“苞米面贴饼子”，焦黄嘎渣儿，老咸菜，我吃了一块又一块，把班上的同志们都吓傻了，偷着嘀咕，“这老小子饿几辈子了?”可他们哪里知道我都多长时间没吃上顿饱饭了。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所在的165师进驻沈阳。改番号为208师，担负阻止敌军从海上逃窜的任务。北京解放后，我们负责卫戌任务，当时驻在段琪瑞府。
195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加强空军建设，要求各部队推选有文化、身体好的到空军航校学习。我被选上，先到天津集中检查身体。后来在长春预备航校学了不长时间，然后到了哈尔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第一航校是培养轰炸机飞行人员的。在一航校吃第一顿饭时，进入食堂后的我，惊呆了：整齐的桌椅、雪白的桌布，锃亮的餐具牛奶、面包、水果，与陆军的伙食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再想想自己未当兵之前挣扎在死亡线上那种困苦生活，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报答党和部队的培养。开始我被分配学射击员业务，学习了一段时间理论，后来，由于整体需要，我们一部分学领航和射击的改学飞行员了。这个变化很大，需要从头学起。要先从雅克-18训练，再飞“乌特伯”飞机，然后才能飞图－2轰炸机。
1952年1月我毕业后分到航空兵10师，部队的作战飞机是图－2飞机，1953年改飞苏制伊尔-28(轰－5)轰炸机。
从1954年到1958年我共五次参加国庆受阅，1958年“十一”因云层太低不适合通过天安门，次日改飞颐和园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作为贵宾也去了。
1955年11月的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我从军几十年参加过的最大军事演习。由叶剑英元帅任总导演，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元帅都参加了。还有粟裕、陈赓大将，邓华、甘泗淇、肖克上将也到场，真可谓将星闪耀。海陆空军共4万多人，单飞机就有好几百架。我们驾驶着轰炸机按照演习预定计划实施了轰炸任务。演习结束后，举行了接见大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作了发言。刘亚楼司令员向台上的元帅报告时非常正规，也特别严肃，甚至都有些紧张。贺龙元帅则亲切地和女飞行员握手致意，
1959年1～7月，我们师和8师共派出12个机组人员(包括空勤和机务人员)去苏联学习改飞图16中型轰炸机。因为我们已经向苏联买了该机的制造权，要自己大批生产这种飞机装备部队，所以去的人比较多。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直到1968年，我们才仿制成功图－16(国产轰－6)。我们学习的地方是离莫斯科不太远的一个城市——梁赞，那里有所苏联空军的飞行学校，许多苏军自己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也都在那里培训，我们在航校使用苏军的图－16飞机，由苏军教官指导，系统地学习了驾驶、轰炸等一系列相关课目。虽然言语不通，但我们每人都很珍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非常认真刻苦，苏军也对我们中国军人的好学精神和严明纪律很满意。大约学习了六七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毕业了。校方还为我们举行了欢送晚会，苏联校长是个少将，非让我和他夫人跳舞不行。我是个“土包子”，哪里会跳啊，怎么推辞也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跳吧，结果闹了大洋相。
1959年苏联为我们提供了两架图一16轰炸机。其中一架是整机，另一架是全套散件，由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组装。回国以后的几年里，我们这些人就围着这两架“大宝贝”转。那时已是困难时期，老百姓的日子很苦，但我们的伙食标准并没有降低，每每吃饭我都怀着一种感恩心情。这时我们已经归建36师，驻在陕西武功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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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1966年12月28日中午12点，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采用塔爆爆炸成功，爆炸威力为12.2万吨TNT当量。下午，聂帅乘飞机在1200米空中绕爆心飞了两圈，察看铁塔残骸和核爆后效应物受破坏的景象。
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空投核试验由徐文宏机组完成，我们机组虽为预备机组，但完成任务也是不错的，所以上级给我们每人都要记功，我是二等功，当时我向组织提出：其他人我都同意记功，但我是领导干部(时任团政委)，所以不同意给自己记功，上级也同意了。
1966年12月30～31日，聂荣臻元帅在新疆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召开座谈会。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中国一流的导弹和核专家与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领导会聚一堂。聂帅请大家谈谈对这次核试验(氢弹原理试验)的看法和来年氢弹试验任务的安排意见。与会者致认为，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路子走对了，肯定了用“板机”引爆“被板机”的氢弹原理的正确性。是中国氢弹技术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采用这一原理和已有的航弹壳体，争取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会议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确定，在1967年10月1日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为100万-2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空中爆炸试验，在此成功的基础上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头。
此时“文革”风暴已席卷全国，核武器研制单位也大受其害。1967年1月23日，聂帅批准发出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与氢弹试验有关研制项目顺利进行，任何人不得阻挠。严令之下，局势稍定，氢弹试验工作得以进行。2月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有关科研人员向朱光亚等人反映，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二月份可以确定，试验时间应该提前，建议改在7月1日以前炸响。相关单位经过仔细慎重研究之后，2月20日晚，周总理、聂帅在京西宾馆 听取了国防科委、二机部等单位关于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的汇报后认为：论据充分，同意这次试验抢在法国之前进行，力争在7月1日前炸响。
这次试验采用图－16中型轰炸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氢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爆炸，按照理论设计，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万吨～300万吨TNT当量之间，核弹壳体由二机部221厂设计，弹体部件由七机部地地导弹总装厂等单位加工，降落伞由三机部513厂负责试制。
我们这两架图-16由武功飞到172厂(西安飞机制造厂)进行改制。这两架飞机一架是正式执行任务飞机，另一架是预备飞机，由我和张文德分别担任机长(正驾驶员)。
当时的任务是绝密的，我们都是在正式接受任务之前才被告之。由于当时试投的氢弹重达8吨(有许多附设装置，所以较重)，体积也很大，而图-16原有的弹仓挂弹架都不能用，必须进行重新改造，还有氢弹爆炸以后，会产生几千万度的高温，即便载机快速飞离，仍会对飞机有一定影响，所以飞机外表必须喷上一层耐热的特种油漆。另外氢弹挂到机舱内必须保持一定的温度，所以还要有加温和保温装置，我们机组人员也配发了如护目镜、防护帘等个人防护装置，这一切都是在172厂由各单位通力协作搞成的。飞机改装完毕以后，我们飞到鼎新机场，开始进行极为严格的鉴定降落伞和测试航弹弹道数据的飞行试验，具体时间是从3月15日到4月3日。试验结果表明，弹道符合设计要求，弹上控制系统工作正常，降落伞的结构、强度和开伞程序基本正常，在对局部不合理之处做了修改补充后，正式定型，投入生产。由于氢弹太重，所以降落伞也很大，究竟多大面积我记不清了。
通过这次飞行试验证明，改装的轰炸机可以满足使用要求。核试验基地的技术人员也参加了试验，初步熟悉了机、伞、弹试验方法的工作程序，为基地组织正式试验打下了基础。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不仅我们的飞机进行了全面的改装，连机场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因为空投的氢弹重达8吨，直径很大，所以飞机停在正常跑道上，氢弹就进不到机腹下(被机腹与地面高度限制了)，所以在停机位置的跑道上又挖了一个长方形有坡度的沟。装弹时，先把弹放到沟里，增加其与飞机机腹的高度，然后再用机载起重装置和外设挂弹器械把氢弹送入机腹中的大弹舱内。
由于这次试验的威力大、爆炸点高，确保投弹飞机和试验场区内外的人员安全是保证试验能否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国防科委组织相关科研、生产和空军等单位成立了飞机安全计算小组。小组的技术人员按照飞行高度、速度、投弹条件和爆炸高度对飞行员和飞机的安全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论证，得出了在爆炸威力为400万吨TNT当量时飞机和人员是安全的结论，这也使我们机组人员心里更踏实了。
核试验基地于4月25日在场区开设指挥所，我们这两个机组也开始空投训练。训练是极其刻苦认真的，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无比光荣的任务。到6月10日，我们两架飞机共在核试验场区飞行了35架次，模拟投弹(全尺寸、全重量的试验弹)35枚，弹着点绝大部分都在距靶心500米以内。后来，经上级决定，我们机组为正式执行任务机组，张文德机组为预备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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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种准备工作极为周到，但百密一疏还是出了问题。6月3日，投第三枚模拟弹时，降落伞在空中破裂，致使弹体像石头一样摔在地上。事故发生后，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因为如果在正式试验中发生，氢弹得不到减速，留空时间很短，飞机还没有脱离危险区氢弹就爆炸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
张震寰、张蕴钰将军和相关技术人员都到现场看了情况，会同有关人员、生产厂家对降落伞采取了局部加固和改进叠伞方法等补救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北京的周总理也非常关注这一事故，及时作了重要指示。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聂荣臻元帅还亲自到基地礼堂看了放在那里的破损伞具。
6月13日上午，我们空投了一枚不带核装料、但有引爆装置和其它全部相关设施的“冷弹”。通过试验全面检查各个重要部位工作的可靠程度及操作程序，为最后的真刀真枪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正式试验日子的临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6月16日下午，聂荣臻元帅亲临马兰机杨视察，慰问了参试人员。聂帅还登上我们的图-16轰炸机，看望了全体机组人员，老帅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要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元帅的勉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表示一定要圆满地完成这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聂帅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我相信你们。”
经过聂帅与各方面负责人充分协商，并报请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后，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零时(起爆时间)确定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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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早睡觉，可我和同志们躺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你想，如此重大的任务放到谁身上能泰然啊!勉强打了个盹之后，4点钟我们就起床了，来到机场，一遍又一遍检查飞机上的相关设备，默念自己的操作程序。虽然觉没睡，但同志们的精神非常饱满，作为团政委和21号飞机的机长，我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同志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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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早7时，我们机组驾驶着21号机，载着8吨重的我国第一颗氢弹，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飞向核试验场区。飞行速度800千米／小时，飞行高度达10000米。在投弹前领航员反复测量数据，精确计算投弹诸元，对靶标精确瞄准。时间接近8时20分时听到“咯瞪”一声，同时飞机猛烈上窜。这是氢弹明显脱钩投下的信号。“咯噔”声是因炸弹太重，脱钩时发出声音。飞机在8吨重氢弹投下后，突然一下子减轻那么大的重量飞机轻了，必然上窜，同时重心也失去了平衡。这时我迅速操纵飞机制止上仰，保持平衡加速脱离危险区氢弹爆炸闪光后，射击员苑程小看到了那直冲云宵的烟云，正以其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向上翻滚着，升腾着，聚成了一朵巨大的奇异景象的蘑菇云。
《新华社》迅速向全国、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告报：1967年6月17日，在我国西北地区上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但使那些动不动就挥舞“核大棒”的国家感到极为震惊。
完成任务后组织上给我们机组荣记集体一等功。
试验零时规定为8时，为什么实际时间为8时20分?我们飞机投弹程序和控制均由第一领航员操纵和掌握的。这次执行任务的领航员是一位富有技术和 经验的老领航员。之所以未能在零时将弹投下，主要原因是他在操纵过程中有一个开关忘记打开了。
这次氢弹爆炸威力后来经过科学分析测算为330万吨TNT，聂荣臻元帅听了之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氢弹的威力是巨大的，距爆心700米的坦克表面完全融化了，里面的动物已经炭化；8千米之内的狗和10千米之内的兔子当时就死了一半，余下的后来也都死了：距爆心3.3千米铁轨上一个重46吨的火车头，被强大的冲击波“吹”出15米……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荣誉，1968年9月30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出席了由周总理主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周年的国庆宴会。宴会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实在算不了什么，冷热菜总共才有八道，有烤鸭、五香烧鸡、酥鱼、盐水牛舌、叉烧肉、姜汁扁豆、酸甜白菜和花菇豆腐。主食是点心、月饼、小蛋糕和小面包。饮料是汽水和果酒，另外还有一点水果。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宴会，因为那是国宴，是在首都北京，由敬爱的周总理主持。
这菜名是记者从徐老精心保存的当年国宴菜单上抄录的，徐老端祥着自己的“宝贝”，写满沧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仿佛仍沉浸与敬爱的周总理觥筹交错的时光里。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闭幕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当时我离前排很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老人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手拍疼了，噪子喊哑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一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苦孩子，哪能当兵吃上饱饭，又开飞机完成那么重要的任务?哪能参加国宴和周总理一起吃饭，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还是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念新中国、共产党的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徐克江的今天。
讲到这里，徐老用手帕轻揩着眼泪……“他就是这样，每当提起往事时，总得落泪，几十年了。”徐老的老伴(因为徐老的听力不大好，所以老夫人一直在旁边当他的“助听器”)在一旁补充着。“现在他离休闲散了，没事唱两口儿京剧，出去散散步，挺好的。可你知道过去我作为飞行员的家属有多担心吗?因为任务保密，半年六个月不知干什么去了，你又不能问，也不敢问，也没地方问。平日里飞行训练他不进家门，我这颗心就甭想放到肚子里。那时我常想，如果嫁个工人、农民，一年到头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有多好。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因丈夫飞机失事，家属哭得死去活来的情景。”讲到这里老夫人的眼圈也红了。
记者无言相劝，默默地看着这对老夫妻的感情在喧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