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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党就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四项基本原则”的概念，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的。
决不允许在“四个坚持”的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７日上午，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时，邓小平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两天后，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第一次公开正式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１９７９年９月，邓小平在谈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大会讲话稿的修改意见时，提出：过去的３０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３０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特别是在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紧接着又十分明确地提出过去３０年来“一贯坚持”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呢?原因就在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都出现了怀疑甚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并且这种自由化倾向在正在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一阶段也有了明显的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提出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有些人趁此机会，散布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民主、党的领导有错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举出了当时上海的“民主讨论会”，告诉我们：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那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不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仅当时社会上有人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且在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性，甚至还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尽管这只是极少数人，但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拨乱反正、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
正是因此，邓小平才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严肃提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１９８５年５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提到最初提出“四个坚持”的历史背景：“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自１９７９年初邓小平明确“四项基本原则”概念以来，他就经常地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四个坚持”，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自己“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的态度。
１９８６年秋冬至１９８７年初，他反复强调：自由化“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
１９８９年５月，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同年１１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又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
１９９０年９月，也是在会见金日成时他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６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近９０高龄的邓小平仍没有忘记：“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为了更好地做到“四个坚持”不动摇，邓小平还多角度地阐述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由。例如，关于解放思想，他说：“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例如，关于拨乱反正，他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例如，关于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
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四个坚持”
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一条“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对于“四个坚持”必要性最充分的阐述，是在四项基本原则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中展开的。
“四个坚持”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四项基本原则对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主要起着三方面的保证作用，一是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稳定环境，三是保证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
对于经济建设，邓小平说：“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底子这样薄，怎样取得革命胜利，怎样把国家建设好，离开了党的领导毫无出路。”至于邓小平对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强调，称得上再三再四。诸如“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忽略社会主义”。此类表述还有多处。
对于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性，邓小平表述得更直接、更明确。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
邓小平清晰地看到了并且明确地指出了无论是现代化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面临着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围绕着这两条道路的选择而展开的斗争就是客观存在。
对于建设、发展方面的道路选择，邓小平有三次最为明晰的表述。一次是在１９８４年６月讲的：“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另一次是在１９８７年３月讲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１９８７年４月，邓小平又一次阐述了这个问题：“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在改革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给我们如下的明示：“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从他用“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来回答深圳姓“社”不姓“资”来看，如果公有制不再占主体，就恐怕很难说还是社会主义了。于此足见邓小平是一位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制度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最根本制度的历史唯物论者。在邓小平看来，是否产生两极分化，也是区分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标志。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１９８５年３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来是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改革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并没有上社会主义的“保险”，也没有这样的“保险”。如果要说有“保险”，那么，这个“保险”就是“四个坚持”，舍此无它。如果我们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在“国企改制”中，弄得“公有制为主体”有名无实了；如果在我国迅速发展新增财富的分配中，像邓小平晚年所忧虑的那样，“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该“拿”出怎样的“事实”去解除人们对“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担心”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正确进行反倾向斗争
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通常会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错误东西的干扰和破坏。“左”的东西的特点，是用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词句，阉割紧密联系实际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右的东西的特点，是接过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私货，篡改、修正马克思主义，把人们引向资本主义。新时期的右，就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左”的东西对我们干扰时间最长，破坏最大。特别是我们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新时期之后，“四人帮”１０年极左的流毒甚深，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影响甚广，面临的主要思想障碍来自“左”，推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阻力来自“左”。因而，在新时期，邓小平把反倾向斗争的重点明确放在防“左”反“左”上。
但是，邓小平不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者，而是兼顾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决定论者。他善于“按辩证法办事”(毛泽东语)是出了名的。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明确重点防“左”反“左”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防右反右，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把防右反右提到重点的高度。
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在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他的新时期反倾向斗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结合，第一次鲜明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他说：“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这里，邓小平明示他是在“着重”批右。
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６日，邓小平批评当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未提右的倾向和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周全。批评右的倾向的话一句不提，包括讲党的历史只讲‘左’的危害，没有讲陈独秀右的危害，王明后期右的危害”。次日，他又说：“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这里，邓小平反右用的强调词是“首先”、“着重”。
１９８７年，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更为集中。他指出：搞改革，搞四化，“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在１９９２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现在是广为人知了，但我们务必不能忘记的是，在讲这句话的同时他还讲了：右的东西有，“左”的东西也有，右和“左”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反倾向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做一个邓小平那样的实事求是派，像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去实践：“左”和右，“这两个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
认清“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
邓小平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为什么要“多”讲?为什么要“坚持”?一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生存的土壤，二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长期的努力。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物质财富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失误，“四个坚持”教育的力度不足且不一贯，腐败现象的滋长使一部分人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存在的内在条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的传播，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存在的外部因素。显而易见，要铲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生存的土壤，不经过长期努力是不行的。
若干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即使提及，也只是一带而过，淹没在发展、改革词语的海洋之中，而不为人所注目。当笔者从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７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为题的发言时，有如故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陈奎元同志说得好：“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显然这不是杞人之忧。笔者认为，不仅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理论的创新方面要“高度警惕”，对于政治理论的创新也需要“高度警惕”。只讲“问题”不讲“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已成为一种时髦。
一年多前，笔者见到一篇关于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野”的理论创新文章，该文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目的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价值取向”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正义性和目的性，反复强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由于它诞生的时间很短，实践本身很不充分”，“社会主义在试验中，社会主义在形成过程中，社会主义在不断变化中”。同一位作者在去年８月又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还很短，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还很弱小，现在要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科学概括尚缺少实践基础。”这就把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完全“虚化”了。借口社会主义的变化而否认认识的可能性，这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诡辩论。即使不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前苏联有先成功后失败的７０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国也有了近５０年挫折与成功兼有的社会主义实践，难道到今天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能说出一二三?倘若此论成立，那无异于认为我们现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没有弄清楚，这样，又怎么能使人民相信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连“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又怎么去“建立社会主义”?要说“探索”，这种“探索”不就成了“盲人骑瞎马”了?这样，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如何能立得住?“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能立得住?对于此类理论创新，我们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吗?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且为捍卫四项基本原则而作出了巨大的不懈的努力，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珍惜邓小平留下的这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这笔精神财富，现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更为重要了!
决不允许在“四个坚持”的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７日上午，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时，邓小平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两天后，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第一次公开正式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１９７９年９月，邓小平在谈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大会讲话稿的修改意见时，提出：过去的３０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３０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特别是在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紧接着又十分明确地提出过去３０年来“一贯坚持”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呢?原因就在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都出现了怀疑甚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并且这种自由化倾向在正在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一阶段也有了明显的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提出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有些人趁此机会，散布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民主、党的领导有错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举出了当时上海的“民主讨论会”，告诉我们：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那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不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仅当时社会上有人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且在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性，甚至还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尽管这只是极少数人，但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拨乱反正、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
正是因此，邓小平才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严肃提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１９８５年５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提到最初提出“四个坚持”的历史背景：“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自１９７９年初邓小平明确“四项基本原则”概念以来，他就经常地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四个坚持”，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自己“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的态度。
１９８６年秋冬至１９８７年初，他反复强调：自由化“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
１９８９年５月，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同年１１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又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
１９９０年９月，也是在会见金日成时他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６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近９０高龄的邓小平仍没有忘记：“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为了更好地做到“四个坚持”不动摇，邓小平还多角度地阐述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由。例如，关于解放思想，他说：“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例如，关于拨乱反正，他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例如，关于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
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四个坚持”
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一条“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对于“四个坚持”必要性最充分的阐述，是在四项基本原则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中展开的。
“四个坚持”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四项基本原则对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主要起着三方面的保证作用，一是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稳定环境，三是保证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
对于经济建设，邓小平说：“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底子这样薄，怎样取得革命胜利，怎样把国家建设好，离开了党的领导毫无出路。”至于邓小平对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强调，称得上再三再四。诸如“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忽略社会主义”。此类表述还有多处。
对于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性，邓小平表述得更直接、更明确。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
邓小平清晰地看到了并且明确地指出了无论是现代化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面临着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围绕着这两条道路的选择而展开的斗争就是客观存在。
对于建设、发展方面的道路选择，邓小平有三次最为明晰的表述。一次是在１９８４年６月讲的：“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另一次是在１９８７年３月讲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１９８７年４月，邓小平又一次阐述了这个问题：“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在改革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给我们如下的明示：“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从他用“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来回答深圳姓“社”不姓“资”来看，如果公有制不再占主体，就恐怕很难说还是社会主义了。于此足见邓小平是一位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制度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最根本制度的历史唯物论者。在邓小平看来，是否产生两极分化，也是区分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标志。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１９８５年３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来是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改革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并没有上社会主义的“保险”，也没有这样的“保险”。如果要说有“保险”，那么，这个“保险”就是“四个坚持”，舍此无它。如果我们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在“国企改制”中，弄得“公有制为主体”有名无实了；如果在我国迅速发展新增财富的分配中，像邓小平晚年所忧虑的那样，“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该“拿”出怎样的“事实”去解除人们对“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担心”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正确进行反倾向斗争
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通常会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错误东西的干扰和破坏。“左”的东西的特点，是用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词句，阉割紧密联系实际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右的东西的特点，是接过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私货，篡改、修正马克思主义，把人们引向资本主义。新时期的右，就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左”的东西对我们干扰时间最长，破坏最大。特别是我们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新时期之后，“四人帮”１０年极左的流毒甚深，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影响甚广，面临的主要思想障碍来自“左”，推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阻力来自“左”。因而，在新时期，邓小平把反倾向斗争的重点明确放在防“左”反“左”上。
但是，邓小平不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者，而是兼顾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决定论者。他善于“按辩证法办事”(毛泽东语)是出了名的。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明确重点防“左”反“左”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防右反右，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把防右反右提到重点的高度。
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在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他的新时期反倾向斗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结合，第一次鲜明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他说：“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这里，邓小平明示他是在“着重”批右。
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６日，邓小平批评当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未提右的倾向和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周全。批评右的倾向的话一句不提，包括讲党的历史只讲‘左’的危害，没有讲陈独秀右的危害，王明后期右的危害”。次日，他又说：“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这里，邓小平反右用的强调词是“首先”、“着重”。
１９８７年，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更为集中。他指出：搞改革，搞四化，“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在１９９２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现在是广为人知了，但我们务必不能忘记的是，在讲这句话的同时他还讲了：右的东西有，“左”的东西也有，右和“左”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反倾向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做一个邓小平那样的实事求是派，像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去实践：“左”和右，“这两个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
认清“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
邓小平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为什么要“多”讲?为什么要“坚持”?一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生存的土壤，二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长期的努力。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物质财富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失误，“四个坚持”教育的力度不足且不一贯，腐败现象的滋长使一部分人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存在的内在条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的传播，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存在的外部因素。显而易见，要铲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生存的土壤，不经过长期努力是不行的。
若干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即使提及，也只是一带而过，淹没在发展、改革词语的海洋之中，而不为人所注目。当笔者从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７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为题的发言时，有如故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陈奎元同志说得好：“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显然这不是杞人之忧。笔者认为，不仅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理论的创新方面要“高度警惕”，对于政治理论的创新也需要“高度警惕”。只讲“问题”不讲“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已成为一种时髦。
一年多前，笔者见到一篇关于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野”的理论创新文章，该文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目的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价值取向”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正义性和目的性，反复强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由于它诞生的时间很短，实践本身很不充分”，“社会主义在试验中，社会主义在形成过程中，社会主义在不断变化中”。同一位作者在去年８月又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还很短，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还很弱小，现在要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科学概括尚缺少实践基础。”这就把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完全“虚化”了。借口社会主义的变化而否认认识的可能性，这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诡辩论。即使不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前苏联有先成功后失败的７０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国也有了近５０年挫折与成功兼有的社会主义实践，难道到今天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能说出一二三?倘若此论成立，那无异于认为我们现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没有弄清楚，这样，又怎么能使人民相信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连“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又怎么去“建立社会主义”?要说“探索”，这种“探索”不就成了“盲人骑瞎马”了?这样，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如何能立得住?“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能立得住?对于此类理论创新，我们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吗?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且为捍卫四项基本原则而作出了巨大的不懈的努力，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珍惜邓小平留下的这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这笔精神财富，现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更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