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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将走的路,需要政治领袖们兼备两种品质,即“智识”与“豁达”。
此处“智识”所指的不是知识,而是用以统领知识的智慧。俗语所谓“依智不依识”,唯以智慧为归依,才有真正重要的知识——或者说,知识转化为智慧才是重要的。否则,只能是无关紧要的知识,这可能是迂腐的,也可以等待未来再被转为智慧。政治领袖们唯掌握以智慧统领的知识,才能胜任未来十年的政治使命。
政治领袖们的智识之所以在未来十年内特别重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相比,有了迅速增多的“机变”,亦可称为应机变革。这不是激烈变动,因为没有发生战争并提出秩序重建问题;也不是随机变动,因为不再有稳态社会的那种随机过程。应机而变,就是在转型期社会的特殊情境之中,因为顺应和把握机遇而发生的变革。
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的时代,西方世界不再是稳态的——以“9·11”恐怖袭击为标志。东方世界也不是稳态的——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它还没有适应西方文明的冲击,它还在寻找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而这一套新秩序需要协调三种冲突:这就是来自不同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冲突;不同社群之间,因贸易关系而全球化了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还有基于旧式能源的生产结构向基于新式能源的生产结构转变时,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人口代群之间的冲突。
就中国社会而言,在经历了过去30年的急速发展之后,上述三类转型期冲突在未来十年内将更为显著。为协调这三类冲突所需要的智识,一方面,必须基于中国既有的实用理性的思想传统的熏陶;另一方面,必须借鉴西方理性传统的以变化而求通达的策略与制度。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不同于西方人的逻辑理性,它较多关注“做”的过程,而较少关注“说”的过程。它更强调知与行的合一而不是分离,它愿意为实践目的,而放弃逻辑的自洽。借用当代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述(2002年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说),中国传统智慧所表现的这种实用性被称为“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西方传统的理性被称为“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我们所需要的,如史密斯所论,是这两种理性的结合。
未来十年,那些有能力感受到、并以恰当方式表达出中国社会重要问题(而非琐碎问题)的政治领袖,才可能顺利化解上述三类冲突,从而避免发生历史性倒退或窒息性停滞。
这样的感受能力与表达能力,首先意味着本土政治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民众疾苦的深切了解。其次,它还意味着丰富的制度想象力,藉此,在反常社会中寻找不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表达方式,并能够以高远的历史视角,将当前的利益表达转化为更长期的制度创设。具备了这些品质的人,通常被称为“具有政治智慧”,从而能够从那些被称为“政客”的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
由于以感受和求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为己任,具有政治智慧的人不能不具备的另一品质,是“豁达”——即孔子所言“过则勿惮改”。此处,“过” 是与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息息相关的大过而非小过,于是,过则勿惮改,就表现为豁达。具备了这一品质的政治领袖,被称为“具有政治家风度”。
政治体验和常识判断都告诉我们,在地方和在中央,行使着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们的声誉,与他们对公开批评的喜好程度成正比,与他们的下属对公开批评的压制程度成反比。考虑到长期的制度创设,最有利于新政治领袖们养成智识与豁达品质的途径,就是逐渐减少官僚机器对公开言论,尤其是对公开批评的审查和管制;言论的充分自由,不仅是政治领袖们品质修养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引导民众向着更高尚生活方式发展的必要条件。
谨以此文,寄望于未来十年的中国政治领袖们。
摘自《财经》 编辑/乃清
此处“智识”所指的不是知识,而是用以统领知识的智慧。俗语所谓“依智不依识”,唯以智慧为归依,才有真正重要的知识——或者说,知识转化为智慧才是重要的。否则,只能是无关紧要的知识,这可能是迂腐的,也可以等待未来再被转为智慧。政治领袖们唯掌握以智慧统领的知识,才能胜任未来十年的政治使命。
政治领袖们的智识之所以在未来十年内特别重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相比,有了迅速增多的“机变”,亦可称为应机变革。这不是激烈变动,因为没有发生战争并提出秩序重建问题;也不是随机变动,因为不再有稳态社会的那种随机过程。应机而变,就是在转型期社会的特殊情境之中,因为顺应和把握机遇而发生的变革。
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的时代,西方世界不再是稳态的——以“9·11”恐怖袭击为标志。东方世界也不是稳态的——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它还没有适应西方文明的冲击,它还在寻找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而这一套新秩序需要协调三种冲突:这就是来自不同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冲突;不同社群之间,因贸易关系而全球化了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还有基于旧式能源的生产结构向基于新式能源的生产结构转变时,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人口代群之间的冲突。
就中国社会而言,在经历了过去30年的急速发展之后,上述三类转型期冲突在未来十年内将更为显著。为协调这三类冲突所需要的智识,一方面,必须基于中国既有的实用理性的思想传统的熏陶;另一方面,必须借鉴西方理性传统的以变化而求通达的策略与制度。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不同于西方人的逻辑理性,它较多关注“做”的过程,而较少关注“说”的过程。它更强调知与行的合一而不是分离,它愿意为实践目的,而放弃逻辑的自洽。借用当代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述(2002年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说),中国传统智慧所表现的这种实用性被称为“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西方传统的理性被称为“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我们所需要的,如史密斯所论,是这两种理性的结合。
未来十年,那些有能力感受到、并以恰当方式表达出中国社会重要问题(而非琐碎问题)的政治领袖,才可能顺利化解上述三类冲突,从而避免发生历史性倒退或窒息性停滞。
这样的感受能力与表达能力,首先意味着本土政治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民众疾苦的深切了解。其次,它还意味着丰富的制度想象力,藉此,在反常社会中寻找不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表达方式,并能够以高远的历史视角,将当前的利益表达转化为更长期的制度创设。具备了这些品质的人,通常被称为“具有政治智慧”,从而能够从那些被称为“政客”的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
由于以感受和求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为己任,具有政治智慧的人不能不具备的另一品质,是“豁达”——即孔子所言“过则勿惮改”。此处,“过” 是与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息息相关的大过而非小过,于是,过则勿惮改,就表现为豁达。具备了这一品质的政治领袖,被称为“具有政治家风度”。
政治体验和常识判断都告诉我们,在地方和在中央,行使着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们的声誉,与他们对公开批评的喜好程度成正比,与他们的下属对公开批评的压制程度成反比。考虑到长期的制度创设,最有利于新政治领袖们养成智识与豁达品质的途径,就是逐渐减少官僚机器对公开言论,尤其是对公开批评的审查和管制;言论的充分自由,不仅是政治领袖们品质修养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引导民众向着更高尚生活方式发展的必要条件。
谨以此文,寄望于未来十年的中国政治领袖们。
摘自《财经》 编辑/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