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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拿一个问题去问所有的人：“你最想做怎样的工作?”也许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最好什么都不做，就能够好吃好住好玩。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人能够富到游手好闲呢?也许大多数的人都不可以这样。于是，工作成为了必须。
如果拿一个问题去问所有面临毕业的学生：“你最想找怎样的工作?”80年代的机关事业单位梦想已经远离，90年代的合资外企公司已经厌倦，21世纪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做自己的老板，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自由支配自己的财政。西服领带、朝九晚五、套装淡彩已经成为了一种有束缚和呆板的生活方式，而一家小店、一方茶座、一个网站和一个小饭店逐渐成为了每个人的梦想。
特别调查：你最理想的工作
我们在行将毕业的2006届学生中，进行了一个小样本调查。接受我们简单访问的学生为30人，涵盖了综合性大学、专科学校和高职，专业涉及理工科、法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中相当多的女性学生对于办公室工作表现了明显的厌烦，男性绝大多数希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自主创业。
我想开一家色彩顾问小店
孙燕飞(东华大学管理学院)：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进入时尚产业，到LVMH这样的奢侈品大集团或者联合利华这样的有化妆日用品部门的综合性大公司工作。我曾经在欧莱雅实习过，在熟悉了基本的工作流程之后，对于外企反复的加班和螺丝钉一样定人定点的工作状态产生了厌倦，觉得这样的日子特别没有意思。
我从小是一个比较“妖”的女孩子，喜欢给自己打扮，穿稀奇古怪的衣服，化各种各样的彩妆。我特别喜欢把衣服搭来搭去，还把各种眼影、腮红、唇蜜和不同颜色的衣服、鞋子甚至手提包进行组合。我觉得不同的色彩组合能够搭配不同的心情，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和气质。我特别想开这样一家色彩顾问小店，为女孩子们设计不同的装扮细节，首饰的颜色啊，彩色指甲的颜色啊，甚至头发与肤色的搭配啊等等。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想做的工作。
我想在学校旁边开一个蛋饼铺子
戈晓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我在欧洲交流学习的时候，那段时间除了上课，就特别空。在国外，相对国内，娱乐活动比较少，于是很多时候都在厨房里研究我们祖国的美食文化，一方面改善自己面包黄油之外的饮食，另一方面也发现厨房之乐特别令人满足。
我从“文学城”啊很多海外华人bbs社区上下载了很多菜谱，中国人真是聪明，前辈们根据不同国家原材料的不同，分别针对不同的时令季节，写出了很多海外菜谱，因为国内原料不同，这些菜只能在国外烧。后来，我自己也开始独创一些小点心或者菜了。比如说最简单的鸡蛋饼，我现在制作的水准已经很高了，咸的、甜的各种各样都会做，加上不同原材料，不同模具，可以做出来很多口味和不同的模样。
我记得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早上急匆匆地来不及去食堂吃早饭，就常常到教学楼门口的蛋饼铺子买一个葱油蛋饼。回国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在学校附近开这样一个蛋饼铺子。因为我觉得自己会做得更加干净，更加美味。
我想做传媒技术的引进
吴建博(上海理工大学通信工程系)：说老实话，不是不想进微软、英特尔或者IBM这样的大公司，但是就业也要看自己的学历背景和实习经历，我觉得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去那样的大公司打拼。自己又特别有上进心，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也不愿意就去小庙混混。所以对我来说，家里条件允许，最好就是自己创业，开家小公司，摸爬滚打几年。
我曾经在欧洲留学过，看到那里有很多非常实用的技术设计，国内都没有见过。当时就很想做引进的工作，尤其是传媒技术这一块。我们在影视电脑特技、舞美灯光设计等方面都比较粗糙，但是西方已经做得很先进了。传媒技术硬条件的提高，才能真正拉动软实力的增长。
我想做一个策划工作室
徐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我一直是一个非常会做梦的人。比如说人家刚刚起了一个头说买一个踏步机，我就会想，踏步机很好啊，我每天坚持锻炼，然后设计一套动作，成为“卉卉健身运动操”，最后广受欢迎，开了一个时尚健身馆。反正说得难听点，就是做白日梦，说得好听点，就是发散性思维比较强。
我在电视台、杂志社都实习过，很喜欢做编剧、策划选题或者公关活动，所以一直以来都想开一个策划工作室，就是有点以前点子公司的味道。帮助个人、企业或者一个活动做整体的策划和公关，比如说就业面试的从形象到语言的策划，产品推销的从文案到销售的策划等等。
我想做自由撰稿人
李晴(上海大学人文学院)：我总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放得开的人，在热闹的人群里有时候会觉得没有信心，所以从小就喜欢文字，爬格子是我除了学习之外的主要消遣和工作。但是我又不喜欢杂志或者报纸这样传统的平面媒体，那里常常被发稿量、编辑量和各种选题会束缚，我喜欢写乱七八糟自己的东西。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做自由撰稿人，而且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积累，现在也帮一些地方写写小专栏。也许有人觉得这样养活自己比较累，但是我倒是真正觉得这是我喜欢的工作和喜欢的生活方式。
我想做个体电脑维修工
何英杰(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小时候，我是打各类电子游戏的疯狂爱好者，后来迷上了电脑，特别喜欢拆拆弄弄。从高中起，我就把电脑的硬件拆装和软件维护搞得很熟悉了。到了大学之后，我就成了父母同事朋友和自己同学的电脑维修专员了。尤其是每年学期开学，我会忙得要命。新学期，给孩子或者给自己买电脑的人家很多，我每天要赶很多场子，给不同的人安装软件，或者给电脑升级，杀毒等等。
逐渐地，我做电脑维修变得越来越有口碑，甚至连学校里远得十万八千里系的学生也会通过曲曲折折的关系找到我，让我帮忙修电脑。后来，还有很多老师，甚至宿舍园区办公室，和其他行政部门也来找我修电脑了。我觉得如果客户真的这么多，我毕业就啥工作都别找，干个体电脑维修工得了，这样也很自由、很开心的。
特别案例：达人小老板
当很多毕业生还在想象小老板故事的时候，这个社会上已经有很多先行者为这种梦想的成功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这些小老板在各种商业领域进行个性化的探索，正是因为他们的道路吸引着后来者默默地追随，把朝九晚五的束缚抛开，为自己做主，也许就从一个小小的念头或者一个小小的举动开始。
教母级小老板：香港米兰站站长达贝妮
姓名：达贝妮
性别：女
来自：上海
出生日期：1981.11.4
自我介绍：从小学习芭蕾舞，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及独特的气质，时尚前卫，并有很好的审美观；性格开朗、活泼、多才多艺
光光看这样一份介绍，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孩子，漂亮、时尚等等。但是如果揭开达贝妮背后的故事，很多人会为之惊叹。她是淘宝网“香港米兰站”网络小店的神秘女主人，在淘宝网上挂出各类令人惊异的“货品”，有房产、名车和各类顶级品牌的商品。这个“爱的天国——没有米兰，没有奢华，没有我，只有信仰”的店铺现在被称为网上“最牛的店铺”。据统计数据显示，该店铺的浏览量已超过15万次，而货品拍卖价格超过60万元，挂牌的货品价值更是达到数百万元。
面对这样的统计和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达贝妮说，真正卖掉的只有4万元左右，其他都是有人恶意竞拍最后又没买的，而所谓的“二奶”等等攻击都是无稽之谈。达贝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曾经在国外的律师事务所做过律师助理，现在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同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读研究生。
达贝妮自己也知道很多人都奇怪她怎么会有这么多价格不菲的拍品，好奇她到底是什么身份。达贝妮对报纸解释说，网上卖的所有巨额家产，除了一小部分来自炒股，几乎完全是炒房的战果。她曾经炒过11次房子。建立“香港米兰站”的初衷就是想卖房子。
达贝妮和她的小店吸引那么多的人，不单单是卖东西那么简单，而是这个网站还成为了知名的博客网站，里面记录了店主点点滴滴的心情故事和私人恋爱故事。达贝妮还用她的文字吸引着眼球，比如：“如果有一天你上网来我知道是千分之一的概率你会来这里，看到这些曾美丽过双眼的事物又会是如何的心情，我只是想让你看到，还有我支离破碎的心。”这些缠绵悱恻的情绪融合商品经济的奢华，把达贝妮打造成现代社会充满光环的人物。就像达贝妮自己说的，买卖做到这个份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交易，而是想对大家说一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达贝妮的述说和经历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拥有和经受得起?就像香港米兰站的名字一样，香港和米兰，本来就是两个很远的地方。
教父级小老板：鹿鸣书店店长顾振涛、张金耀
“鹿鸣书店”原本是一个不足二十平米、位于复旦大学国权路上的小书店，如今扩大门面声名远扬，不仅在东北大学片，甚至在全上海，从事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研究的师生(包括留学生)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鹿鸣书店的。它已经成为复旦一道不可缺的风景，成为了民营书店的一个成功典范，也成为了大学生小本创业的先驱。
两个创办人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顾振涛主攻现代文学，张金耀主攻古代文学。顾振涛说，这个书店的想法是在研究生宿舍的楼梯拐角处提出来的。当时，张金耀和另一位朋友想“接管”一个书店，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邀请他入伙。振涛当即就否定了这个设想，“接管”的费用远远超出“创办”一个书店所需的资金，为什么不自己开个书店呢?这个彻头彻尾鲁莽而冲动的决定，在没有任何市场调查、估算、分析以及判断，没有资金上的充足准备，不了解图书的进货方式、渠道，有的只是天真的幻想，以为顾客自然会蜂拥而至的幻想，竟然也在磕磕碰碰中发展壮大了。
从一开始租房、领营业执照长达数月的烦扰拖拉，到临开业某方资金的突然撤退，顾振涛和张金耀在辛勤的劳动和悲欢的人情中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教授认为鹿鸣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振涛、金耀的知识背景所决定的。两人都是读书很多的书虫，又能相互取长补短，所以他们进书往往自有特色。一些对有关研究者而言不可或缺的著作，不仅复旦周围，就是沪上其他书店，也未必容易觅得，比如从多卷本的《戴震全书》《钱大昕全集》，到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典》、瞿冕良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钱仲联主编的《广清碑传集》、宿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等。他们还设法组织了一些出版社库存的旧书，按原定价出售。傅杰教授说，当一九九九年十月竟还能在这里看到近二十年前出版的售价仅二元七角的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时，真是有些惊喜得难以言喻。而一位华东师大的语言学教授也说，他在鹿鸣书店看到的语言文字著作，是上海的书店中最为丰富的。
就像爱美的姑娘都有开小时装店或者彩妆店的梦想，爱书的人都有开书店的梦想，远在曼哈顿哈佛广场或者伦敦诺丁山，在温馨优雅的书店，坐捧一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是一种怎样的惬意啊。
特别思索：朝九晚五VS小老板的梦想
在年长的、父母一辈人的眼里，稳定、高薪、体面也许是一份好工作的最佳标志。当年轻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孩子有能力去获得那样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产生的另外的想法实在令他们感到难以理解。开家小店虽然比以前的个体户开个卖鱼摊或者杂货铺强很多，但是总无法满足父辈们所希望的西装领带出入高级写字楼或者高级衙门。朝九晚五的生活状态已经令越来越多的人厌恶，小老板的梦想就像儿时的棉花糖，父母说这东西不卫生，孩子却偏要吃，棉花糖看起来一堆，又白又多好大的一捧，吃到嘴里却没有多少，满足与否只有各人自知。
工作一定要稳定吗?
工作的稳定性已经变成了空中楼阁式的期望，在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还要找一个可以养你一辈子的地方似乎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没有多少人相信有这样的地方。稳定的工作在年轻人眼里不意味着一辈子不辞退你，“稳定”意味着稳定的工资、福利和培训上升空间，“稳定”还意味着这份工作可以随着社会的变化一同前进，而不要被淘汰。因此，当我们把“稳定”理解为这样一种动态的、有增长性的稳定的时候，我们就不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轻松获得的稳定。
做自己的老板就不稳定吗?与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家辞退，被社会淘汰，不如自己掌握主动权，倒闭也倒闭得心里明白。
工作一定要高薪吗?
什么叫高薪是很难讲的，初入社会的学生觉得月薪5000就是高薪，工作5年的人认为月薪8000才高，在国企的不敢奢望外企的月入一万，做行政的也不能强求做技术的几倍高薪。因此，找怎样的工作就包含有很多别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判断。劳动薪酬不一定和劳动强度与劳动时间成正比。经常有人抱怨，把男人当畜牲用，女人当男人用。当高薪是以健康作为代价的时候，也许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
“经济自主权”就成为了重要的衡量标准，一个小小的老板就有这样的控制现金流的权力，他不用等着领工资，而主动去操作钱。赚多赚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感觉自己卖给了金钱。
工作一定要体面吗?
西装领带写字楼早已不是体面工作的象征，蓝领、白领到金领还不都是打工者?“体面”从最初的“面子”问题转换到了“体内”问题，一份工作，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体面说到底还是要自己心里舒服，觉得值得，能够挺起腰杆，自尊地劳动。
然而，无论做怎样的工作，都有一份艰辛在其中，中国人喜欢讲“讨生活”，外国人喜欢讲“赚生活”，无论是讨是赚，都要费脑费神、劳心劳力，小老板也是这样。
这样，最关键的就是快乐了，快乐地、不违心地去做某些事情，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老板，哪怕只是一家小小的店，哪怕这家店开张倒闭，心里爱着，就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值得，时间值得，金钱值得，辛苦也值得。
就像白白的棉花糖，其实也是吹大的，它只是一小撮糖而已。
如果拿一个问题去问所有面临毕业的学生：“你最想找怎样的工作?”80年代的机关事业单位梦想已经远离，90年代的合资外企公司已经厌倦，21世纪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做自己的老板，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自由支配自己的财政。西服领带、朝九晚五、套装淡彩已经成为了一种有束缚和呆板的生活方式，而一家小店、一方茶座、一个网站和一个小饭店逐渐成为了每个人的梦想。
特别调查：你最理想的工作
我们在行将毕业的2006届学生中，进行了一个小样本调查。接受我们简单访问的学生为30人，涵盖了综合性大学、专科学校和高职，专业涉及理工科、法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中相当多的女性学生对于办公室工作表现了明显的厌烦，男性绝大多数希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自主创业。
我想开一家色彩顾问小店
孙燕飞(东华大学管理学院)：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进入时尚产业，到LVMH这样的奢侈品大集团或者联合利华这样的有化妆日用品部门的综合性大公司工作。我曾经在欧莱雅实习过，在熟悉了基本的工作流程之后，对于外企反复的加班和螺丝钉一样定人定点的工作状态产生了厌倦，觉得这样的日子特别没有意思。
我从小是一个比较“妖”的女孩子，喜欢给自己打扮，穿稀奇古怪的衣服，化各种各样的彩妆。我特别喜欢把衣服搭来搭去，还把各种眼影、腮红、唇蜜和不同颜色的衣服、鞋子甚至手提包进行组合。我觉得不同的色彩组合能够搭配不同的心情，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和气质。我特别想开这样一家色彩顾问小店，为女孩子们设计不同的装扮细节，首饰的颜色啊，彩色指甲的颜色啊，甚至头发与肤色的搭配啊等等。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想做的工作。
我想在学校旁边开一个蛋饼铺子
戈晓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我在欧洲交流学习的时候，那段时间除了上课，就特别空。在国外，相对国内，娱乐活动比较少，于是很多时候都在厨房里研究我们祖国的美食文化，一方面改善自己面包黄油之外的饮食，另一方面也发现厨房之乐特别令人满足。
我从“文学城”啊很多海外华人bbs社区上下载了很多菜谱，中国人真是聪明，前辈们根据不同国家原材料的不同，分别针对不同的时令季节，写出了很多海外菜谱，因为国内原料不同，这些菜只能在国外烧。后来，我自己也开始独创一些小点心或者菜了。比如说最简单的鸡蛋饼，我现在制作的水准已经很高了，咸的、甜的各种各样都会做，加上不同原材料，不同模具，可以做出来很多口味和不同的模样。
我记得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早上急匆匆地来不及去食堂吃早饭，就常常到教学楼门口的蛋饼铺子买一个葱油蛋饼。回国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在学校附近开这样一个蛋饼铺子。因为我觉得自己会做得更加干净，更加美味。
我想做传媒技术的引进
吴建博(上海理工大学通信工程系)：说老实话，不是不想进微软、英特尔或者IBM这样的大公司，但是就业也要看自己的学历背景和实习经历，我觉得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去那样的大公司打拼。自己又特别有上进心，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也不愿意就去小庙混混。所以对我来说，家里条件允许，最好就是自己创业，开家小公司，摸爬滚打几年。
我曾经在欧洲留学过，看到那里有很多非常实用的技术设计，国内都没有见过。当时就很想做引进的工作，尤其是传媒技术这一块。我们在影视电脑特技、舞美灯光设计等方面都比较粗糙，但是西方已经做得很先进了。传媒技术硬条件的提高，才能真正拉动软实力的增长。
我想做一个策划工作室
徐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我一直是一个非常会做梦的人。比如说人家刚刚起了一个头说买一个踏步机，我就会想，踏步机很好啊，我每天坚持锻炼，然后设计一套动作，成为“卉卉健身运动操”，最后广受欢迎，开了一个时尚健身馆。反正说得难听点，就是做白日梦，说得好听点，就是发散性思维比较强。
我在电视台、杂志社都实习过，很喜欢做编剧、策划选题或者公关活动，所以一直以来都想开一个策划工作室，就是有点以前点子公司的味道。帮助个人、企业或者一个活动做整体的策划和公关，比如说就业面试的从形象到语言的策划，产品推销的从文案到销售的策划等等。
我想做自由撰稿人
李晴(上海大学人文学院)：我总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放得开的人，在热闹的人群里有时候会觉得没有信心，所以从小就喜欢文字，爬格子是我除了学习之外的主要消遣和工作。但是我又不喜欢杂志或者报纸这样传统的平面媒体，那里常常被发稿量、编辑量和各种选题会束缚，我喜欢写乱七八糟自己的东西。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做自由撰稿人，而且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积累，现在也帮一些地方写写小专栏。也许有人觉得这样养活自己比较累，但是我倒是真正觉得这是我喜欢的工作和喜欢的生活方式。
我想做个体电脑维修工
何英杰(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小时候，我是打各类电子游戏的疯狂爱好者，后来迷上了电脑，特别喜欢拆拆弄弄。从高中起，我就把电脑的硬件拆装和软件维护搞得很熟悉了。到了大学之后，我就成了父母同事朋友和自己同学的电脑维修专员了。尤其是每年学期开学，我会忙得要命。新学期，给孩子或者给自己买电脑的人家很多，我每天要赶很多场子，给不同的人安装软件，或者给电脑升级，杀毒等等。
逐渐地，我做电脑维修变得越来越有口碑，甚至连学校里远得十万八千里系的学生也会通过曲曲折折的关系找到我，让我帮忙修电脑。后来，还有很多老师，甚至宿舍园区办公室，和其他行政部门也来找我修电脑了。我觉得如果客户真的这么多，我毕业就啥工作都别找，干个体电脑维修工得了，这样也很自由、很开心的。
特别案例：达人小老板
当很多毕业生还在想象小老板故事的时候，这个社会上已经有很多先行者为这种梦想的成功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这些小老板在各种商业领域进行个性化的探索，正是因为他们的道路吸引着后来者默默地追随，把朝九晚五的束缚抛开，为自己做主，也许就从一个小小的念头或者一个小小的举动开始。
教母级小老板：香港米兰站站长达贝妮
姓名：达贝妮
性别：女
来自：上海
出生日期：1981.11.4
自我介绍：从小学习芭蕾舞，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及独特的气质，时尚前卫，并有很好的审美观；性格开朗、活泼、多才多艺
光光看这样一份介绍，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孩子，漂亮、时尚等等。但是如果揭开达贝妮背后的故事，很多人会为之惊叹。她是淘宝网“香港米兰站”网络小店的神秘女主人，在淘宝网上挂出各类令人惊异的“货品”，有房产、名车和各类顶级品牌的商品。这个“爱的天国——没有米兰，没有奢华，没有我，只有信仰”的店铺现在被称为网上“最牛的店铺”。据统计数据显示，该店铺的浏览量已超过15万次，而货品拍卖价格超过60万元，挂牌的货品价值更是达到数百万元。
面对这样的统计和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达贝妮说，真正卖掉的只有4万元左右，其他都是有人恶意竞拍最后又没买的，而所谓的“二奶”等等攻击都是无稽之谈。达贝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曾经在国外的律师事务所做过律师助理，现在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同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读研究生。
达贝妮自己也知道很多人都奇怪她怎么会有这么多价格不菲的拍品，好奇她到底是什么身份。达贝妮对报纸解释说，网上卖的所有巨额家产，除了一小部分来自炒股，几乎完全是炒房的战果。她曾经炒过11次房子。建立“香港米兰站”的初衷就是想卖房子。
达贝妮和她的小店吸引那么多的人，不单单是卖东西那么简单，而是这个网站还成为了知名的博客网站，里面记录了店主点点滴滴的心情故事和私人恋爱故事。达贝妮还用她的文字吸引着眼球，比如：“如果有一天你上网来我知道是千分之一的概率你会来这里，看到这些曾美丽过双眼的事物又会是如何的心情，我只是想让你看到，还有我支离破碎的心。”这些缠绵悱恻的情绪融合商品经济的奢华，把达贝妮打造成现代社会充满光环的人物。就像达贝妮自己说的，买卖做到这个份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交易，而是想对大家说一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达贝妮的述说和经历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拥有和经受得起?就像香港米兰站的名字一样，香港和米兰，本来就是两个很远的地方。
教父级小老板：鹿鸣书店店长顾振涛、张金耀
“鹿鸣书店”原本是一个不足二十平米、位于复旦大学国权路上的小书店，如今扩大门面声名远扬，不仅在东北大学片，甚至在全上海，从事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研究的师生(包括留学生)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鹿鸣书店的。它已经成为复旦一道不可缺的风景，成为了民营书店的一个成功典范，也成为了大学生小本创业的先驱。
两个创办人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顾振涛主攻现代文学，张金耀主攻古代文学。顾振涛说，这个书店的想法是在研究生宿舍的楼梯拐角处提出来的。当时，张金耀和另一位朋友想“接管”一个书店，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邀请他入伙。振涛当即就否定了这个设想，“接管”的费用远远超出“创办”一个书店所需的资金，为什么不自己开个书店呢?这个彻头彻尾鲁莽而冲动的决定，在没有任何市场调查、估算、分析以及判断，没有资金上的充足准备，不了解图书的进货方式、渠道，有的只是天真的幻想，以为顾客自然会蜂拥而至的幻想，竟然也在磕磕碰碰中发展壮大了。
从一开始租房、领营业执照长达数月的烦扰拖拉，到临开业某方资金的突然撤退，顾振涛和张金耀在辛勤的劳动和悲欢的人情中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教授认为鹿鸣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振涛、金耀的知识背景所决定的。两人都是读书很多的书虫，又能相互取长补短，所以他们进书往往自有特色。一些对有关研究者而言不可或缺的著作，不仅复旦周围，就是沪上其他书店，也未必容易觅得，比如从多卷本的《戴震全书》《钱大昕全集》，到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典》、瞿冕良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钱仲联主编的《广清碑传集》、宿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等。他们还设法组织了一些出版社库存的旧书，按原定价出售。傅杰教授说，当一九九九年十月竟还能在这里看到近二十年前出版的售价仅二元七角的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时，真是有些惊喜得难以言喻。而一位华东师大的语言学教授也说，他在鹿鸣书店看到的语言文字著作，是上海的书店中最为丰富的。
就像爱美的姑娘都有开小时装店或者彩妆店的梦想，爱书的人都有开书店的梦想，远在曼哈顿哈佛广场或者伦敦诺丁山，在温馨优雅的书店，坐捧一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是一种怎样的惬意啊。
特别思索：朝九晚五VS小老板的梦想
在年长的、父母一辈人的眼里，稳定、高薪、体面也许是一份好工作的最佳标志。当年轻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孩子有能力去获得那样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产生的另外的想法实在令他们感到难以理解。开家小店虽然比以前的个体户开个卖鱼摊或者杂货铺强很多，但是总无法满足父辈们所希望的西装领带出入高级写字楼或者高级衙门。朝九晚五的生活状态已经令越来越多的人厌恶，小老板的梦想就像儿时的棉花糖，父母说这东西不卫生，孩子却偏要吃，棉花糖看起来一堆，又白又多好大的一捧，吃到嘴里却没有多少，满足与否只有各人自知。
工作一定要稳定吗?
工作的稳定性已经变成了空中楼阁式的期望，在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还要找一个可以养你一辈子的地方似乎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没有多少人相信有这样的地方。稳定的工作在年轻人眼里不意味着一辈子不辞退你，“稳定”意味着稳定的工资、福利和培训上升空间，“稳定”还意味着这份工作可以随着社会的变化一同前进，而不要被淘汰。因此，当我们把“稳定”理解为这样一种动态的、有增长性的稳定的时候，我们就不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轻松获得的稳定。
做自己的老板就不稳定吗?与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家辞退，被社会淘汰，不如自己掌握主动权，倒闭也倒闭得心里明白。
工作一定要高薪吗?
什么叫高薪是很难讲的，初入社会的学生觉得月薪5000就是高薪，工作5年的人认为月薪8000才高，在国企的不敢奢望外企的月入一万，做行政的也不能强求做技术的几倍高薪。因此，找怎样的工作就包含有很多别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判断。劳动薪酬不一定和劳动强度与劳动时间成正比。经常有人抱怨，把男人当畜牲用，女人当男人用。当高薪是以健康作为代价的时候，也许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
“经济自主权”就成为了重要的衡量标准，一个小小的老板就有这样的控制现金流的权力，他不用等着领工资，而主动去操作钱。赚多赚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感觉自己卖给了金钱。
工作一定要体面吗?
西装领带写字楼早已不是体面工作的象征，蓝领、白领到金领还不都是打工者?“体面”从最初的“面子”问题转换到了“体内”问题，一份工作，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体面说到底还是要自己心里舒服，觉得值得，能够挺起腰杆，自尊地劳动。
然而，无论做怎样的工作，都有一份艰辛在其中，中国人喜欢讲“讨生活”，外国人喜欢讲“赚生活”，无论是讨是赚，都要费脑费神、劳心劳力，小老板也是这样。
这样，最关键的就是快乐了，快乐地、不违心地去做某些事情，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老板，哪怕只是一家小小的店，哪怕这家店开张倒闭，心里爱着，就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值得，时间值得，金钱值得，辛苦也值得。
就像白白的棉花糖，其实也是吹大的，它只是一小撮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