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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母，我们不能再让她在那个地方（殡仪馆）待那么长时间了。”6月17日下午，江苏常州坠亡小学生缪可馨的父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缪可馨的遗体已经在金坛殡仪馆火化，此时距离她坠楼已经过去了13天。
悲剧发生于6月4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河滨小学五年级女生缪可馨上完语文课后，翻越四层栏杆坠楼身亡。事后，家长将语文课上的作文修改情况拍照发布到网上，怀疑语文老师袁某教学方式不当与女儿跳楼有直接关系。缪父称，事发当天的作文课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才导致原本开朗活泼的女儿走向极端。
缪可馨事件不是孤例，新冠疫情以来，全国各地已发生多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4月，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一名初中女生在学校宿舍楼坠楼身亡;5月，河南沈丘县第三高级中学高二学生王宇欢坠楼身亡……
中小学生自杀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21世纪教育研究院每年发布的教育蓝皮书显示，2013年全年中小学生自杀案例共计79例，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则有392例儿童和青少年自杀死亡及自杀未遂。
上述数据只是冰山一角。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熊丙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研究数据主要来源是媒体报道，很多案例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进入到公众视野。”
真相黑洞
缪可馨父亲至今认为，很多迹象显示，孩子去世前的那堂语文课与孩子的死亡原因有关。
他所说的迹象，来自缪可馨坠楼之前的一篇观后感作文。6月4日下午，缪可馨所在班级第二、三节课都为语文作文课，上课内容为修改读后感。缪可馨在作文中先描述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经过，紧接着在读后感中写感受。在这篇读后感上，有大量的修改符号，老师还写了一句评语“传递正能量”。
语文老师袁某在最近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对当时的课堂情况提供了自己的说法：“（缪可馨读后感）接下来的一小节还是围绕作品的主要内容来概括，没有具体的实例。看到这里，我就说，要写一个具体的实例，作文中尽量传递正能量。而且顺手在她的本子上写上了‘传递正能量’五个字。别的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缪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篇作文，女儿是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发现一些问题。她的眼界、思维可能会比同龄小朋友更高一点，“她有另一个角度去看东西，我为她感到骄傲。不是老师所讲的那种负能量，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太多这种意识。”
直到这节课下课，全班仍然有六七位同学没有修改好，其中包括语文课成绩常年位于班上前列的缪可馨。袁某让孩子们上厕所，自己留在教室内批改作业。没多久，缪可馨走出了位于四楼的教室，爬上围栏，坠楼身亡。
缪父说，家人一直怀疑，语文老师可能在课堂上有侮辱、打骂等暴力行为，导致了女儿的死亡。语文老师袁某则在书面说明中回应：“整节课我没有批评过缪可馨，更没有打过缪可馨一下子，这节课班級任何孩子，我都没有批评打骂过，说话都是平和的语气说的。”
“警方的案卷笔录有100多页，应该是把这些情况了解得很详细。”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副局长潘建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讲台旁边就是学生，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就对学生、老师做了谈话和笔录，“老师对学生语气上没有严厉的要求，这是没有的。”
家长、老师和教育部门各执一词，事情陷入了僵局。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雷思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生自杀事件的一大难点是如何还原自杀的过程，寻找什么原因引起自杀，“如果学生没有死亡，还可以向他了解原因。但学生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家长会认为学校和老师的解释不对、不客观，存在替自己掩饰的可能性。”
事后，缪父在微信朋友圈发文寻求其他学生家长帮助，想要了解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发现，愿意与其沟通的家长寥寥，而有些“知情者”说法前后又有些矛盾。雷思明认为：“有些事件就算是发生在课堂上，很多同学都看见了，但是学生和家长能不能客观说出当时的经过，受害者家长也会有怀疑的心理。”
涉事语文老师曾经有过暴力对待学生的前科，让家长更加坚信，缪可馨之死的原因没这么简单。袁某在情况说明里承认，去年的确打过缪可馨，“那一段时间，缪可馨学习态度马虎，成绩下滑。有一次批改习题时，发现缪可馨漏做，一时心急，就打了孩子一个耳光。”事件不断发酵后，不断有人举报称，该语文老师一直存在暴力对待学生问题。
缪可馨跳楼事件发生一周后，由警方、教育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公告称，调查走访班级学生45名、学校老师3名，未发现当天课堂中存在辱骂、殴打学生情况。公安部门通过现场勘查、查看监控录像和走访调查等工作，排除他杀。
然而，缪可馨父母对调查组的结论不认同。“我们不能接受，通告的是结果。但对于坠楼的原因，并没有给我们合理解释。”他们的诉求是，一定要了解清楚那堂语文课发生了什么。女儿为什么会突然冲出去？女儿很活泼开朗，并没有精神疾病，为什么会走极端的路？他需要详细细节，找到女儿的死亡原因。
雷思明介绍，自杀事件发生后，通常首先由公安机关来判断确认是否属于刑事案件。如果通过调查发现是自杀，不属于刑事案件，公安机关的职责已经履行完毕。接下来是民事责任，如果各方难以达成协议，就要走司法程序。不过，雷思明自2004年进入教育法律领域以来，很少接触走到司法程序这一步的自杀事件。
独立调查机构缺位
对于缪可馨家长来说，另一个疑问来自于事发后学校的处置。
坠楼事件发生在15点14分，半个小时后家长才接到老师电话，让他们去医院。缪父赶到医院后，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到了医院，一位医生跑过来跟我讲，孩子实际上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家长在医院并没有见到女儿，她当时已经被直接送到殡仪馆。由于属于非正常死亡，家属难以见到孩子，直到晚上9点左右录完笔录后，他们才在殡仪馆见到了缪可馨的遗体。 孩子出事后，为何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副局长潘建华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学校和老师是第一次碰到这类事情，先想到的是救人，“老师第一时间就跑到楼下，第一时间向学校领导反映，同时也拨打了急救电话和警方电话。学校的两位校级领导陪同到了人民医院，同时对现场也做了适当的保护。
出事之后，作为班主任和语文课老师的袁老师，只主動跟家长联系过一次，学校也没有及时与家长沟通。出事第二天，缪可馨亲属在学校外面拉出横幅，要求给出死亡原因，并且与袁老师发生了摩擦。
“学校认为学生自杀是丑闻，担心事情闹大后可能会影响学校声誉等。因此，有的学校或者地方教育部门采取内部处理方式：学校会把事情立刻上报教育部门，商议怎么处理，然后才是通知家长，这会拖延时间。”熊丙奇认为，学校的这种处理机制问题会带来反作用，“学校应对不恰当，社会舆论的质疑会扩大到对教育主管部门。这也导致学校没办法以比较理性的态度解决问题，形成了一个死结。”
各方难以就自杀原因达成一致，如何解决？熊丙奇建议，自杀原因调查和责任划分，可以设立独立的教师委员会，不能有行政的干预。
不过，雷思明认为，在校内设立调查机构，家长会对它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如果有可能，地方可以成立学生伤害事故纠纷调解委员会，委员会由教育、法律专业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代表组成。这种超越学校和当地教育管理部门的机构，更容易被接受。”
教训无从吸取
缪可馨的遗体已经火化，但缪父仍在追求事件真相。他介绍，官方答应成立新的调查组，重新到学校再去做深入调查，但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调查结果，“把事情要查得水落石出，我心里的结才会放下来。”
缪可馨事件仅是全国众多中小学生自杀案件的冰山一角。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的提案称，“近年来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自杀事件呈上升趋势”。他以上海某区为例，2017年自杀学生7人，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9人，2020年提案提交时已有14人。不到四年时间，39名学生自杀，占全区中小学学生总数的0.01%。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教育蓝皮书统计：2013年全年中小学生自杀案例共计79例;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见诸媒体报道的有392例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及自杀未遂信息，其中明确标注为中小学生的有267例。熊丙奇介绍，这些数据都来自媒体报道。由于一些家长没有维权、当地遮掩等各种原因，更多案例没有进入公众视野。
对于数据不透明的问题，熊丙奇一直呼吁能够建立青少年自杀数据的信息披露机制，“首先建立披露机制，要实现有数据。其次，这些数据要纳入政府治理体系。”
心理咨询师韩美龄曾接触过100多位有自杀倾向的孩子。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遇到刺激因素时，一些学生容易承受不了压力，出现各种过激行为。她认为，学生的生活习惯、对世界的认识、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在后天养成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引导，“这些孩子只要能帮他把过激的情绪、钻牛角尖的状态调整过来，认知开阔一些，事情就不会再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总结，上海某区2018年以来的32起自杀事件原因可归纳为五类：亲子关系和家庭问题、心理问题、网络侵害、青春期早恋情感纠纷和家庭暴力。其中，由于亲子关系和家庭问题导致的自杀占比超过七成。
熊丙奇则认为，多方面的原因会导致学生自杀，但最直接的表现是所谓学习压力。学生面临学业压力负担，背后牵扯到学校的教育问题和家庭的教育问题，“学校和家庭为了提高学生成绩，给学生布置很多作业，容易让学生产生焦虑等心理问题。这时候，亲子矛盾和师生矛盾极易发生，学生采取自杀等极端做法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对发生在学校的自杀事件来说，学校惩戒制度不健全、不规范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雷思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来一直没有关于教育惩戒的法律法规，对于老师来说，难以区分正当惩戒和过度惩戒。惩戒规则不明，老师会根据自己对教育管理权限的理解来惩戒学生，导致很多老师的做法过界，“学生和家长也不知道老师做得对不对，但一出事，他们会认为老师做得不对。”
这时，责任划分成为自杀事件纠纷的焦点。雷思明说，对于体罚、侮辱学生导致的自杀，责任比较明确。但有些事件中，老师履行正常的管理职责，采取没收手机、让其抄写作文等惩戒行为，有些学生可能就想不开自杀了，这类情形责任认定的分歧就非常大。
去年11月，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详细规定了教师惩戒规则和惩戒权。教师可根据学生违规违纪情况，对学生进行点名批评，限制外出集体活动，不超过一周的停学、停课等。不过，雷思明担心，由于各地实际情况不同，这类规则能否科学合理地执行，还要观察。
熊丙奇认为，教育部门需要正视中小学生自杀事件，切实承担责任。教育部门和学校都要认真对待每一起自杀案件，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而不是逃避问题，“回避的态度下，学校不会有动力去深挖原因。只有让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才能更好地理解学生自杀的前因后果，从而制定措施。”
“每个学生自杀事件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不能坐视不管。”熊丙奇坦言，但现实情况是，每当发生学生自杀事件，教育、法律、行政和道德混在一起，一团乱麻，“等舆论风头一过，双方协商了事，这样吸取不了任何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