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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跟着我,真是太委屈了。
我和妻子是20世纪60年代末结的婚,婚后生了3个子女。
那年月,嫁个干部少干活,跟着教师活受罪。我在外地教书,逢到假期也不让回家,不仅要参加组织的学习,还要参加当地生产队的劳动,平时很少有空回家。操持家务,养育儿女,去生产队里挣工分,都成了妻子一个人的事,她承受着极大的负担和压力。
记得是1972年暑假,我奉命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打三反”学习班。学习班一办就是3个月,中间不许请假回家,真把我急得要死。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到家里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只见他们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连走路的劲儿都快没有了。那个时候是“红薯汤,薯面馍,离了红薯无法活”。在我离开家以后的那段日子里,家中缺油少盐,更未吃上过一片肉。三个孩子见我回来,哭着闹着要吃饺子,妻子也掩面落泪。可是那时教师的工资低得很,我哪里有钱去给他们买肉包饺子呢?唉,妻子儿女跟着我过日子真是太苦了!
后来,儿女们都相继结婚成家,我的工资也开始上涨。生活刚刚有了好转,妻子却又得了病,脑血管硬化、脑中风、冠心病等,一股脑儿袭向妻子,虽经多年治疗,还是止不住头晕头疼。妻子平时连洗衣做饭的事儿也难以料理。一天晚上,她哭着对我说:“别再给我治病了,钱花光也难救我的命。我死了你再找个年轻的。”“净说胡话,知冷知热结发妻。不是你,我们哪有这个家?我哪有今天?我啥时候也不会丢掉你!”我好说歹说,总算宽慰了她的心,让她安心治病了。
进入新世纪,教师工资增长了好多,我每月可领到1000多元钱。这时,妻子的病也逐渐好转。为温暖妻子的心,我常利用业余时间陪伴妻子在家看电视、听广播、去田间散步,有时也讲一些幽默故事给她听。平时妻子爱听什么,想穿什么,我都会尽最大努力满足她。逢到双休日或假期,我就骑上新买的三轮摩托,带上妻子和孙子到临近集会上或县市去游玩,一块儿寻找快乐、感受幸福——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给妻子“补屈”。
那是一个春天,我和妻子还有孙子、孙女到公园游玩,在粉红的桃花和碧绿的草地之间,留下了这张照片。妻子常说:“没想到还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我是知足了。”我说:“以前亏你太多,我要用剩下的时间好好给你‘补屈’。现在好,将来会更好,咱们慢慢地走,细细地品味……”
(本栏责编 晓 月)
我和妻子是20世纪60年代末结的婚,婚后生了3个子女。
那年月,嫁个干部少干活,跟着教师活受罪。我在外地教书,逢到假期也不让回家,不仅要参加组织的学习,还要参加当地生产队的劳动,平时很少有空回家。操持家务,养育儿女,去生产队里挣工分,都成了妻子一个人的事,她承受着极大的负担和压力。
记得是1972年暑假,我奉命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打三反”学习班。学习班一办就是3个月,中间不许请假回家,真把我急得要死。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到家里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只见他们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连走路的劲儿都快没有了。那个时候是“红薯汤,薯面馍,离了红薯无法活”。在我离开家以后的那段日子里,家中缺油少盐,更未吃上过一片肉。三个孩子见我回来,哭着闹着要吃饺子,妻子也掩面落泪。可是那时教师的工资低得很,我哪里有钱去给他们买肉包饺子呢?唉,妻子儿女跟着我过日子真是太苦了!
后来,儿女们都相继结婚成家,我的工资也开始上涨。生活刚刚有了好转,妻子却又得了病,脑血管硬化、脑中风、冠心病等,一股脑儿袭向妻子,虽经多年治疗,还是止不住头晕头疼。妻子平时连洗衣做饭的事儿也难以料理。一天晚上,她哭着对我说:“别再给我治病了,钱花光也难救我的命。我死了你再找个年轻的。”“净说胡话,知冷知热结发妻。不是你,我们哪有这个家?我哪有今天?我啥时候也不会丢掉你!”我好说歹说,总算宽慰了她的心,让她安心治病了。
进入新世纪,教师工资增长了好多,我每月可领到1000多元钱。这时,妻子的病也逐渐好转。为温暖妻子的心,我常利用业余时间陪伴妻子在家看电视、听广播、去田间散步,有时也讲一些幽默故事给她听。平时妻子爱听什么,想穿什么,我都会尽最大努力满足她。逢到双休日或假期,我就骑上新买的三轮摩托,带上妻子和孙子到临近集会上或县市去游玩,一块儿寻找快乐、感受幸福——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给妻子“补屈”。
那是一个春天,我和妻子还有孙子、孙女到公园游玩,在粉红的桃花和碧绿的草地之间,留下了这张照片。妻子常说:“没想到还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我是知足了。”我说:“以前亏你太多,我要用剩下的时间好好给你‘补屈’。现在好,将来会更好,咱们慢慢地走,细细地品味……”
(本栏责编 晓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