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盛家力助竞走冠军周余愚
盛氏家族是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家族之一。盛家老太爷盛宣怀在晚清任邮传部尚书，掌管过邮政、铁路和航运，是李鸿章办洋务时的重要干将。盛家财大权重，妻妾成群，在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拥有105亩地的大宅院。现在市中心的成都路，就是从他家当年的花园中穿过的。
盛家家大业大，小开也多。盛宣怀有七个儿子，几十个孙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喜欢体育运动。尤其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七盛升颐，还有孙子盛毓邮、盛毓度、盛毓常、盛毓绶……都是运动场上的活跃分子。盛老四为培养孩子们的体育兴趣，把自家的花园铲掉一大片，建成一个小足球场，供孩子们踢球、打拳、练赛跑。此外他还经常举办名目繁多的家庭运动会，什么“鸡蛋赛跑”、“猴子跳高”。到时候他亲自到场指挥，鸣哨开赛，判定冠亚军，把盛家大人小孩的胃口全调动起来了，场面颇为热火。
盛老四因其父亲的巨额投资，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有“十里南京路，一个盛老四”之称，跑马、豪赌、吃花酒、买汽车，一生花钱无算。但他有一笔钱还是花对了，就是鼓励、培养了一位中国体坛明星——曾参加1936年第11届奥运会的竞走名将周余愚。
周余愚原是上海英国人的太古洋行里的仓库管理员，从小喜欢体育，擅长竞走和越野跑，业余时间全扑在训练上，非常刻苦，在上海滩已经小有名气。盛老四对其非常欣赏，常请他到家里来吃饭，送他运动服和运动鞋，遇有什么困难总是设法为之解决，并希望他能打破竞走领域洋人的一统天下，为中国人争光。
有一年上海又要举办万国竞走锦标赛了，盛老四预计周余愚这年肯定能夺冠，就预先定制了一套西式银茶具，上面刻了字，作为他个人发给周余愚的奖品。比赛结果传来，果真是周余愚夺冠。盛老四高兴得像自己得了冠军似的，非常激动，为之大摆庆功宴，并安排人在跑马厅(现在人民广场)大放鞭炮。鞭炮声吵得跑马厅的马都受惊了。之后，周余愚更加努力，在中国体坛竞走这一项目中称雄几十年，令外国人也刮目相看。1928年周余愚组建白虹田径队，被选为副队长；1930年又发起创建上海中华竞走会，也是主将之一。在历年上海万国竞走锦标赛中，他连续四届夺得个人冠军，还参加上海中华队，使中华队连续三年获得团体冠军。
时间长了，盛家的孩子们都与周余愚成了好朋友。周余愚锻炼时有盛家人陪练。陪练者无法追上周余愚，就骑自行车跟在后面，甚至把盛老四的汽车开出来为周余愚作“护卫”。周余愚参赛时，盛家往往“倾巢”而出，男女老少一起为其摇旗呐喊。尤其是盛老四的大儿子盛毓邮和二儿子盛毓度，待之如兄弟，与他保持了60多年的友谊。
1936年，周余愚赴德国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当时盛毓邮正在英国伦敦读书，为了给周余愚助威，盛毓邮特意从伦敦赶到柏林。两人在异国相见，异常兴奋，紧紧拥抱在一起。比赛结果，周余愚个人竞走获最佳姿势奖，这在长期被视为“东亚病夫”的国度，已是相当了不起的荣誉了。
周余愚所在的太古洋行得讯后大为振奋，认为周为太古洋行争得了荣誉，当即发出电报，要周余愚赛后不要马上回中国，立即去伦敦太古洋行总部，总经理和董事长要亲自为其庆功，并且关照他，上火车之前先发个电报，告知车次，洋行的主管和同事将在车站夹道欢迎。
恰好盛毓邮也要回伦敦继续读书，于是两个好朋友正好同路，真是皆大欢喜，好事成双。他们发了电报就上火车。然而他们实在是太高兴了，一路上说说笑笑，忘乎所以，连车上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们的照相机也浑然不知。待边上人提醒后，两个小伙子如梦初醒，可那小偷已下了车，他们一急，跳下火车去追小偷。可悲的是小偷没抓到，火车却开走了，而他们的行李却仍在火车上。两个好朋友神情沮丧地你望我，我望你，只好再等下一班火车。可是在伦敦火车站里夹道迎候的伙伴们惨了，左等右等等不来人，火车过了一班又一班，总不见他们出来，总经理竟怀疑电报局翻错了电报……
两个家庭 三代友谊
过了些时日，周余愚回到上海，成了奥运大英雄，无论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一片赞美声，但是盛家人却发现他不常来盛家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这小子把盛家的孙女五毛的芳心给勾走了，常私下里约五毛出去玩。五毛是盛老四的小女儿，名毓珠，艺名叫“颖若馆主”，长得眉清目秀，从小学程派戏，扮相好，唱得也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谁知竟被周余愚神不知鬼不觉地“唬”走了。
周余愚觉得盛老四那么喜欢自己，大概不会为难自己。谁知不然，盛老四别的都肯给，唯独女儿不肯给，得悉后勃然大怒道：“小赤佬!我这么培养你，你却动我囡囡的脑筋!不要想!”从此宣布不许他上门，也不许五毛见他，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决不能同意。老爸一翻脸，毓邮、毓度兄弟就犯难了，他们既同情好朋友，又奈何不得老爸，两边都难说话。而周余愚仍一如既往，穷追不舍，想方设法与五毛幽会。五毛却害怕父亲的威严，三拖两拖，此事就黄了。可怜周余愚遭此沉重打击，多年来无心再谈女朋友，直到45岁才娶妻。
尽管如此，毓邮、毓度兄弟与周余愚还是好朋友。解放初，盛氏兄弟到了日本，那时家族早已败落，老爸也去世了。他们白手起家，公子哥儿变成了打工仔。当年分不清油盐酱醋的小开，现在却要下厨房，学炒菜，跟大师傅一样一天一身油。后来打工仔变成了小老板；小老板又变成了大老板……盛毓度还成了东京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20世纪80年代他们先后回国探亲，仍不忘看望他们年轻时代的好朋友周余愚。看到周余愚经济状况不佳，就慷慨帮助，并主动提出把周余愚的儿子周明辉带到东京去读书。现在周明辉早已学成就业，并在盛毓邮的大儿子盛承洪的公司里工作。从盛老四到盛毓邮、盛毓度、盛承洪、周明辉，他们已经结下了三代友谊。
事实上盛氏兄弟一生都在关注中国体育的发展。盛毓度是日本东京留园饭店的老板，凡是国内有体育代表团赴日，他必定要请客招待，合影留念。1972年他发起成立了围棋组织“吴林会”(以吴清源和林海峰的姓组合而成)，每年邀请中日围棋名流交手数次，每次参加者达数百人之多。1977年改为“留园杯”围棋赛，邀请中国与日本围棋界选派青年代表参加，优胜者颁发奖金以资鼓励。中国名手聂卫平、马晓春等人，均参加过该赛事(盛毓度1993年病逝后，日本棋院特授予他名誉八段证书，以表彰他对围棋事业的贡献)。当中国女排在东京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传来时，他激动万分，立即请全体女排姑娘来留园饭店贵宾厅作客，设豪宴款待，还特邀中国驻日大使苻浩先生光临共席。宴罢与队员们合影留念。他永远是一袭长衫，风度儒雅，保持了传统中国人的形象。
盛毓邮在日本主持新雅饭店，该店的蟹粉小笼包可称东京一绝。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的大潮兴起，勤工俭学 的中国留学生业余时间大都在饭店里洗碗、打工，以补充学费不足。其中来盛毓邮的新雅饭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就有十几个。当时一般的是每小时工钱700日元，而盛毓邮立下规矩，凡中国留学生来店里打工，给他们每小时1000日元，并且不安排他们很多工作，让他们尽可能地多读书，此外他还规定：中国人不洗碗(他说“洗碗让日本人洗去”)。当他知道小伙子们业余想打打球、成立一个小球队时，他当即表态：“我同意!我给你们买球衣、买球鞋，你们踢球去!”留学生们个个听得都愣住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板!
风头甚健的“聂氏兄弟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体育活动的热潮，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那时只要不打仗，体育活动就不会停止，不仅中外强队之间、各大专院校之间和各中学之间赛事频繁，《申报》每天都有半个版面甚至一个版面的体育新闻，详细报道各路兵马的战况，而且在民间还活跃着一些家庭“小分队”，如“崇德篮球队”、“李氏足球队”、“留队”、“非队”、“绿灯网球队”等等。
崇德篮球队是晚清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孙子们组成的家族篮球队。之所以取这个队名，是因为他们的祖母曾纪芬(曾国藩的小女儿，著名书法家)的号为崇德。队员以光字辈的人为主，有聂光址、聂光琦、聂光达、聂光禹、聂光乐(聂耶)、聂光华、聂光雍、聂崇训……其中主力(中锋)是聂光乐和聂光禹，还有袁世凯家族的后代袁和、袁庆、袁泰。队长是聂光址。这支队伍诞生在抗战胜利之后，曾经有过很牛的辉煌期。那时上海有几十个篮球队，大都是大单位组织的球队，而崇德篮球队是支私人的子弟兵队伍，竟也成了海上劲旅之一，因此风头很健。那时上海市每年都举行循环比赛，第一年这支队不起眼，被分在B组；后来看他们打得成绩不错，属于有实力的强队，第二年就升级为A组。《申报》的体育新闻中常刊有关于他们迎战名队的报道，不过不大称他们为崇德篮球队，倒是常称他们为“聂氏兄弟队”。
该球队的出资人原先主要是队长聂光址，因为他在兄弟们中最有钱，是金城银行的襄理，为球队花了不少钱。后来在聂家的恒丰纱厂当厂长的聂光堃看他们球打得很好，应当鼓励，就从厂里拨出资金给予支持。所以该队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训练场地(金城银行在愚园路的室外球场、青年会的室内灯光球场、衡山路上美童公学的球场)，有自己的队服(冬装、夏装)。兄弟们打了胜仗，当队长的还请大家到大世界吃饭，兄弟们就更加起劲。袁家兄弟之所以加入聂家的篮球队，因为他们也是上海小开，是聂光址、何振志夫妇的邻居。何振志是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其父亲是太平洋保险公司老总何千里，大家都是朋友，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见聂家人很团结，很有劲，因此也乐于加盟。
聂家兄弟球打得好跟教练也有关系，他们的教练是老一代球星吴成章。吴教练是当时上海华联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也是该队最年轻的队员，后来入选国家队，成为主力队员。他曾参加过1948年在英国举办的奥运会，由于那时实力有限，球队打得不够好，跟外国比赛输了，更不幸的是，当时腐败的官员竟侵吞了他们的回国路费，把他们丢在了伦敦。他和其他队员都举目无亲，最后靠当地华侨的帮助，设法筹集到一些资金，辗转多日方回到国内。吴教练回国后并没有放弃努力，仍旧在篮球界奋力拼搏。崇德篮球队在他的带动下，进步很快。
在崇德篮球队很红火的时候，每次比赛，聂家的姑娘、嫂子都蜂拥去助威，充当啦啦队，时间长了受其感染，也蠢蠢欲动。不久一支聂家女子篮球队成立了，名叫“非队”，队长聂光明，队员有何振志、聂光莱、聂光秀、余秀莲等等。她们在西青会的室内球场练球，常常外出比赛，也很风光了一阵，直到聂光明等出国才停止。
全国解放后崇德篮球队的两大主力离开了上海——聂光禹分配到东北工作，聂光乐参军到华东军大去了。主力走了，他们球打不过人家了，兄弟们没劲了，队伍也就散了。不过聂光乐到了部队继续打球，成为华东军大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吴成章教练后来也到了华东军区，再后来被解放军“八一”队挖去当教练，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儿子后来也成了“八一”队的主力队员。吴教练晚年还主持过上海明星篮球队，率领一帮老球星和老影星玩玩篮球，如今82岁了，与聂家的聂光乐等仍旧保持着联系。
由盛家撑腰的东华足球队
说到办球队，上海滩还有一位大手笔，即在上世纪30年代初创办东华足球队的盛老七——盛升颐。“东华”可是一支为中国人赢得过很多荣誉的球队，拥有当时中国最好的球员。戴麟经(游泳名将戴丽华的父亲)、冯运佑(他的弟弟冯运和是盛老七的秘书)、张邦纶、谭刚拍、孙锦仁(号称孙铁腿)等，都在“东华”麾下。
盛老七是盛宣怀的第七子，汉冶萍公司经理，抗战前还是苏浙皖三省税务总局的局长，标准的上海大财主，政治上也有后台，属于孔祥熙、宋蔼龄的“公馆派”人物。抗战前他很喜欢足球，每次重要的球赛他都去观看，高兴时还上场踢几脚。1931年东华足球队成立时，他把堂叔盛苹荪，以及两个侄子盛毓常、盛毓邮都拉进来当发起人，目的是要大家出钱。在24个发起人当中，他们盛家就占了4个。
盛老七热心操办球队的成立，又当了“东华”的会长，主持了初创时期的一切事务，包括筹集经费、组织球赛、联系训练场地，还把他家老公馆中的一栋房子腾出来，供球队作队部(后来扩大为东华足球会，队部也随之搬到复兴中路)。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官方的支持，他又拉宋子良和吴铁城当会长和名誉委员长，拉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经理丁雪农当常务委员，拉中央银行的胡梅庵当董事，目的可想而知，就是为球队筹款。因此说30年代东华足球队的辉煌，有着这位盛家公子的一份功劳。
抗战中盛老七去了重庆，出任华福菸公司(华福烟草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生产的华福牌香烟行销各地，是抗战时期内地国产香烟的头块王牌；他还主持华盛企业公司、大陆运输公司和昆明滇力制钢厂，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公路运输，出了大力。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东华足球队已由广东人谭敬掌管，他渐渐失去了玩足球的雅兴，但主要原因还是他经济上的失败。那时他住在上海蓉园，大做股票，可是运气很不好，股票连连受挫。那时他的夫人一直在旁边劝他，叫他不要做下去了，这样太危险了，可是他还是当年的老脾气，意气用事，不肯买帐，硬着头皮做下去，甚至借了钱继续投资股票，结果落得血本无归。他的亲戚们说，眼睁睁看他几天时间头发全急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不可能再打理球队的事，后来到了日本，也没能东山再起，再后来更是穷困潦倒，连后事还是他的侄子盛毓度操办的。
谭氏重振“东华"雄风
东华足球队的第二位后台老板是谭敬(1911—1991)，在谭敬出面主持之前，曾由黎宝骏先生维持。谭敬是上海滩名气很大的小开，广东人，出身于商业 世家。他祖父谭同兴早年到上海做生意，生意做得很大，是著名的地产商，现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平安电影院后面的华业大楼，及其周边的一些楼房，过去都是谭家的产业。他的舅舅唐季珊(著名影星阮玲玉的丈夫)是上海茶叶大王。当年轮船招商局和开滦煤矿的创办人唐廷枢，是他母亲的娘家人。他父亲去世以后，家中的房地产生意由他母亲唐佩书掌管。谭敬本人虽有华业地产公司和华业信托公司经理的名义，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自己业余爱好上，除了足球、网球，还玩古代书画和古代瓷器。
谭敬1943年成为东华足球会的董事，当时谢筱初续任会长，丁雪农为董事长，董事除了谭敬外还有吴益之、朱启新、吴中一、陆菊荪等人。实际上谭敬出力最多，他还担任了甲队的领队。在后来的两年里，上海足联会取代了西联会，共举办过两届足球比赛。这时东华足球队又恢复了当年的雄风，荣获了甲组联赛和市长杯双料冠军。在以东华足球队为主体的中华队出征时，又重新夺取了上海国际杯冠军。在该年度的比赛中(包括友谊赛、邀请赛、慈善义赛、埠际比赛等等)，共计48场球，“东华”竞创下了不败的纪录，被誉为沪上常胜军。
在谭敬主政时期，“东华”打得最漂亮的几场球中，有几场是与洋人组成的西联队和意大利海军组成的侨联队对阵。他们一向以实力雄厚、球风剽悍著称，但与东华队的七次交锋中，竟然全都败北，爆了个大冷门。抗战胜利之后，足委会接管了足联会。从1946年至1949年，上海共举办了四届足球联赛和足球杯赛，“东华”参与了前三届，最终形成了“东华”和“青白”足球两队称雄争标的局面，这就是上海老人们所说的“三年东青大战”的故事。
解放后，谭敬因在家里聚众斗蟋蟀而被捕。公安人员从他家里抄出几百只蟋蟀罐，很多都是明代宣德年间之物，还有一个是唐朝宰相贾似道的罐子。他为此吃了15年官司，先是关在提篮桥，后送到安徽，吃了不少苦头。改革开放后他获得平反，回到上海。小女婿杜惟善(杜月笙的小儿子)第一个从海外来看他，并把他接到香港。他身无分文，但在港的很多老朋友都来看他，杯盏交错之中，他百感交集。回上海之前，他交给小女儿谭端言、杜惟善夫妇厚厚一叠请柬，说是要宴请一下在港的老朋友，感谢他们没有忘记他，而且指定要在香港当时最好的酒店——半岛酒家请客。他女儿女婿数数那叠请柬，居然有300封!
平反后的谭敬并没有忘记东华足球队，经过努力，组织了东华足球老年队，他仍是后台老板，并带队赴香港比赛，又风光了一阵，被市民传为佳话。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
盛氏家族是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家族之一。盛家老太爷盛宣怀在晚清任邮传部尚书，掌管过邮政、铁路和航运，是李鸿章办洋务时的重要干将。盛家财大权重，妻妾成群，在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拥有105亩地的大宅院。现在市中心的成都路，就是从他家当年的花园中穿过的。
盛家家大业大，小开也多。盛宣怀有七个儿子，几十个孙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喜欢体育运动。尤其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七盛升颐，还有孙子盛毓邮、盛毓度、盛毓常、盛毓绶……都是运动场上的活跃分子。盛老四为培养孩子们的体育兴趣，把自家的花园铲掉一大片，建成一个小足球场，供孩子们踢球、打拳、练赛跑。此外他还经常举办名目繁多的家庭运动会，什么“鸡蛋赛跑”、“猴子跳高”。到时候他亲自到场指挥，鸣哨开赛，判定冠亚军，把盛家大人小孩的胃口全调动起来了，场面颇为热火。
盛老四因其父亲的巨额投资，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有“十里南京路，一个盛老四”之称，跑马、豪赌、吃花酒、买汽车，一生花钱无算。但他有一笔钱还是花对了，就是鼓励、培养了一位中国体坛明星——曾参加1936年第11届奥运会的竞走名将周余愚。
周余愚原是上海英国人的太古洋行里的仓库管理员，从小喜欢体育，擅长竞走和越野跑，业余时间全扑在训练上，非常刻苦，在上海滩已经小有名气。盛老四对其非常欣赏，常请他到家里来吃饭，送他运动服和运动鞋，遇有什么困难总是设法为之解决，并希望他能打破竞走领域洋人的一统天下，为中国人争光。
有一年上海又要举办万国竞走锦标赛了，盛老四预计周余愚这年肯定能夺冠，就预先定制了一套西式银茶具，上面刻了字，作为他个人发给周余愚的奖品。比赛结果传来，果真是周余愚夺冠。盛老四高兴得像自己得了冠军似的，非常激动，为之大摆庆功宴，并安排人在跑马厅(现在人民广场)大放鞭炮。鞭炮声吵得跑马厅的马都受惊了。之后，周余愚更加努力，在中国体坛竞走这一项目中称雄几十年，令外国人也刮目相看。1928年周余愚组建白虹田径队，被选为副队长；1930年又发起创建上海中华竞走会，也是主将之一。在历年上海万国竞走锦标赛中，他连续四届夺得个人冠军，还参加上海中华队，使中华队连续三年获得团体冠军。
时间长了，盛家的孩子们都与周余愚成了好朋友。周余愚锻炼时有盛家人陪练。陪练者无法追上周余愚，就骑自行车跟在后面，甚至把盛老四的汽车开出来为周余愚作“护卫”。周余愚参赛时，盛家往往“倾巢”而出，男女老少一起为其摇旗呐喊。尤其是盛老四的大儿子盛毓邮和二儿子盛毓度，待之如兄弟，与他保持了60多年的友谊。
1936年，周余愚赴德国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当时盛毓邮正在英国伦敦读书，为了给周余愚助威，盛毓邮特意从伦敦赶到柏林。两人在异国相见，异常兴奋，紧紧拥抱在一起。比赛结果，周余愚个人竞走获最佳姿势奖，这在长期被视为“东亚病夫”的国度，已是相当了不起的荣誉了。
周余愚所在的太古洋行得讯后大为振奋，认为周为太古洋行争得了荣誉，当即发出电报，要周余愚赛后不要马上回中国，立即去伦敦太古洋行总部，总经理和董事长要亲自为其庆功，并且关照他，上火车之前先发个电报，告知车次，洋行的主管和同事将在车站夹道欢迎。
恰好盛毓邮也要回伦敦继续读书，于是两个好朋友正好同路，真是皆大欢喜，好事成双。他们发了电报就上火车。然而他们实在是太高兴了，一路上说说笑笑，忘乎所以，连车上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们的照相机也浑然不知。待边上人提醒后，两个小伙子如梦初醒，可那小偷已下了车，他们一急，跳下火车去追小偷。可悲的是小偷没抓到，火车却开走了，而他们的行李却仍在火车上。两个好朋友神情沮丧地你望我，我望你，只好再等下一班火车。可是在伦敦火车站里夹道迎候的伙伴们惨了，左等右等等不来人，火车过了一班又一班，总不见他们出来，总经理竟怀疑电报局翻错了电报……
两个家庭 三代友谊
过了些时日，周余愚回到上海，成了奥运大英雄，无论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一片赞美声，但是盛家人却发现他不常来盛家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这小子把盛家的孙女五毛的芳心给勾走了，常私下里约五毛出去玩。五毛是盛老四的小女儿，名毓珠，艺名叫“颖若馆主”，长得眉清目秀，从小学程派戏，扮相好，唱得也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谁知竟被周余愚神不知鬼不觉地“唬”走了。
周余愚觉得盛老四那么喜欢自己，大概不会为难自己。谁知不然，盛老四别的都肯给，唯独女儿不肯给，得悉后勃然大怒道：“小赤佬!我这么培养你，你却动我囡囡的脑筋!不要想!”从此宣布不许他上门，也不许五毛见他，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决不能同意。老爸一翻脸，毓邮、毓度兄弟就犯难了，他们既同情好朋友，又奈何不得老爸，两边都难说话。而周余愚仍一如既往，穷追不舍，想方设法与五毛幽会。五毛却害怕父亲的威严，三拖两拖，此事就黄了。可怜周余愚遭此沉重打击，多年来无心再谈女朋友，直到45岁才娶妻。
尽管如此，毓邮、毓度兄弟与周余愚还是好朋友。解放初，盛氏兄弟到了日本，那时家族早已败落，老爸也去世了。他们白手起家，公子哥儿变成了打工仔。当年分不清油盐酱醋的小开，现在却要下厨房，学炒菜，跟大师傅一样一天一身油。后来打工仔变成了小老板；小老板又变成了大老板……盛毓度还成了东京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20世纪80年代他们先后回国探亲，仍不忘看望他们年轻时代的好朋友周余愚。看到周余愚经济状况不佳，就慷慨帮助，并主动提出把周余愚的儿子周明辉带到东京去读书。现在周明辉早已学成就业，并在盛毓邮的大儿子盛承洪的公司里工作。从盛老四到盛毓邮、盛毓度、盛承洪、周明辉，他们已经结下了三代友谊。
事实上盛氏兄弟一生都在关注中国体育的发展。盛毓度是日本东京留园饭店的老板，凡是国内有体育代表团赴日，他必定要请客招待，合影留念。1972年他发起成立了围棋组织“吴林会”(以吴清源和林海峰的姓组合而成)，每年邀请中日围棋名流交手数次，每次参加者达数百人之多。1977年改为“留园杯”围棋赛，邀请中国与日本围棋界选派青年代表参加，优胜者颁发奖金以资鼓励。中国名手聂卫平、马晓春等人，均参加过该赛事(盛毓度1993年病逝后，日本棋院特授予他名誉八段证书，以表彰他对围棋事业的贡献)。当中国女排在东京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传来时，他激动万分，立即请全体女排姑娘来留园饭店贵宾厅作客，设豪宴款待，还特邀中国驻日大使苻浩先生光临共席。宴罢与队员们合影留念。他永远是一袭长衫，风度儒雅，保持了传统中国人的形象。
盛毓邮在日本主持新雅饭店，该店的蟹粉小笼包可称东京一绝。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的大潮兴起，勤工俭学 的中国留学生业余时间大都在饭店里洗碗、打工，以补充学费不足。其中来盛毓邮的新雅饭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就有十几个。当时一般的是每小时工钱700日元，而盛毓邮立下规矩，凡中国留学生来店里打工，给他们每小时1000日元，并且不安排他们很多工作，让他们尽可能地多读书，此外他还规定：中国人不洗碗(他说“洗碗让日本人洗去”)。当他知道小伙子们业余想打打球、成立一个小球队时，他当即表态：“我同意!我给你们买球衣、买球鞋，你们踢球去!”留学生们个个听得都愣住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板!
风头甚健的“聂氏兄弟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体育活动的热潮，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那时只要不打仗，体育活动就不会停止，不仅中外强队之间、各大专院校之间和各中学之间赛事频繁，《申报》每天都有半个版面甚至一个版面的体育新闻，详细报道各路兵马的战况，而且在民间还活跃着一些家庭“小分队”，如“崇德篮球队”、“李氏足球队”、“留队”、“非队”、“绿灯网球队”等等。
崇德篮球队是晚清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孙子们组成的家族篮球队。之所以取这个队名，是因为他们的祖母曾纪芬(曾国藩的小女儿，著名书法家)的号为崇德。队员以光字辈的人为主，有聂光址、聂光琦、聂光达、聂光禹、聂光乐(聂耶)、聂光华、聂光雍、聂崇训……其中主力(中锋)是聂光乐和聂光禹，还有袁世凯家族的后代袁和、袁庆、袁泰。队长是聂光址。这支队伍诞生在抗战胜利之后，曾经有过很牛的辉煌期。那时上海有几十个篮球队，大都是大单位组织的球队，而崇德篮球队是支私人的子弟兵队伍，竟也成了海上劲旅之一，因此风头很健。那时上海市每年都举行循环比赛，第一年这支队不起眼，被分在B组；后来看他们打得成绩不错，属于有实力的强队，第二年就升级为A组。《申报》的体育新闻中常刊有关于他们迎战名队的报道，不过不大称他们为崇德篮球队，倒是常称他们为“聂氏兄弟队”。
该球队的出资人原先主要是队长聂光址，因为他在兄弟们中最有钱，是金城银行的襄理，为球队花了不少钱。后来在聂家的恒丰纱厂当厂长的聂光堃看他们球打得很好，应当鼓励，就从厂里拨出资金给予支持。所以该队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训练场地(金城银行在愚园路的室外球场、青年会的室内灯光球场、衡山路上美童公学的球场)，有自己的队服(冬装、夏装)。兄弟们打了胜仗，当队长的还请大家到大世界吃饭，兄弟们就更加起劲。袁家兄弟之所以加入聂家的篮球队，因为他们也是上海小开，是聂光址、何振志夫妇的邻居。何振志是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其父亲是太平洋保险公司老总何千里，大家都是朋友，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见聂家人很团结，很有劲，因此也乐于加盟。
聂家兄弟球打得好跟教练也有关系，他们的教练是老一代球星吴成章。吴教练是当时上海华联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也是该队最年轻的队员，后来入选国家队，成为主力队员。他曾参加过1948年在英国举办的奥运会，由于那时实力有限，球队打得不够好，跟外国比赛输了，更不幸的是，当时腐败的官员竟侵吞了他们的回国路费，把他们丢在了伦敦。他和其他队员都举目无亲，最后靠当地华侨的帮助，设法筹集到一些资金，辗转多日方回到国内。吴教练回国后并没有放弃努力，仍旧在篮球界奋力拼搏。崇德篮球队在他的带动下，进步很快。
在崇德篮球队很红火的时候，每次比赛，聂家的姑娘、嫂子都蜂拥去助威，充当啦啦队，时间长了受其感染，也蠢蠢欲动。不久一支聂家女子篮球队成立了，名叫“非队”，队长聂光明，队员有何振志、聂光莱、聂光秀、余秀莲等等。她们在西青会的室内球场练球，常常外出比赛，也很风光了一阵，直到聂光明等出国才停止。
全国解放后崇德篮球队的两大主力离开了上海——聂光禹分配到东北工作，聂光乐参军到华东军大去了。主力走了，他们球打不过人家了，兄弟们没劲了，队伍也就散了。不过聂光乐到了部队继续打球，成为华东军大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吴成章教练后来也到了华东军区，再后来被解放军“八一”队挖去当教练，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儿子后来也成了“八一”队的主力队员。吴教练晚年还主持过上海明星篮球队，率领一帮老球星和老影星玩玩篮球，如今82岁了，与聂家的聂光乐等仍旧保持着联系。
由盛家撑腰的东华足球队
说到办球队，上海滩还有一位大手笔，即在上世纪30年代初创办东华足球队的盛老七——盛升颐。“东华”可是一支为中国人赢得过很多荣誉的球队，拥有当时中国最好的球员。戴麟经(游泳名将戴丽华的父亲)、冯运佑(他的弟弟冯运和是盛老七的秘书)、张邦纶、谭刚拍、孙锦仁(号称孙铁腿)等，都在“东华”麾下。
盛老七是盛宣怀的第七子，汉冶萍公司经理，抗战前还是苏浙皖三省税务总局的局长，标准的上海大财主，政治上也有后台，属于孔祥熙、宋蔼龄的“公馆派”人物。抗战前他很喜欢足球，每次重要的球赛他都去观看，高兴时还上场踢几脚。1931年东华足球队成立时，他把堂叔盛苹荪，以及两个侄子盛毓常、盛毓邮都拉进来当发起人，目的是要大家出钱。在24个发起人当中，他们盛家就占了4个。
盛老七热心操办球队的成立，又当了“东华”的会长，主持了初创时期的一切事务，包括筹集经费、组织球赛、联系训练场地，还把他家老公馆中的一栋房子腾出来，供球队作队部(后来扩大为东华足球会，队部也随之搬到复兴中路)。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官方的支持，他又拉宋子良和吴铁城当会长和名誉委员长，拉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经理丁雪农当常务委员，拉中央银行的胡梅庵当董事，目的可想而知，就是为球队筹款。因此说30年代东华足球队的辉煌，有着这位盛家公子的一份功劳。
抗战中盛老七去了重庆，出任华福菸公司(华福烟草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生产的华福牌香烟行销各地，是抗战时期内地国产香烟的头块王牌；他还主持华盛企业公司、大陆运输公司和昆明滇力制钢厂，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公路运输，出了大力。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东华足球队已由广东人谭敬掌管，他渐渐失去了玩足球的雅兴，但主要原因还是他经济上的失败。那时他住在上海蓉园，大做股票，可是运气很不好，股票连连受挫。那时他的夫人一直在旁边劝他，叫他不要做下去了，这样太危险了，可是他还是当年的老脾气，意气用事，不肯买帐，硬着头皮做下去，甚至借了钱继续投资股票，结果落得血本无归。他的亲戚们说，眼睁睁看他几天时间头发全急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不可能再打理球队的事，后来到了日本，也没能东山再起，再后来更是穷困潦倒，连后事还是他的侄子盛毓度操办的。
谭氏重振“东华"雄风
东华足球队的第二位后台老板是谭敬(1911—1991)，在谭敬出面主持之前，曾由黎宝骏先生维持。谭敬是上海滩名气很大的小开，广东人，出身于商业 世家。他祖父谭同兴早年到上海做生意，生意做得很大，是著名的地产商，现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平安电影院后面的华业大楼，及其周边的一些楼房，过去都是谭家的产业。他的舅舅唐季珊(著名影星阮玲玉的丈夫)是上海茶叶大王。当年轮船招商局和开滦煤矿的创办人唐廷枢，是他母亲的娘家人。他父亲去世以后，家中的房地产生意由他母亲唐佩书掌管。谭敬本人虽有华业地产公司和华业信托公司经理的名义，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自己业余爱好上，除了足球、网球，还玩古代书画和古代瓷器。
谭敬1943年成为东华足球会的董事，当时谢筱初续任会长，丁雪农为董事长，董事除了谭敬外还有吴益之、朱启新、吴中一、陆菊荪等人。实际上谭敬出力最多，他还担任了甲队的领队。在后来的两年里，上海足联会取代了西联会，共举办过两届足球比赛。这时东华足球队又恢复了当年的雄风，荣获了甲组联赛和市长杯双料冠军。在以东华足球队为主体的中华队出征时，又重新夺取了上海国际杯冠军。在该年度的比赛中(包括友谊赛、邀请赛、慈善义赛、埠际比赛等等)，共计48场球，“东华”竞创下了不败的纪录，被誉为沪上常胜军。
在谭敬主政时期，“东华”打得最漂亮的几场球中，有几场是与洋人组成的西联队和意大利海军组成的侨联队对阵。他们一向以实力雄厚、球风剽悍著称，但与东华队的七次交锋中，竟然全都败北，爆了个大冷门。抗战胜利之后，足委会接管了足联会。从1946年至1949年，上海共举办了四届足球联赛和足球杯赛，“东华”参与了前三届，最终形成了“东华”和“青白”足球两队称雄争标的局面，这就是上海老人们所说的“三年东青大战”的故事。
解放后，谭敬因在家里聚众斗蟋蟀而被捕。公安人员从他家里抄出几百只蟋蟀罐，很多都是明代宣德年间之物，还有一个是唐朝宰相贾似道的罐子。他为此吃了15年官司，先是关在提篮桥，后送到安徽，吃了不少苦头。改革开放后他获得平反，回到上海。小女婿杜惟善(杜月笙的小儿子)第一个从海外来看他，并把他接到香港。他身无分文，但在港的很多老朋友都来看他，杯盏交错之中，他百感交集。回上海之前，他交给小女儿谭端言、杜惟善夫妇厚厚一叠请柬，说是要宴请一下在港的老朋友，感谢他们没有忘记他，而且指定要在香港当时最好的酒店——半岛酒家请客。他女儿女婿数数那叠请柬，居然有300封!
平反后的谭敬并没有忘记东华足球队，经过努力，组织了东华足球老年队，他仍是后台老板，并带队赴香港比赛，又风光了一阵，被市民传为佳话。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