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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清官，即清廉之官，但清廉比较抽象，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有说服力。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找到十几两银子。办丧事的费用都得朋友们凑份子，可见他的确是穷，穷得让人肃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陈的御史（相当于纪委的处级干部）。陈御史经常让差役拿着“红票”到市场上去买米，只付市场价的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很普遍，并不是陈御史一个人这样干，老百姓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去买米，刚好这个米店的经纪（经理）家里有个见过点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认为这不合理，便拿了“红票”到都察院击鼓告状。海瑞得到状纸后勃然大怒，想加倍处罚陈御史，刹刹这种歪风。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们恳切求情，陈御史终于免受处罚。但是海瑞却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先是把拿“红票”买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当差的资格，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陈御史因此名声不好，他对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时候，陈御史看到海瑞家如此清贫，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说：“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海瑞的“清苦”终于感动了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陈御史，可见就清官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了。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海瑞为什么穷？按照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的解释，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资制度惹的祸。清官不受外财，守着一份死工资过日子，而工资又低，那就只能穷了，这很好理解。进一步推论，因为穷，收入不够用，只好去贪污受贿，因此低工资制度成了明代官员“当贪官的理由”，这也似乎符合逻辑。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7）作为政治明星的高调出场，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时海瑞已经45岁。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研究者历来将它作为海瑞贫穷的依据：“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此事见于《明史》记载，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穷得买不起两斤肉呢？
当时买两斤肉需要多少钱？根据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也就是说买25斤猪肉需要0.54两银子，一斤为 0.0216 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就是14元，和现在的肉价差不多。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为有人认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可能是回民），我们假定他买的那两斤肉是牛肉。当时牛肉的售价，“大羹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每斤也就是13元。海瑞会穷到付不起26元买2斤牛肉给母亲过生日吗？
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不高。按照朱元璋时代确定的工资标准，七品知县的年薪是90石大米，相当于现在的4万块钱，月薪只有3 000多元。由于后来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全额的大米，还有折色，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两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实际工资只有53石大米（27.49两银子按万历前期的米价每石0.7两来算，可购米39石），不到现在的2.5万元，月薪只有2000元。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的确不高，但似乎不至于买不起二十几块钱的两斤肉。
海瑞除了国家发放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产，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总共是40亩光景。40亩地租给别人耕种，地租一般是收获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当时的广东琼州府）能够种双季稻（还有可能种三季稻），按道理一亩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总会有的，这意味着海瑞一家每年还有二三十两银子的收入。
海瑞的家庭，我们假设情况和2006年年底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情况一样，是海瑞夫妻两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个女儿，一家四口，三个成人一个小孩。这样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费呢？
家庭基本花费不外吃穿住行等项。先说吃。食物的消费量遵循生理规律。按照明清时人的说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6石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资里有实发的12石米，已经基本上满足三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口粮需要了。海瑞的工资除米之外还有大约30两银子，如果海瑞的家庭情况真的像《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那样，海瑞是不可能买不起两斤肉的。
海瑞在淳安知县任上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政府提供的福利，这就是住宅。帝国的官衙格局和北京的紫禁城一样，在理论上各级官衙就是紫禁城的翻版，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淳安县衙建筑布局的图样还保存在著名藏书楼——宁波天一阁所收藏的嘉靖三年（1524年）版的《淳安县志》里面。从图中可以看到，中轴线的最北端的“知县宅”便是县令海瑞一家的住宅，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相当宽敞。院落与前面办公事的大堂之间有一道门，人们所谓的“走后门”，就是指绕过正堂，通过这道门，进入知县的私宅。知县住宅的装修和家具，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提供。在这样大的院落里，如果海瑞对欣赏花草没有兴趣，当然可以把花坛和空地整出来种菜种瓜。南方气候温暖，随便扔一颗种子都能发芽，所以他不怎么需要到菜市场上去买菜。事实上，许多与海瑞同时代的人都有过海瑞“种菜自给”的做法。有些材料甚至还说，海瑞不仅在衙门空地里种菜，还种稻种麦子，县衙成了试验田。
解决了吃和住的问题，日常生活中剩下的便只有穿和行了。当了官之后出行有经费和驿站，不需要自己掏钱。关于穿，当时的绢一匹不过值0.7两银子，和一石米的价钱差不多，布一匹则只值一石米价的20%。在穿的问题上，海瑞的确是很马虎。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天，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去拜见原来的福建教育系统老领导（学政）、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吏部侍郎）朱镇山的时候，朱部长看他在寒冷的冬天里还穿着一件丝质的破袍子，就说你即便是穷，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海瑞听了，便去置办了一件用黄石绢做的衣服。
清官，即清廉之官，但清廉比较抽象，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有说服力。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找到十几两银子。办丧事的费用都得朋友们凑份子，可见他的确是穷，穷得让人肃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陈的御史（相当于纪委的处级干部）。陈御史经常让差役拿着“红票”到市场上去买米，只付市场价的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很普遍，并不是陈御史一个人这样干，老百姓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去买米，刚好这个米店的经纪（经理）家里有个见过点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认为这不合理，便拿了“红票”到都察院击鼓告状。海瑞得到状纸后勃然大怒，想加倍处罚陈御史，刹刹这种歪风。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们恳切求情，陈御史终于免受处罚。但是海瑞却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先是把拿“红票”买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当差的资格，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陈御史因此名声不好，他对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时候，陈御史看到海瑞家如此清贫，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说：“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海瑞的“清苦”终于感动了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陈御史，可见就清官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了。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海瑞为什么穷？按照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的解释，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资制度惹的祸。清官不受外财，守着一份死工资过日子，而工资又低，那就只能穷了，这很好理解。进一步推论，因为穷，收入不够用，只好去贪污受贿，因此低工资制度成了明代官员“当贪官的理由”，这也似乎符合逻辑。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7）作为政治明星的高调出场，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时海瑞已经45岁。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研究者历来将它作为海瑞贫穷的依据：“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此事见于《明史》记载，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穷得买不起两斤肉呢？
当时买两斤肉需要多少钱？根据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也就是说买25斤猪肉需要0.54两银子，一斤为 0.0216 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就是14元，和现在的肉价差不多。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为有人认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可能是回民），我们假定他买的那两斤肉是牛肉。当时牛肉的售价，“大羹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每斤也就是13元。海瑞会穷到付不起26元买2斤牛肉给母亲过生日吗？
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不高。按照朱元璋时代确定的工资标准，七品知县的年薪是90石大米，相当于现在的4万块钱，月薪只有3 000多元。由于后来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全额的大米，还有折色，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两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实际工资只有53石大米（27.49两银子按万历前期的米价每石0.7两来算，可购米39石），不到现在的2.5万元，月薪只有2000元。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的确不高，但似乎不至于买不起二十几块钱的两斤肉。
海瑞除了国家发放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产，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总共是40亩光景。40亩地租给别人耕种，地租一般是收获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当时的广东琼州府）能够种双季稻（还有可能种三季稻），按道理一亩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总会有的，这意味着海瑞一家每年还有二三十两银子的收入。
海瑞的家庭，我们假设情况和2006年年底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情况一样，是海瑞夫妻两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个女儿，一家四口，三个成人一个小孩。这样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费呢？
家庭基本花费不外吃穿住行等项。先说吃。食物的消费量遵循生理规律。按照明清时人的说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6石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资里有实发的12石米，已经基本上满足三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口粮需要了。海瑞的工资除米之外还有大约30两银子，如果海瑞的家庭情况真的像《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那样，海瑞是不可能买不起两斤肉的。
海瑞在淳安知县任上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政府提供的福利，这就是住宅。帝国的官衙格局和北京的紫禁城一样，在理论上各级官衙就是紫禁城的翻版，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淳安县衙建筑布局的图样还保存在著名藏书楼——宁波天一阁所收藏的嘉靖三年（1524年）版的《淳安县志》里面。从图中可以看到，中轴线的最北端的“知县宅”便是县令海瑞一家的住宅，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相当宽敞。院落与前面办公事的大堂之间有一道门，人们所谓的“走后门”，就是指绕过正堂，通过这道门，进入知县的私宅。知县住宅的装修和家具，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提供。在这样大的院落里，如果海瑞对欣赏花草没有兴趣，当然可以把花坛和空地整出来种菜种瓜。南方气候温暖，随便扔一颗种子都能发芽，所以他不怎么需要到菜市场上去买菜。事实上，许多与海瑞同时代的人都有过海瑞“种菜自给”的做法。有些材料甚至还说，海瑞不仅在衙门空地里种菜，还种稻种麦子，县衙成了试验田。
解决了吃和住的问题，日常生活中剩下的便只有穿和行了。当了官之后出行有经费和驿站，不需要自己掏钱。关于穿，当时的绢一匹不过值0.7两银子，和一石米的价钱差不多，布一匹则只值一石米价的20%。在穿的问题上，海瑞的确是很马虎。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天，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去拜见原来的福建教育系统老领导（学政）、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吏部侍郎）朱镇山的时候，朱部长看他在寒冷的冬天里还穿着一件丝质的破袍子，就说你即便是穷，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海瑞听了，便去置办了一件用黄石绢做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