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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千年浩瀚的铜镜历史，气势恢弘，精品迭出。鉴容之器成为思想文化的艺术载体，举世瞩目。汉唐镜更是晶莹可照，光鉴入微，纹饰璀璨，颇受海内外青睐，日本国立博物馆和民间爱好者竞相珍藏，精品琳琅满目，光照千秋。中国铜镜文化中在日本平安时代后期（897-1181年）融入大和绘画风、应运而起的日本和式镜，它以写景入画的风格，将芦荡飞雁、梅菊双雀、滨洲翔鹤、花草风蝶等，用动静结合、远近相宜、富有日本风土民情的“和风绘”表現式样，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刻画得栩栩如生，技艺延传后世。在宋明时期中国铜镜继续输往日本的同时，不为世人所知的日本铜镜运销中国，从散落在中国民间并被博物馆收藏的日本镜揭示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日本江户镜中：“萱草龟鹤镜”，径14.5厘米，萱草丛生，上方翔鹤成双，湿地处二龟昂首张望。“高砂铭柄镜”，径16.8厘米，以蓬莱纹为背景，寓意深长，左侧有藤原光长款。“樱竹双鹤柄镜”，径15厘米，樱树花满枝头，残竹萌新叶，溪石上双鹊喧鸣，上方梅花徽，左侧藤原光重款（图1）。“蓬莱纹柄镜”，径15厘米，青松蟠虬曲枝，翠竹旁生，溪流处龟鹤相戏，上方设方菱四叶徽，铭藤原光长款。四镜品相完好，工艺精湛，构图新颖，江户风格明显。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蓬莱纹镜”，圆镜，直径7.8厘米，重4.8千克，直缘厚2.5厘米，锥形宝珠状钮，浮雕镜纹苍松蟠虬曲枝，枝繁叶茂，梅竹傍松而生，梅花飘香，翠竹摇曳。松下龟鹤相视，空中飞鹤高鸣。左侧直行双横笔防伪铭文“天下一木濑大和守藤原信重作”（图2）。此镜于1947年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后院出土，現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据日本镜师名年表定为明历（1655-1657年）年间制作，相当于清顺治时期。据传，万历三十五年泉州客商许丽寰赴日本萨摩贸易，泉州开元寺僧人木庵、独文、大鹏正鲲等赴日本弘传佛教，明末泉州海商郑之龙赴日经商，曾主持修缮开元寺，赠送大铁香炉，该镜由来可能与之有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高砂柄镜”，径17.8厘米，通长27.2厘米，低窄缘短柄，柄中部缠有藤皮，裸露处满布绿锈。细粟地，浅浮雕工艺，在蓬莱纹基础上添加行书“高砂”二字，镜铭“天下一青山和泉守荣信”（图3）。“高砂”是日本地名，日文“风景美丽”之意，传说该处有一棵古松，苍松下常有一对翁媪仙侣相伴而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高砂神话故事镜”，松树下一对衣冠华丽的老年伉俪相伴于处。从镜上锈迹的岁月留痕，形制特征和铭款看属江户后期镜，相当于清嘉、道年间，传入中国时间相应延后。
湖南省文物研究所周世荣先生在《文物》1995年第5期上发表《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日本江户时代铜镜》一文，展示了九面日本江户时期（1615-1864年）铜镜的风采，对读者起到航标导向作用。其中有一面蓬莱纹（松竹龟鹤纹）圆镜，径12厘米，龟钮，双圈弦纹环，高浮雕，双鹤与龟喙相衔，右下铭“天下一”款为特征，属于桃山时代（1576-1614年）晚期至江户初期产物，相当于明末清初阶段。江户时代柄镜七面，其中有多见的蓬莱纹、天竺纹。江户时代圆形“花果纹镜”，低窄缘，小圆钮，梅花纹钮座，以果形粟粒地衬托梅花一朵，显得新颖，简洁明快，富有艺术性（图4）。“楼阁山水柄镜”，浅浮雕工艺，苍松横枝，松下楼阁半露，近处宽阔的水面波纹涟漪，远处翠竹俯首，天际处山峦叠嶂，风景如画。左下铭“天下一佐渡守”款（图5）。有“纹章”标记的镜三面，“天竺纹柄镜”上桐叶徽在镜上方，而“花果纹镜”中的梅花徽，“绣球纹柄镜”中的绣球花徽则移至镜的中心部位，成为镜纹的主题，它们是日本“纹章”族徽标记象征，常与组合镜纹共同表示两个家族婚联的意义（详见孙立谋《江户镜上的“徽记”解读》《收藏界》2008年第11期）。镜中有汉字铭款者六面，镜铭“天下一”或及日本制镜工匠名：“天下一藤原作”、“天下一若狭守”、“天下一藤原光长”、“天下一因幡守”、“天下一松村因幡守”。天下一表示质量最好，天下第一，然而“天下一”镜款之多，多属于制镜工匠假冒而为，借以吸引顾客，以促销路。“天下一”称号始于桃山时期，当时的职田、信长统一日本，兴建安土、大阪城，起用能工巧匠，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以幕府公许形式对同行业公认技艺超群者授予“天下一”称号，有这一铭文的铜镜成为名誉的象征。在桃山，江户初期镜名中常见“天下一”款，至江户中期，将“天下一”款与匠人名合用，以提高知名度。假冒“天下一”成风，为此，江户幕府于天和二年（1682年）下达禁冒“天下一”令，工匠为了避违禁处罚，而借用地方官吏之名，如“花果纹镜”中铭款“天下一松村因幡守”（详见孙立谋《日本镜上汉字铭文》《收藏》2009年第9期）。柄镜常以镜面大小及柄长短作为判定生产年代早迟的条件之一，“蓬莱纹柄镜”圆径8.5厘米，通长15厘米，其镜面小而柄相对较长，结合镜上用“天下一”款铭，属江户早期，其他柄镜面广而柄短者，分别属于江户中晚期，这意味着传入中国的时间上有早迟差别。
“菊花双飞鹤镜”。圆镜，径11厘米，缘厚0.5厘米，重110克，窄缘，龟钮，细凸弦纹环分区，内区钮上方两只飞鹤相对，龟鹤啄相衔，余处满饰菊花纹，外区21朵菊花环列（图6）。1965年3月于河北保定小汲店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历代铜镜纹饰》将它列为宋镜。该镜有明显的和镜风格，早在室町时代的蓬莱镜、蝴蝶双鹤镜中已有龟鹤啄相衔的镜纹。菊花双飞鹤镜属15世纪末室町时代产品，相当于明代弘治年间，传入保定当在其后。
“菊花双立鹤镜”。圆镜，径9厘米，中平缘，横置式龟钮，双圈弦纹环将镜背分为内外二区。内区左下湿地上两立鹤相欢，一鹤引颈昂首，一鹤曲颈而俯，龟鹤啄相衔，右下坡堤上数枝菊花挺茎昂枝，盘镜舒展，花满枝头，内外区镜纹连贯成整体（图7）。福建漳州龙海市出土，厦门市博物馆藏。这种龟钮双立鹤啄相衔风格与日本熊野速玉大社藏室町时期洲滨松枫双鹤镜及桃山时代蓬莱纹镜极为相似。因此，菊花双立鹤镜为室町、桃山时期产物，相当于明代中后期。
张英编著的《吉林出土铜镜》汇集金代出土镜，以金代特有的镜边刻款为依据断代。今日看来，其中两件不为人知的日本镜在吉林出土，成为日本镜传入中国的有力证据。“松鹤纹柄镜”（原称：“手柄长寿镜”），圆径8.7厘米，直柄规整修长，低窄缘，浅浮雕工艺精湛。龟钮，钮上方两只相对的飞鹤与龟啄相吻，上方裸露桐叶徽标记。钮下松枝横出，针叶球排列成行（图8）。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室町时代（1336-1576年）蓬莱纹镜上的松枝表現手法如同一辙。1983年出土于吉林市团山金代遗址，現藏吉林市博物馆。其镜面小，柄稍长，柄镜具钮是日本由圆镜向柄镜过渡的独有特征，龟鹤啄相衔，有桐叶族徽标记，是桃山时代铜镜流行式样。传入吉林的时间应在桃山时代以后，约明万历末年或更迟。另一面“双凤瑞花镜”，八出菱花形，直径11.9厘米，窄缘圆钮，内饰八瓣菱花界纹，内区浅浮雕双飞凤瑞花缠枝纹，外区缠枝纹，边刻“济州县令贾”（图9）。1983年出土于吉林农安赵家屯金代遗址，現藏长春市文管会。张英先生认为是金代仿制镜。据《金史•地理志》卷二十四载，吉林安农镇，于天眷三年（1140年）改黄龙府（吉林安农镇）“为济州……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更为隆州。”说明该镜边刻款年限在金代大定二十九年前。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久保留智康室长在日本《考古学》杂志上发表《17-18世纪的日本铜镜在中国、越南》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发現最早的日本系铜镜是吉林长春农安赵家屯的金代遗址出土的双凤瑞花八棱镜，于11-12世纪初日本铸原型镜直接带进中国东北地区的概率比较大。”就双凤瑞花八菱镜的风格而言，同日本平安时代制镜，传入中国的时间推断在12世纪初，即南宋淳熙十六年以前，据目前所知是日本镜输入中国最早的推断。
本文介绍日本镜19件，来自于八个国家级及省市级博物馆藏品。它们在众多的中国铜镜中只是沧海一粟，有的被地方出土铜镜专著收载，虽就镜的时间年代未加讨论，却仍不失为了解日本镜的珍贵资料。本组日本镜多数的出土地、收藏馆明确，地域覆盖中国大部分疆土，北至吉林、河北，南及厦门、广西，西至成都。时间跨越从11世纪至18世纪，最早的1件“双凤瑞花镜”为平安时代后期遗物，相当于南宋。室町至桃山时代（明代）2件，桃山时代（明后期）2件，江户初期（明末）2件，江户中晚期（清代）12件。由此说明日本镜传入中国的主要时间在桃山时代开始增加，江户时期为高峰，时间年限集中在15世纪中期至18世纪。
（责编：石晓）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日本江户镜中：“萱草龟鹤镜”，径14.5厘米，萱草丛生，上方翔鹤成双，湿地处二龟昂首张望。“高砂铭柄镜”，径16.8厘米，以蓬莱纹为背景，寓意深长，左侧有藤原光长款。“樱竹双鹤柄镜”，径15厘米，樱树花满枝头，残竹萌新叶，溪石上双鹊喧鸣，上方梅花徽，左侧藤原光重款（图1）。“蓬莱纹柄镜”，径15厘米，青松蟠虬曲枝，翠竹旁生，溪流处龟鹤相戏，上方设方菱四叶徽，铭藤原光长款。四镜品相完好，工艺精湛，构图新颖，江户风格明显。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蓬莱纹镜”，圆镜，直径7.8厘米，重4.8千克，直缘厚2.5厘米，锥形宝珠状钮，浮雕镜纹苍松蟠虬曲枝，枝繁叶茂，梅竹傍松而生，梅花飘香，翠竹摇曳。松下龟鹤相视，空中飞鹤高鸣。左侧直行双横笔防伪铭文“天下一木濑大和守藤原信重作”（图2）。此镜于1947年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后院出土，現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据日本镜师名年表定为明历（1655-1657年）年间制作，相当于清顺治时期。据传，万历三十五年泉州客商许丽寰赴日本萨摩贸易，泉州开元寺僧人木庵、独文、大鹏正鲲等赴日本弘传佛教，明末泉州海商郑之龙赴日经商，曾主持修缮开元寺，赠送大铁香炉，该镜由来可能与之有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高砂柄镜”，径17.8厘米，通长27.2厘米，低窄缘短柄，柄中部缠有藤皮，裸露处满布绿锈。细粟地，浅浮雕工艺，在蓬莱纹基础上添加行书“高砂”二字，镜铭“天下一青山和泉守荣信”（图3）。“高砂”是日本地名，日文“风景美丽”之意，传说该处有一棵古松，苍松下常有一对翁媪仙侣相伴而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高砂神话故事镜”，松树下一对衣冠华丽的老年伉俪相伴于处。从镜上锈迹的岁月留痕，形制特征和铭款看属江户后期镜，相当于清嘉、道年间，传入中国时间相应延后。
湖南省文物研究所周世荣先生在《文物》1995年第5期上发表《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日本江户时代铜镜》一文，展示了九面日本江户时期（1615-1864年）铜镜的风采，对读者起到航标导向作用。其中有一面蓬莱纹（松竹龟鹤纹）圆镜，径12厘米，龟钮，双圈弦纹环，高浮雕，双鹤与龟喙相衔，右下铭“天下一”款为特征，属于桃山时代（1576-1614年）晚期至江户初期产物，相当于明末清初阶段。江户时代柄镜七面，其中有多见的蓬莱纹、天竺纹。江户时代圆形“花果纹镜”，低窄缘，小圆钮，梅花纹钮座，以果形粟粒地衬托梅花一朵，显得新颖，简洁明快，富有艺术性（图4）。“楼阁山水柄镜”，浅浮雕工艺，苍松横枝，松下楼阁半露，近处宽阔的水面波纹涟漪，远处翠竹俯首，天际处山峦叠嶂，风景如画。左下铭“天下一佐渡守”款（图5）。有“纹章”标记的镜三面，“天竺纹柄镜”上桐叶徽在镜上方，而“花果纹镜”中的梅花徽，“绣球纹柄镜”中的绣球花徽则移至镜的中心部位，成为镜纹的主题，它们是日本“纹章”族徽标记象征，常与组合镜纹共同表示两个家族婚联的意义（详见孙立谋《江户镜上的“徽记”解读》《收藏界》2008年第11期）。镜中有汉字铭款者六面，镜铭“天下一”或及日本制镜工匠名：“天下一藤原作”、“天下一若狭守”、“天下一藤原光长”、“天下一因幡守”、“天下一松村因幡守”。天下一表示质量最好，天下第一，然而“天下一”镜款之多，多属于制镜工匠假冒而为，借以吸引顾客，以促销路。“天下一”称号始于桃山时期，当时的职田、信长统一日本，兴建安土、大阪城，起用能工巧匠，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以幕府公许形式对同行业公认技艺超群者授予“天下一”称号，有这一铭文的铜镜成为名誉的象征。在桃山，江户初期镜名中常见“天下一”款，至江户中期，将“天下一”款与匠人名合用，以提高知名度。假冒“天下一”成风，为此，江户幕府于天和二年（1682年）下达禁冒“天下一”令，工匠为了避违禁处罚，而借用地方官吏之名，如“花果纹镜”中铭款“天下一松村因幡守”（详见孙立谋《日本镜上汉字铭文》《收藏》2009年第9期）。柄镜常以镜面大小及柄长短作为判定生产年代早迟的条件之一，“蓬莱纹柄镜”圆径8.5厘米，通长15厘米，其镜面小而柄相对较长，结合镜上用“天下一”款铭，属江户早期，其他柄镜面广而柄短者，分别属于江户中晚期，这意味着传入中国的时间上有早迟差别。
“菊花双飞鹤镜”。圆镜，径11厘米，缘厚0.5厘米，重110克，窄缘，龟钮，细凸弦纹环分区，内区钮上方两只飞鹤相对，龟鹤啄相衔，余处满饰菊花纹，外区21朵菊花环列（图6）。1965年3月于河北保定小汲店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历代铜镜纹饰》将它列为宋镜。该镜有明显的和镜风格，早在室町时代的蓬莱镜、蝴蝶双鹤镜中已有龟鹤啄相衔的镜纹。菊花双飞鹤镜属15世纪末室町时代产品，相当于明代弘治年间，传入保定当在其后。
“菊花双立鹤镜”。圆镜，径9厘米，中平缘，横置式龟钮，双圈弦纹环将镜背分为内外二区。内区左下湿地上两立鹤相欢，一鹤引颈昂首，一鹤曲颈而俯，龟鹤啄相衔，右下坡堤上数枝菊花挺茎昂枝，盘镜舒展，花满枝头，内外区镜纹连贯成整体（图7）。福建漳州龙海市出土，厦门市博物馆藏。这种龟钮双立鹤啄相衔风格与日本熊野速玉大社藏室町时期洲滨松枫双鹤镜及桃山时代蓬莱纹镜极为相似。因此，菊花双立鹤镜为室町、桃山时期产物，相当于明代中后期。
张英编著的《吉林出土铜镜》汇集金代出土镜，以金代特有的镜边刻款为依据断代。今日看来，其中两件不为人知的日本镜在吉林出土，成为日本镜传入中国的有力证据。“松鹤纹柄镜”（原称：“手柄长寿镜”），圆径8.7厘米，直柄规整修长，低窄缘，浅浮雕工艺精湛。龟钮，钮上方两只相对的飞鹤与龟啄相吻，上方裸露桐叶徽标记。钮下松枝横出，针叶球排列成行（图8）。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室町时代（1336-1576年）蓬莱纹镜上的松枝表現手法如同一辙。1983年出土于吉林市团山金代遗址，現藏吉林市博物馆。其镜面小，柄稍长，柄镜具钮是日本由圆镜向柄镜过渡的独有特征，龟鹤啄相衔，有桐叶族徽标记，是桃山时代铜镜流行式样。传入吉林的时间应在桃山时代以后，约明万历末年或更迟。另一面“双凤瑞花镜”，八出菱花形，直径11.9厘米，窄缘圆钮，内饰八瓣菱花界纹，内区浅浮雕双飞凤瑞花缠枝纹，外区缠枝纹，边刻“济州县令贾”（图9）。1983年出土于吉林农安赵家屯金代遗址，現藏长春市文管会。张英先生认为是金代仿制镜。据《金史•地理志》卷二十四载，吉林安农镇，于天眷三年（1140年）改黄龙府（吉林安农镇）“为济州……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更为隆州。”说明该镜边刻款年限在金代大定二十九年前。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久保留智康室长在日本《考古学》杂志上发表《17-18世纪的日本铜镜在中国、越南》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发現最早的日本系铜镜是吉林长春农安赵家屯的金代遗址出土的双凤瑞花八棱镜，于11-12世纪初日本铸原型镜直接带进中国东北地区的概率比较大。”就双凤瑞花八菱镜的风格而言，同日本平安时代制镜，传入中国的时间推断在12世纪初，即南宋淳熙十六年以前，据目前所知是日本镜输入中国最早的推断。
本文介绍日本镜19件，来自于八个国家级及省市级博物馆藏品。它们在众多的中国铜镜中只是沧海一粟，有的被地方出土铜镜专著收载，虽就镜的时间年代未加讨论，却仍不失为了解日本镜的珍贵资料。本组日本镜多数的出土地、收藏馆明确，地域覆盖中国大部分疆土，北至吉林、河北，南及厦门、广西，西至成都。时间跨越从11世纪至18世纪，最早的1件“双凤瑞花镜”为平安时代后期遗物，相当于南宋。室町至桃山时代（明代）2件，桃山时代（明后期）2件，江户初期（明末）2件，江户中晚期（清代）12件。由此说明日本镜传入中国的主要时间在桃山时代开始增加，江户时期为高峰，时间年限集中在15世纪中期至18世纪。
（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