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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前进的最新旗帜，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然而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同的阶层，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群，其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显然是不一样的，在经济高速发展、财富涌动的今日中国，如何正确认识财富，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均富，从空想到理想。
均富是人类的理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理区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均富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空想。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均富理论形成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被实际运用于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剥夺有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重要内容，并在少数国家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像初升的太阳给人类带来一道曙光,但并没有普照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光却使资本主义世界充满生机。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曾料到的。革命虽然实现了剥夺者被剥夺，但并未很好地解决生产者如何生产，所以财富仍然稀缺，均富还是不能成为现实。然而均富作为一种思想，对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的影响却是长期的、复杂的。
财富，只能因为生产而增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增加财富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实践证明，为了均富而引起的过度斗争不但不能实现均富反而为此支付了高昂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树立了牢固的“生产力”观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真正被用于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社会财富快速增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句理所当然的话，彻底改变了国人的社会主义观，中国进入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最好时期，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各阶层皆大欢喜。解除政策对生产力的束缚，经济的增长、财富的积累都出现了空前的大家都有一种轻松感，受益面广、收益率差别小。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国人站起来还要富起来，但不可能同时富起来。因为不能同时富起来，个人的财富便成了问题。在革命斗争中的阶级分析财产论与国人“不患寡患不均”的观念交织作用下，曾经把财富与罪恶等同起来。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下，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多大的实事求是勇气。伟人的气魄就在于敢于正视财富，敢于承认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于是，“个人财富”开始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观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国人传统观念的改变——在生产力欠发达的情况下，均富的结果只能是均贫，个人的财富开始得到社会和群体的尊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财富的生产不能不讲效率，效率哪里来，我们在长时间的摸索后正式选择“市场”之路。计划不单受计划人的指导思想和计统手段的束缚，更严重的是计划实际上就是允许把活生生的人当作计划对象加以固化，从而扼杀人在生产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结果可想而知，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简单化，生产力被禁锢，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从商品经济发展到当代市场经济，其动力就是市场机制。可见，市场具有自身发展、完善的机制，其资源配置效率和竞争激励效果是计划经济所不能替代的。当然，市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其盲目性、短视病，加上市场秩序健全过程的种种缺陷，可能导致机会、过程、结果的不公平。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经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人们希望无非是尽快调整和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在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残余的平均主义要继续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在分配天平的另一端，需要适当的校正。十六大指出了一条效率加公平的正确路径：那就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创造性劳动是财富的不竭源泉
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由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价值换算实际上不可能，所以“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难以直接用于设计分配制度，劳动也就不可能成为分配的唯一因素。承认这一点，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与生产的关系的原理，才能正确理解“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体力劳动、简单劳动的富余已经成为大趋势，所以创造性劳动将日益重要。经济史证明，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就是创造性劳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必须突出时代的崭新内容，以时间为尺度的剩余价值理论将与科技进步与时具进，正确指导分配实践。所以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一辩证唯物史观的论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重视财富的合法性，引导资本为人民服务
上述生产四要素中，技术和管理本身就是脑力劳动的成果或过程。资本是物化劳动，在科技突飞猛进的当代，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创造性劳动的物化，有部分是剩余价值。比如，知识经济的经营者积累的资本既包含直接的创造性劳动收入，也包含剩余价值，很难进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界定。资本及其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可以在学术范围内继续研究，在实践中只能对其合法性进行区分。如果在拘泥于某些教条中等待，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十六大明确承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实事求是的伟大成果！确实，我们在技术上既然做不到对资本进行定性加定量的分析，而再生产又亟须资本的积累和投入，我们就没有理由在观念上、政策上笼统地歧视再生产着的财富——资本。但是资本的合法性却不能不讲，这在实践中也完全可以讲清楚、做清楚。基于这一认识，资本参与分配的份额与方法就可以交由市场去调节和完善，政府通过法律、税收等手段进行规范和再调节，引导资本朝着“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方向运动，鼓励人们合法致富。只有这样，才能“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财富多寡不能决定人的政治觉悟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这在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是绝对错误的。革命的目的，或者说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以财产作为分析人的社会地位、衡量人的政治觉悟的主要标准，就会陷入一种逻辑混乱：不管设定财产越少越革命还是越多越革命，与共产党执政目标都是相悖的。如果说财产少觉悟就高，那么谁敢公开先富，怎么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只有到了劳动不再是人的谋生手段而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时候，才能说财产与人的觉悟无关。显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不能以财产作为判断人的觉悟的标准。财产要放到一定的时空条件中去考察，具体分析“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十六大保护合法收入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执政党的理论定位的标志之一，不以财产定身份则为执政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排除了财富歧视的观念障碍。消除财富歧视，才能“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在法制完善的前提下，要逐步形成合法财产越多越光荣的主流意识。
培养纳税人意识，建设趋向共同富裕的机制
纳税人意识应是当代财富观的重要内容，起码包含以下几方面认识：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有法定纳税义务，同时也享有政府对其提供服务的法定权利，政府利用税收资源实施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因此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首先是用税人与纳税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纳税人为政府修补市场缺陷实现社会公平、社会稳定提供物质基础，纳税越多越光荣，具有获取精神奖励的权利；评判政府优劣的标准主要是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实现程度，其他职能服务于维护公平和稳定的首要职责，生产财富的事尽量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具有法定的征税权利，其他收费权利要通过约定获得，同时也具有相应的约定义务。如果政府与公民的以上平等意识普遍得以树立和增强，社会就会形成趋向共同富裕的机制。
十六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第一次系统地从执政党的历史方位阐述执政理论及其方针、政策的划时代文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就在于此：“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理论上完成了历史性定位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包括对财富的生产、分配、积累、保护及其社会属性等的认识都会逐步清晰，创造民富国强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将更加顺利。
均富，从空想到理想。
均富是人类的理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理区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均富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空想。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均富理论形成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被实际运用于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剥夺有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重要内容，并在少数国家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像初升的太阳给人类带来一道曙光,但并没有普照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光却使资本主义世界充满生机。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曾料到的。革命虽然实现了剥夺者被剥夺，但并未很好地解决生产者如何生产，所以财富仍然稀缺，均富还是不能成为现实。然而均富作为一种思想，对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的影响却是长期的、复杂的。
财富，只能因为生产而增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增加财富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实践证明，为了均富而引起的过度斗争不但不能实现均富反而为此支付了高昂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树立了牢固的“生产力”观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真正被用于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社会财富快速增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句理所当然的话，彻底改变了国人的社会主义观，中国进入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最好时期，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各阶层皆大欢喜。解除政策对生产力的束缚，经济的增长、财富的积累都出现了空前的大家都有一种轻松感，受益面广、收益率差别小。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国人站起来还要富起来，但不可能同时富起来。因为不能同时富起来，个人的财富便成了问题。在革命斗争中的阶级分析财产论与国人“不患寡患不均”的观念交织作用下，曾经把财富与罪恶等同起来。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下，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多大的实事求是勇气。伟人的气魄就在于敢于正视财富，敢于承认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于是，“个人财富”开始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观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国人传统观念的改变——在生产力欠发达的情况下，均富的结果只能是均贫，个人的财富开始得到社会和群体的尊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财富的生产不能不讲效率，效率哪里来，我们在长时间的摸索后正式选择“市场”之路。计划不单受计划人的指导思想和计统手段的束缚，更严重的是计划实际上就是允许把活生生的人当作计划对象加以固化，从而扼杀人在生产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结果可想而知，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简单化，生产力被禁锢，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从商品经济发展到当代市场经济，其动力就是市场机制。可见，市场具有自身发展、完善的机制，其资源配置效率和竞争激励效果是计划经济所不能替代的。当然，市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其盲目性、短视病，加上市场秩序健全过程的种种缺陷，可能导致机会、过程、结果的不公平。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经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人们希望无非是尽快调整和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在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残余的平均主义要继续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在分配天平的另一端，需要适当的校正。十六大指出了一条效率加公平的正确路径：那就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创造性劳动是财富的不竭源泉
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由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价值换算实际上不可能，所以“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难以直接用于设计分配制度，劳动也就不可能成为分配的唯一因素。承认这一点，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与生产的关系的原理，才能正确理解“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体力劳动、简单劳动的富余已经成为大趋势，所以创造性劳动将日益重要。经济史证明，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就是创造性劳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必须突出时代的崭新内容，以时间为尺度的剩余价值理论将与科技进步与时具进，正确指导分配实践。所以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一辩证唯物史观的论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重视财富的合法性，引导资本为人民服务
上述生产四要素中，技术和管理本身就是脑力劳动的成果或过程。资本是物化劳动，在科技突飞猛进的当代，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创造性劳动的物化，有部分是剩余价值。比如，知识经济的经营者积累的资本既包含直接的创造性劳动收入，也包含剩余价值，很难进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界定。资本及其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可以在学术范围内继续研究，在实践中只能对其合法性进行区分。如果在拘泥于某些教条中等待，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十六大明确承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实事求是的伟大成果！确实，我们在技术上既然做不到对资本进行定性加定量的分析，而再生产又亟须资本的积累和投入，我们就没有理由在观念上、政策上笼统地歧视再生产着的财富——资本。但是资本的合法性却不能不讲，这在实践中也完全可以讲清楚、做清楚。基于这一认识，资本参与分配的份额与方法就可以交由市场去调节和完善，政府通过法律、税收等手段进行规范和再调节，引导资本朝着“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方向运动，鼓励人们合法致富。只有这样，才能“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财富多寡不能决定人的政治觉悟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这在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是绝对错误的。革命的目的，或者说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以财产作为分析人的社会地位、衡量人的政治觉悟的主要标准，就会陷入一种逻辑混乱：不管设定财产越少越革命还是越多越革命，与共产党执政目标都是相悖的。如果说财产少觉悟就高，那么谁敢公开先富，怎么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只有到了劳动不再是人的谋生手段而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时候，才能说财产与人的觉悟无关。显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不能以财产作为判断人的觉悟的标准。财产要放到一定的时空条件中去考察，具体分析“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十六大保护合法收入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执政党的理论定位的标志之一，不以财产定身份则为执政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排除了财富歧视的观念障碍。消除财富歧视，才能“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在法制完善的前提下，要逐步形成合法财产越多越光荣的主流意识。
培养纳税人意识，建设趋向共同富裕的机制
纳税人意识应是当代财富观的重要内容，起码包含以下几方面认识：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有法定纳税义务，同时也享有政府对其提供服务的法定权利，政府利用税收资源实施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因此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首先是用税人与纳税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纳税人为政府修补市场缺陷实现社会公平、社会稳定提供物质基础，纳税越多越光荣，具有获取精神奖励的权利；评判政府优劣的标准主要是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实现程度，其他职能服务于维护公平和稳定的首要职责，生产财富的事尽量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具有法定的征税权利，其他收费权利要通过约定获得，同时也具有相应的约定义务。如果政府与公民的以上平等意识普遍得以树立和增强，社会就会形成趋向共同富裕的机制。
十六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第一次系统地从执政党的历史方位阐述执政理论及其方针、政策的划时代文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就在于此：“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理论上完成了历史性定位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包括对财富的生产、分配、积累、保护及其社会属性等的认识都会逐步清晰，创造民富国强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将更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