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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回到家乡金城算是他的一次折返,再次回到身边的人和事,画那些没有光环和特殊含义的普通人让他感到踏实。这些画作最终会被放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刘小东也终将回到喧闹的北京,但金城的时光也算作一个安静的段落。
“只要我还没落魄到没法生活,这些画我就尽量不卖。”他裹着军大衣躺在沙发上,嗑着花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你画的画都是把看到过的东西呈现在一起,形成一种别别扭扭的、荒诞式的东西。这次回到家乡,模特都是你以前特别熟悉的人,你和模特之间会不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情?
刘小东:我倒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这次画画不要打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别因为画了他以后,让他变得不好意思。我自己这次反而有点害羞,以前我回来的时候就在家闷着,跟朋友喝酒,从来不画画。这次一开始画的时候,我选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这样大家都不别扭。后来慢慢画开了就适应了。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你画这些内容已经完全是你自己的风格,八五美术运动的时候你在画什么?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找到这个让你赖以成名的作画风格的?
刘小东:那会儿一直在尝试,老在各种风格里面迂回:有时候画得特古典,有时候画淡彩画;又民族又敦煌的,一会儿毕加索一会儿梵高。反正上下五千年,在学校里面都搞了。那时候四年,把能看到的美术史里风格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在大学毕业展览结束之后,还有两个月在学校,那时候没有课也没有地方去,就在学校画画。突然觉得,画两个人,站在窗前,能发现一种生活的质感。以前画画,都是几个人围着一个模特,那个模特装作很生活,但其实还是一个模特。这时候突然画两个人在窗前,却显得很生活化,光线和周围也不一样,画生活中的朋友,又画画窗外的风景。我一下子发现,画画其实可以这样画,有很多故事的感受在里面。这么一画,觉得还可以画很多张,既磕磕绊绊,又很舒服,就是这种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找到风格开始就决定只画能看见的东西,没见过的不去画吗?这只是出于眼见为实的朴素道理吗?
刘小东:是。我很早就这么想。到大城市以后,读了很多历史书,也参与过很多事件,会发现你参加的事情,和后来被写到历史里面的情况不一样。更何况那些你没有见过的事情呢。所以我不相信道听途说。改革开放,多元化,百家争鸣,有那么多漂亮的口号,其实根子一点都不会变。这时候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眼见为实。我不相信你的,也不相信他的,我起码还有我看到的这个事情,那我就呈现这个。
中国新闻周刊:栗宪庭曾经说,你的画里基调是写实的,容易得到官方的接受,但是又有现代主义的东西,也容易得到西方的接受,这个十分幸运。这个拿捏的分寸是你直接找到的还是经过很多次的尝试摸索出来的?
刘小东:他说的有他的道理。我觉得我的性格适合这种方向。一个艺术家其实跟他的生长环境是有关系的。我一直生活在很小的城镇里,又换到中国最大的城市里,这种反差其实很锻炼人。你会吸收两个地方的资源利用起来。既有民间的智慧,又有大城市文化的背景,这样容易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生活,这点上我是很幸运的。我就是两个地方互相地碰撞形成的性格:不温不火,很平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中国新闻周刊:和你差不多年纪的成功艺术家基本上都是所有艺术形式都会去做,他们做雕塑、装置、照片,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只是一直在画写实?而且你的画也没办法让助手帮你画然后你签名。
刘小东:我这画还真的根本没法让助手画。累。我头一次卖画有一种光荣的感觉,在一个油画不能卖钱的年代,我画的画实实在在地被那么多钱认可——4万多美金买了我20多张。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钱的概念还是充满矛盾的,从小对钱的教育还是比较理想化,血液的根子里是视金钱为粪土这种概念。就是羞答答地爱钱,骨子里也恨钱。到后来,艺术变成商品之后,我就明白了,无论你怎么折腾,只要你成名了,你折腾出什么来,都能变成商品。在艺术不能卖钱的时候,我觉得艺术家应该宽泛,既做雕塑,又做版画……但是现在如果我再这样做的话,我总觉得别人会说,你又找事,这人开始作秀了。人家会觉得你不行了,又开发一个新生产线了。也感到这个商业社会挺可怕的,你的一些做法的初衷会被商业社会拧到另一个线上去。与其这样,我就啥也不做了,还是老本行。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和尊重其实是因为这些艺术家对社会的态度,比如离开体制的独立姿态等等。你希望能通过你的作品对社会做出某种回应或者反抗吗?你和很多当代艺术家不同,即使成功之后也没有离开美院没有离开体制,想过离开吗?
刘小东: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真正的社会就是兵,想改变社会的人都是秀才,所以我觉得秀才们只能改变自己。等全中国人民都变成秀才了,整个社会就变了,如果不是这样,改变就会很难。
我也曾有过离开体制的想法,但以我的性格,有这个想法但是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美院对我很好,我在这儿受到的教育,我能成为今天的样子是靠美院的培养。今天我有能力离开这个环境,但是美院需要我,我毕竟有点能力,能够在教学上做点事情。
我做所有的决定都是老百姓的想法,我觉得翅膀硬了,不要太没有良心。我觉得我现在如果离开美院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这样做人不好。我就是一辈子在美院,被套上体制内画家的称呼,我也不在乎。我有基本的绘画原则。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这个原则和底线在哪?我知道一年前有一次为“共和国六十周年献礼”的大型历史题材绘画,你受到邀请但拒绝了?
刘小东:那种历史我没有见过,我当然不会画,就这么简单。我的原则很朴素,就是我只画我看到的,我看不到的不会画。谁来邀请我也不会画,我没有这个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开始画的是你看到的生活,那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当你的视角扩大之后,比如你画三峡移民,其实那些看到的东西未必是你真的熟悉的。在画这些有指向性的重大的人和事的时候,你会有预设的指向和态度吗?
刘小东:我画这些的出发点还尽量客观。所谓指向和态度就是指你反对什么、支持什么吗?我觉得到我这年龄这是最艰难的问题。我们在城里生活,都会遇到很多问题,会焦虑,有应酬不了的事情。其实我们还是很幸运,假如说你碰到民国时代,突然有个飞机要接你去台湾,这边共产党在攻打天下,你走还是不走?如果人生碰到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你怎么办?所谓立场、态度都是这样的问题。我只是个鼠辈,我不知道怎么选择。但愿政治不要逼一个鼠辈人生去做这么一个伟大选择,我们做不了。
作为一个画家,能够很朴实地把眼前看到的东西如实地描绘下来;在艺术的语言里面,经常保持新鲜,在艺术的历史里面尽量做到一点突破、探索;在人生的态度上老老实实,就这个样,等待上帝的裁决。这个问题总结到最后,我觉得是特别困难的回答。★
(实习生董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只要我还没落魄到没法生活,这些画我就尽量不卖。”他裹着军大衣躺在沙发上,嗑着花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你画的画都是把看到过的东西呈现在一起,形成一种别别扭扭的、荒诞式的东西。这次回到家乡,模特都是你以前特别熟悉的人,你和模特之间会不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情?
刘小东:我倒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这次画画不要打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别因为画了他以后,让他变得不好意思。我自己这次反而有点害羞,以前我回来的时候就在家闷着,跟朋友喝酒,从来不画画。这次一开始画的时候,我选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这样大家都不别扭。后来慢慢画开了就适应了。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你画这些内容已经完全是你自己的风格,八五美术运动的时候你在画什么?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找到这个让你赖以成名的作画风格的?
刘小东:那会儿一直在尝试,老在各种风格里面迂回:有时候画得特古典,有时候画淡彩画;又民族又敦煌的,一会儿毕加索一会儿梵高。反正上下五千年,在学校里面都搞了。那时候四年,把能看到的美术史里风格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在大学毕业展览结束之后,还有两个月在学校,那时候没有课也没有地方去,就在学校画画。突然觉得,画两个人,站在窗前,能发现一种生活的质感。以前画画,都是几个人围着一个模特,那个模特装作很生活,但其实还是一个模特。这时候突然画两个人在窗前,却显得很生活化,光线和周围也不一样,画生活中的朋友,又画画窗外的风景。我一下子发现,画画其实可以这样画,有很多故事的感受在里面。这么一画,觉得还可以画很多张,既磕磕绊绊,又很舒服,就是这种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找到风格开始就决定只画能看见的东西,没见过的不去画吗?这只是出于眼见为实的朴素道理吗?
刘小东:是。我很早就这么想。到大城市以后,读了很多历史书,也参与过很多事件,会发现你参加的事情,和后来被写到历史里面的情况不一样。更何况那些你没有见过的事情呢。所以我不相信道听途说。改革开放,多元化,百家争鸣,有那么多漂亮的口号,其实根子一点都不会变。这时候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眼见为实。我不相信你的,也不相信他的,我起码还有我看到的这个事情,那我就呈现这个。
中国新闻周刊:栗宪庭曾经说,你的画里基调是写实的,容易得到官方的接受,但是又有现代主义的东西,也容易得到西方的接受,这个十分幸运。这个拿捏的分寸是你直接找到的还是经过很多次的尝试摸索出来的?
刘小东:他说的有他的道理。我觉得我的性格适合这种方向。一个艺术家其实跟他的生长环境是有关系的。我一直生活在很小的城镇里,又换到中国最大的城市里,这种反差其实很锻炼人。你会吸收两个地方的资源利用起来。既有民间的智慧,又有大城市文化的背景,这样容易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生活,这点上我是很幸运的。我就是两个地方互相地碰撞形成的性格:不温不火,很平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中国新闻周刊:和你差不多年纪的成功艺术家基本上都是所有艺术形式都会去做,他们做雕塑、装置、照片,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只是一直在画写实?而且你的画也没办法让助手帮你画然后你签名。
刘小东:我这画还真的根本没法让助手画。累。我头一次卖画有一种光荣的感觉,在一个油画不能卖钱的年代,我画的画实实在在地被那么多钱认可——4万多美金买了我20多张。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钱的概念还是充满矛盾的,从小对钱的教育还是比较理想化,血液的根子里是视金钱为粪土这种概念。就是羞答答地爱钱,骨子里也恨钱。到后来,艺术变成商品之后,我就明白了,无论你怎么折腾,只要你成名了,你折腾出什么来,都能变成商品。在艺术不能卖钱的时候,我觉得艺术家应该宽泛,既做雕塑,又做版画……但是现在如果我再这样做的话,我总觉得别人会说,你又找事,这人开始作秀了。人家会觉得你不行了,又开发一个新生产线了。也感到这个商业社会挺可怕的,你的一些做法的初衷会被商业社会拧到另一个线上去。与其这样,我就啥也不做了,还是老本行。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和尊重其实是因为这些艺术家对社会的态度,比如离开体制的独立姿态等等。你希望能通过你的作品对社会做出某种回应或者反抗吗?你和很多当代艺术家不同,即使成功之后也没有离开美院没有离开体制,想过离开吗?
刘小东: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真正的社会就是兵,想改变社会的人都是秀才,所以我觉得秀才们只能改变自己。等全中国人民都变成秀才了,整个社会就变了,如果不是这样,改变就会很难。
我也曾有过离开体制的想法,但以我的性格,有这个想法但是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美院对我很好,我在这儿受到的教育,我能成为今天的样子是靠美院的培养。今天我有能力离开这个环境,但是美院需要我,我毕竟有点能力,能够在教学上做点事情。
我做所有的决定都是老百姓的想法,我觉得翅膀硬了,不要太没有良心。我觉得我现在如果离开美院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这样做人不好。我就是一辈子在美院,被套上体制内画家的称呼,我也不在乎。我有基本的绘画原则。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这个原则和底线在哪?我知道一年前有一次为“共和国六十周年献礼”的大型历史题材绘画,你受到邀请但拒绝了?
刘小东:那种历史我没有见过,我当然不会画,就这么简单。我的原则很朴素,就是我只画我看到的,我看不到的不会画。谁来邀请我也不会画,我没有这个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开始画的是你看到的生活,那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当你的视角扩大之后,比如你画三峡移民,其实那些看到的东西未必是你真的熟悉的。在画这些有指向性的重大的人和事的时候,你会有预设的指向和态度吗?
刘小东:我画这些的出发点还尽量客观。所谓指向和态度就是指你反对什么、支持什么吗?我觉得到我这年龄这是最艰难的问题。我们在城里生活,都会遇到很多问题,会焦虑,有应酬不了的事情。其实我们还是很幸运,假如说你碰到民国时代,突然有个飞机要接你去台湾,这边共产党在攻打天下,你走还是不走?如果人生碰到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你怎么办?所谓立场、态度都是这样的问题。我只是个鼠辈,我不知道怎么选择。但愿政治不要逼一个鼠辈人生去做这么一个伟大选择,我们做不了。
作为一个画家,能够很朴实地把眼前看到的东西如实地描绘下来;在艺术的语言里面,经常保持新鲜,在艺术的历史里面尽量做到一点突破、探索;在人生的态度上老老实实,就这个样,等待上帝的裁决。这个问题总结到最后,我觉得是特别困难的回答。★
(实习生董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