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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死于脑瘤已是4年半前的事情了。但如今和我88岁的母亲谈起失去我父亲这个事情时，我很惊讶地发现，她还在怀疑自己：“你大概以为我早就看开了吧？”她谈起失去她共度几乎60年生命的丈夫时，依然沉浸在痛苦中：“已经4年多了，但我还是很难过。”
我不知道我成为精神科医生的动机，是否缘于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么讲话，或者是因为现在我是个精神科医生了，她才这么跟我交谈。但我很高兴可以和她谈起这个话题。我们需要谈论痛苦。如果痛苦深埋在个人心底，它将会蚕食掉个人的心理支撑。
“心灵创伤永不会消失殆尽。”我回答，“也许它会有变化，有时随着时间可以逐渐淡化，但它永不可能完全消失。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应该看开了呢？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母亲思考着我的看法，如释重负。
“我不用因为还没看开而内疚了？”她问，“我的第一任丈夫去世时，我花了10年才走出来。”她突然又想起来她大学里的爱人。当她20多岁时，她的爱人由于心脏问题突然去世，多年后才又遇到我的父亲。她说：“我觉得自己终于能透一口气了。”
在我10岁还是11岁之前，我对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毫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我在玩猜字游戏时，为了查找单词，我翻开了她那本饱经风霜的词典。书的扉页上有我母亲的笔迹，用黑墨水写着她的名字。但那姓氏并不是她现在的姓氏，也不是她未婚前的姓氏。那是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名字：雪莉·施泰因巴赫，而不是她现在的名字雪莉·艾普斯顿。这是我母亲的另一面，她独特的手迹立刻让我觉得无比熟悉，但这个名字又让我觉得十分遥远。
“这是什么？”我想起我举着这本褪色的蓝色辞典，询问我的母亲，这个故事就此翻江倒海地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很少再提起。直到我的父亲在半个世纪后去世了，我的母亲才又开始提起这个事情，这一次是她主动提起的。我不清楚她第一任丈夫的去世所造成的创伤，是否真的完全被抚平。我父亲的去世，似乎又使这个问题浮到水面。
心理创伤并不只是重大灾难的后果，它的影响不局限于受重灾的人群。心理创伤的暗流不停地在日常生活中涌动，于无常的人生里，伴随各种辛酸经历将我们击垮。我可以说，我们要么正处于心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里，要么就是正处于心理创伤前的应激障碍里。死亡、年迈、疾病、事故、分离、失去。它们以各种方式环绕在我们所有的人之间，没有人可以逃离。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不稳定与不可预测，即使已拥有了难以置信的科学进展，这个世界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以超越我们控制的形式运行着。
我告诉我母亲的话“心理创伤永不消失”，来自于我这些年作为精神科医生的认识。当我们试图抵制心理创伤、不让自己感受到其全部影响时，我们迫使自己脱离了事实。作为治疗师，我可以作证：让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痛苦与无能为力是有多么困难。我母亲的自然反应“我不是应该看开了吗？”，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会尽力恢复常态，但这使我们逃避自身的痛苦程度，也因此忽视了其他人的痛苦程度。
当灾难袭击时，我们可能会迅速产生移情反应，但私底下我们总认为自己应该恢复“正常”。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受害者需要数年才能恢复，士兵从战场带回的是其沙场中的痛苦体验。我们作为一个社群，是否能够为这些人痛苦数年？’或者我们应该向前走，也希望他们能够向前看？我的一个朋友在4岁时遭遇母亲自杀。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向前走，在一个清晨告诉他：母亲已经离开，永远也不要再提起她。当我们在希望他人往前走时，我们是否也在采用这个方式？
1969年，瑞士精神科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将死亡的创伤带入她开创性工作的著作《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里。她阐述了悲哀的5步骤模型：否认、愤怒、谈判、绝望、接受。在那个时代里，她的工作成果非常激进。它使死亡成为正常的谈论话题，但这也无意中让人们觉得：应该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悲哀，这正如我母亲的感觉一样。
然而，追悼没有时刻表。悲哀对每个人的效果并不相同，而且它并不总能轻易离开。如今精神科医生们能找到的最接近的共识是：对待心理创伤，最健康的方法是直面接近它，而不是试图去逃避。强迫恢复正常的自然反射冲动只能适得其反。当受到心理创伤的人试图融入正常人中间时（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是这么做的），他们只能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虽然我们习惯地认为，心理创伤是巨大灾难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充满着无休止的小心理创伤。东西打破了，别人伤害了我们的感受，蜱虫会传染莱姆病，宠物会死亡，朋友生病甚至也会死。
“它们正在攻城掠地，”有一天，一位60岁的朋友数着亲近熟人们的各种疾病，“我们正在走下坡路。”他是对的，但这种生活带来的心理创伤并不只攻击一个年龄段。第一天上学与第一天使用生命辅助设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分离与丧失摧残着每一个人。
当我母亲告诉我，她花了10年时间才走出第一任丈夫去世的痛苦时，我很惊讶。我想，她开始恢复时，我已经六七岁了。我的父亲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但他并没有对我母亲的问题采取措施。当母亲嫁给父亲时，她把往日的婚礼照片都交给了姐姐保管。我对此毫不知情，也从未想过要问起。但当我父亲去世后，我的母亲突然对她生命里的这段非常时间毫不忌讳。这段故事一直沉睡着等待了60年，几乎从未被提起。
我的母亲在处理父亲死亡的问题上，将自己摆在了与当年一样的压力下。那些早期的心理创伤决定了后来的创伤，而克服创伤的困难度只能越积越高。我非常高兴自己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也很感激自己在与母亲交谈时带着佛教的宽容倾向。在那些尽快恢复正常的无稽之谈中，我可以给她提供其他一些东西。
愿意面对心理创伤的意愿是恢复的关键，无论创伤是大是小。年代久远或是昨日之事。它们也许永远无法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完全消失，但也许它们并不需要这么做。心理创伤是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而不是尽管如此，我们才是活生生的人。
（责编 江有汜）
我不知道我成为精神科医生的动机，是否缘于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么讲话，或者是因为现在我是个精神科医生了，她才这么跟我交谈。但我很高兴可以和她谈起这个话题。我们需要谈论痛苦。如果痛苦深埋在个人心底，它将会蚕食掉个人的心理支撑。
“心灵创伤永不会消失殆尽。”我回答，“也许它会有变化，有时随着时间可以逐渐淡化，但它永不可能完全消失。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应该看开了呢？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母亲思考着我的看法，如释重负。
“我不用因为还没看开而内疚了？”她问，“我的第一任丈夫去世时，我花了10年才走出来。”她突然又想起来她大学里的爱人。当她20多岁时，她的爱人由于心脏问题突然去世，多年后才又遇到我的父亲。她说：“我觉得自己终于能透一口气了。”
在我10岁还是11岁之前，我对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毫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我在玩猜字游戏时，为了查找单词，我翻开了她那本饱经风霜的词典。书的扉页上有我母亲的笔迹，用黑墨水写着她的名字。但那姓氏并不是她现在的姓氏，也不是她未婚前的姓氏。那是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名字：雪莉·施泰因巴赫，而不是她现在的名字雪莉·艾普斯顿。这是我母亲的另一面，她独特的手迹立刻让我觉得无比熟悉，但这个名字又让我觉得十分遥远。
“这是什么？”我想起我举着这本褪色的蓝色辞典，询问我的母亲，这个故事就此翻江倒海地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很少再提起。直到我的父亲在半个世纪后去世了，我的母亲才又开始提起这个事情，这一次是她主动提起的。我不清楚她第一任丈夫的去世所造成的创伤，是否真的完全被抚平。我父亲的去世，似乎又使这个问题浮到水面。
心理创伤并不只是重大灾难的后果，它的影响不局限于受重灾的人群。心理创伤的暗流不停地在日常生活中涌动，于无常的人生里，伴随各种辛酸经历将我们击垮。我可以说，我们要么正处于心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里，要么就是正处于心理创伤前的应激障碍里。死亡、年迈、疾病、事故、分离、失去。它们以各种方式环绕在我们所有的人之间，没有人可以逃离。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不稳定与不可预测，即使已拥有了难以置信的科学进展，这个世界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以超越我们控制的形式运行着。
我告诉我母亲的话“心理创伤永不消失”，来自于我这些年作为精神科医生的认识。当我们试图抵制心理创伤、不让自己感受到其全部影响时，我们迫使自己脱离了事实。作为治疗师，我可以作证：让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痛苦与无能为力是有多么困难。我母亲的自然反应“我不是应该看开了吗？”，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会尽力恢复常态，但这使我们逃避自身的痛苦程度，也因此忽视了其他人的痛苦程度。
当灾难袭击时，我们可能会迅速产生移情反应，但私底下我们总认为自己应该恢复“正常”。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受害者需要数年才能恢复，士兵从战场带回的是其沙场中的痛苦体验。我们作为一个社群，是否能够为这些人痛苦数年？’或者我们应该向前走，也希望他们能够向前看？我的一个朋友在4岁时遭遇母亲自杀。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向前走，在一个清晨告诉他：母亲已经离开，永远也不要再提起她。当我们在希望他人往前走时，我们是否也在采用这个方式？
1969年，瑞士精神科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将死亡的创伤带入她开创性工作的著作《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里。她阐述了悲哀的5步骤模型：否认、愤怒、谈判、绝望、接受。在那个时代里，她的工作成果非常激进。它使死亡成为正常的谈论话题，但这也无意中让人们觉得：应该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悲哀，这正如我母亲的感觉一样。
然而，追悼没有时刻表。悲哀对每个人的效果并不相同，而且它并不总能轻易离开。如今精神科医生们能找到的最接近的共识是：对待心理创伤，最健康的方法是直面接近它，而不是试图去逃避。强迫恢复正常的自然反射冲动只能适得其反。当受到心理创伤的人试图融入正常人中间时（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是这么做的），他们只能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虽然我们习惯地认为，心理创伤是巨大灾难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充满着无休止的小心理创伤。东西打破了，别人伤害了我们的感受，蜱虫会传染莱姆病，宠物会死亡，朋友生病甚至也会死。
“它们正在攻城掠地，”有一天，一位60岁的朋友数着亲近熟人们的各种疾病，“我们正在走下坡路。”他是对的，但这种生活带来的心理创伤并不只攻击一个年龄段。第一天上学与第一天使用生命辅助设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分离与丧失摧残着每一个人。
当我母亲告诉我，她花了10年时间才走出第一任丈夫去世的痛苦时，我很惊讶。我想，她开始恢复时，我已经六七岁了。我的父亲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但他并没有对我母亲的问题采取措施。当母亲嫁给父亲时，她把往日的婚礼照片都交给了姐姐保管。我对此毫不知情，也从未想过要问起。但当我父亲去世后，我的母亲突然对她生命里的这段非常时间毫不忌讳。这段故事一直沉睡着等待了60年，几乎从未被提起。
我的母亲在处理父亲死亡的问题上，将自己摆在了与当年一样的压力下。那些早期的心理创伤决定了后来的创伤，而克服创伤的困难度只能越积越高。我非常高兴自己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也很感激自己在与母亲交谈时带着佛教的宽容倾向。在那些尽快恢复正常的无稽之谈中，我可以给她提供其他一些东西。
愿意面对心理创伤的意愿是恢复的关键，无论创伤是大是小。年代久远或是昨日之事。它们也许永远无法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完全消失，但也许它们并不需要这么做。心理创伤是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而不是尽管如此，我们才是活生生的人。
（责编 江有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