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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华盛顿，国会的535名议员照例回家享受年度的“八月休会”。国会“出了城”，整个美国政界也就安静下来——除非有紧急事件发生，华盛顿政治的瞬时风暴或人为闹剧，在这一个月里都会趋于平静。
美国西海岸北端一个毗邻加拿大的小镇，是除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之外美国境内距华盛顿最远的地方。这里，秋天的迹象已经悄然而至，大路上不时扬起尘土，至今还看不到一点即将到来的雨季的踪影。在这个乡村，8月是“赶集”的月份——当地会在秋收前的一个月举行农产品展销和比赛，8月也是节日的月份——遍布全美的小城镇和社区都有特色文化活动。在我生活的这个小镇，刚刚庆祝完“薰衣草节”（这种芬芳的植物是当地特产），现在我们又在享受“布鲁斯节”，著名的音乐家们在此演奏最美国风的音乐，接下来，“传统木船节”的筹备在进行中，而“国际电影节”还有几周也要举办了。
除了这些之外，眼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事，就是投票决定一个意义非凡的“大事”：小镇是否应该重修和扩建公共图书馆——如果立项成功，图书馆改扩建的费用将由卖债券所得来支付，而债券则由当地的税收收入来偿还。
也许，增加税收对一些人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另一些选民则对此有不同看法。这场资助小镇图书馆扩建的辩论，实际上也是宏大的美国式辩论的缩影，它甚至让我想到了中国。在我不久前读到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出，“在政治生活中，理想的状态是公民对各级政府都信任，但在现实中，中国与美国正好相反，美国公民是对联邦政府信任度很低；我们是对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则偏低。‘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从这段话看，中美两国公众对国家和地方政府有截然相反的态度。然我们这个美国小镇所面临的问题，有些甚至也是中国所面临的。
首先是关于知识的价值的讨论。就如美国其他乡村地区一样，我们这儿也有很多基督教教堂。这些教堂通常在路边竖一块牌子，上面会写着简短的标语。最近，我看到其中一块指示牌上写着——“真理胜过天才”。在这个“信仰者的社会”里，这样一块简单的牌子在提醒开车经过的人，真理在上帝的语境里是高于人类智慧的，当然，真理也高于知识，因为知识是后天习得的。这块小小的指示牌所反映的，是美国人激烈的文化争论：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对教育的公共投资是政府最为关键的职能，地方政府也不例外。因而，为广泛传播知识、构建具有良好教育的公民社会而建立公共图书馆，就是一种重要举措。然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这样的投资则是不明智的。
这块“真理胜过天才”的牌子，令我想起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对“红”与“专”的讨论。那时，信仰被认为高于知识。其后，中国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一个标志。
显然，小镇图书馆扩建工程引发的，是一场关于公共财政的讨论。有趣的是，正值北京宣布对各级政府实行紧急债务审核时，我们这个小小的美国社区也在讨论是否应该批准地方政府通过举债来为图书馆改建进行筹资；或者，是否应该否决这个计划，以免导致将来财政的崩溃。
“過度举债”对美国社会的毁灭性作用在2008年和2009年尤为明显。最近，几个美国地方政府宣布破产，导致公共服务、房地产价格崩溃，这些都对无力偿还公共债务的危险向美国人提出了警示。当然，对于中国实行的紧急政府审计，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关心。然而对中国保持密切观察的美国人却会在心里嘀咕：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是否会触动中国，让他们下决心采取新的紧急审计措施？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到底需要多少审计员？花费多长时间？又如何做出可靠的审计呢？况且，可能还有很多地方级的财务活动“未入账”。如果一些地方政府“翻肚皮”（美国俚语，为“破产”之意）了，这样的崩盘会波及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吗？还是会被限制在地方的范围内呢？旁观者们对此并没有一致的观点。
小镇图书馆的建设还引发了人们对优先级别的争论。支持发行图书馆债券的人认为，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更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一个可以供非政府团体举行会议、供慈善组织开会及筹划活动的公共空间。反对为图书馆集资的人则认为，这个小镇有更为紧迫的需求，如维护道路、援助穷人及残疾居民等。他们认为扩建图书馆是我们在经济低迷时期无法承受的。在经济困难时期，关于经济优先权的争论在全美能引起共鸣，美国关于国家优先权的基本政治分歧，导致了近乎瘫痪的政府财务政策。
而像我这样几乎整天都在研究中国的人，则在密切观察中国将就短长期经济及社会发展优先权做出怎样的决定。地方财政的不明确的局面、关于基础经济优先问题的讨论及实施办法，在这个安静的夏天里发酵着。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会奠定中国接下来几十年的经济走向——它会像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具有历史意义吗？
最后，小镇图书馆工程之争，也是一场关于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讨论。和美国成千上万的社区一样，我们小镇的图书馆也叫做“卡内基图书馆”，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苏格兰钢铁资本家安德鲁·卡内基出资建造的约2000座地方图书馆之一。我们的卡内基图书馆建造于1913年。当地居民频繁地出入这里，这座图书馆的人均使用率在本州位列第一。
尽管如此，当拿到是否应为图书馆建设而发行债券的投票时，有人问，“现在所有资源都能在网上获取，我们还需要更多存放书籍的空间吗？还有人需要纸质书吗？”而支持发行债券的人说，“图书馆并不只是存放书的地方，它更是一个为公众提供教育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为那些承担不了网络或在线图书费用的人。这是‘渠道公平’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有关信息获取途径方面的敏感话题。在新出版的当地报纸上，有位公民在信中写道，“很多人觉得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抵一个图书馆，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网络发达社区的邻居们可能没注意到这样的消息：美国军方阻断了连接《卫报》网站的渠道。（《卫报》是首个刊登爱德华·斯诺登消息的媒体）。网络，或者说一部分网络，是有‘删除开关’的。图书馆则不然，它能给当地人带来获取数字内容以外的感受，包括书本。”
有关信息的获取途径，中国的状况又如何呢？中国人的网络使用率在迅猛增长，那么网络是否淘汰了书本呢？在中国的书店里，我看到读者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这表明书籍仍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中国人获取知识的途径——无论是通过网络、学校，还是图书馆，是否得到了公平的分配呢？对于印刷和数字媒体的管理机制，又是如何影响和应对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的呢？
对于我们小镇上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很遥远。然而，当这个美国海滨小镇的居民讨论当地的问题时，我想起了我们与中国的差异；同时，人们也许还未意识到，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相通之处，即使如俞可平所说——中美两国的公民看待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的眼光并不一样。
美国西海岸北端一个毗邻加拿大的小镇，是除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之外美国境内距华盛顿最远的地方。这里，秋天的迹象已经悄然而至，大路上不时扬起尘土，至今还看不到一点即将到来的雨季的踪影。在这个乡村，8月是“赶集”的月份——当地会在秋收前的一个月举行农产品展销和比赛，8月也是节日的月份——遍布全美的小城镇和社区都有特色文化活动。在我生活的这个小镇，刚刚庆祝完“薰衣草节”（这种芬芳的植物是当地特产），现在我们又在享受“布鲁斯节”，著名的音乐家们在此演奏最美国风的音乐，接下来，“传统木船节”的筹备在进行中，而“国际电影节”还有几周也要举办了。
除了这些之外，眼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事，就是投票决定一个意义非凡的“大事”：小镇是否应该重修和扩建公共图书馆——如果立项成功，图书馆改扩建的费用将由卖债券所得来支付，而债券则由当地的税收收入来偿还。
也许，增加税收对一些人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另一些选民则对此有不同看法。这场资助小镇图书馆扩建的辩论，实际上也是宏大的美国式辩论的缩影，它甚至让我想到了中国。在我不久前读到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出，“在政治生活中，理想的状态是公民对各级政府都信任，但在现实中，中国与美国正好相反，美国公民是对联邦政府信任度很低；我们是对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则偏低。‘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从这段话看，中美两国公众对国家和地方政府有截然相反的态度。然我们这个美国小镇所面临的问题，有些甚至也是中国所面临的。
首先是关于知识的价值的讨论。就如美国其他乡村地区一样，我们这儿也有很多基督教教堂。这些教堂通常在路边竖一块牌子，上面会写着简短的标语。最近，我看到其中一块指示牌上写着——“真理胜过天才”。在这个“信仰者的社会”里，这样一块简单的牌子在提醒开车经过的人，真理在上帝的语境里是高于人类智慧的，当然，真理也高于知识，因为知识是后天习得的。这块小小的指示牌所反映的，是美国人激烈的文化争论：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对教育的公共投资是政府最为关键的职能，地方政府也不例外。因而，为广泛传播知识、构建具有良好教育的公民社会而建立公共图书馆，就是一种重要举措。然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这样的投资则是不明智的。
这块“真理胜过天才”的牌子，令我想起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对“红”与“专”的讨论。那时，信仰被认为高于知识。其后，中国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一个标志。
显然，小镇图书馆扩建工程引发的，是一场关于公共财政的讨论。有趣的是，正值北京宣布对各级政府实行紧急债务审核时，我们这个小小的美国社区也在讨论是否应该批准地方政府通过举债来为图书馆改建进行筹资；或者，是否应该否决这个计划，以免导致将来财政的崩溃。
“過度举债”对美国社会的毁灭性作用在2008年和2009年尤为明显。最近，几个美国地方政府宣布破产，导致公共服务、房地产价格崩溃，这些都对无力偿还公共债务的危险向美国人提出了警示。当然，对于中国实行的紧急政府审计，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关心。然而对中国保持密切观察的美国人却会在心里嘀咕：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是否会触动中国，让他们下决心采取新的紧急审计措施？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到底需要多少审计员？花费多长时间？又如何做出可靠的审计呢？况且，可能还有很多地方级的财务活动“未入账”。如果一些地方政府“翻肚皮”（美国俚语，为“破产”之意）了，这样的崩盘会波及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吗？还是会被限制在地方的范围内呢？旁观者们对此并没有一致的观点。
小镇图书馆的建设还引发了人们对优先级别的争论。支持发行图书馆债券的人认为，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更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一个可以供非政府团体举行会议、供慈善组织开会及筹划活动的公共空间。反对为图书馆集资的人则认为，这个小镇有更为紧迫的需求，如维护道路、援助穷人及残疾居民等。他们认为扩建图书馆是我们在经济低迷时期无法承受的。在经济困难时期，关于经济优先权的争论在全美能引起共鸣，美国关于国家优先权的基本政治分歧，导致了近乎瘫痪的政府财务政策。
而像我这样几乎整天都在研究中国的人，则在密切观察中国将就短长期经济及社会发展优先权做出怎样的决定。地方财政的不明确的局面、关于基础经济优先问题的讨论及实施办法，在这个安静的夏天里发酵着。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会奠定中国接下来几十年的经济走向——它会像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具有历史意义吗？
最后，小镇图书馆工程之争，也是一场关于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讨论。和美国成千上万的社区一样，我们小镇的图书馆也叫做“卡内基图书馆”，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苏格兰钢铁资本家安德鲁·卡内基出资建造的约2000座地方图书馆之一。我们的卡内基图书馆建造于1913年。当地居民频繁地出入这里，这座图书馆的人均使用率在本州位列第一。
尽管如此，当拿到是否应为图书馆建设而发行债券的投票时，有人问，“现在所有资源都能在网上获取，我们还需要更多存放书籍的空间吗？还有人需要纸质书吗？”而支持发行债券的人说，“图书馆并不只是存放书的地方，它更是一个为公众提供教育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为那些承担不了网络或在线图书费用的人。这是‘渠道公平’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有关信息获取途径方面的敏感话题。在新出版的当地报纸上，有位公民在信中写道，“很多人觉得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抵一个图书馆，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网络发达社区的邻居们可能没注意到这样的消息：美国军方阻断了连接《卫报》网站的渠道。（《卫报》是首个刊登爱德华·斯诺登消息的媒体）。网络，或者说一部分网络，是有‘删除开关’的。图书馆则不然，它能给当地人带来获取数字内容以外的感受，包括书本。”
有关信息的获取途径，中国的状况又如何呢？中国人的网络使用率在迅猛增长，那么网络是否淘汰了书本呢？在中国的书店里，我看到读者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这表明书籍仍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中国人获取知识的途径——无论是通过网络、学校，还是图书馆，是否得到了公平的分配呢？对于印刷和数字媒体的管理机制，又是如何影响和应对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的呢？
对于我们小镇上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很遥远。然而，当这个美国海滨小镇的居民讨论当地的问题时，我想起了我们与中国的差异；同时，人们也许还未意识到，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相通之处，即使如俞可平所说——中美两国的公民看待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的眼光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