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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常常去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调研和演讲，发现当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都在反映融资困难，困难的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的最严重阶段。在紧缩型货币政策和结构调整产业政策的推动下，这个结果似乎显得无可厚非。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并没有像金融危机时出现接二连三的破产。调研中我们又发现，当地的民间金融异常活跃。也许，真是这个现象，似乎又在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中小企业为什么还在生存的疑虑。但是，细想一下，疑虑还是无法消除——这些中小企业究竟靠什么来偿付民间借贷的高昂成本?现在，月息5分6分(年率60％左右)的贷款已经成为民间金融市场的一般行情。
正是在这样的资金饥渴背景下，我注意到了一些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募资热潮，少则几倍多则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低迷股市和楼市以及不堪银行负利率的VIP客户所拥有的大额资金。但是，为了实现给这些投资者的高额回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很多都是在追求短期高回报率的风险投资，创业板市场中的套现行为很多就是私募投资机构所为。它们的高回报募资策略又逼得很多正在遭遇“钱荒”的银行也不得不开始铤而走险发行各种高回报率的理财产品来争夺被民间金融市场夺走的客户。
我还注意到，不仅创业板的一些上市企业出现了什么都还没有成型，却在市盈率急速膨胀的环境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额现金流，而这些超募的资金一下子让这些公司老板的身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成了亿万和千亿万富翁后的他们，为什么又急着匆匆离场，而不发挥他们事前在募集资金计划书中所写的自己的企业具有的“非凡实力”呢?而且，对中小企业来说，在今天这么寒冷的民间信贷市场上，居然也看到个别投资项目同样出现了超募的结果。这说明，今天的中国市场，不缺钱!甚至大量的钱还流入了国家监管部门不希望看到的市场，比如，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用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被不断推高，这种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流动性已经逼得央行不断收紧流动性以抗衡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的压力，但从中小企业出现的上述问题中也能看出紧缩政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最让人担心的是，一些真正想实现企业家成功梦想的达人，因为在国内的融资门槛条件没有满足，不得不进入美国市场去实现发展计划，当然，也有一些不知美国市场对“概念股”要求甚严的中资民营企业，为了缓解资金饥渴，而不顾自己的实力高低刻意包装自己，杀进看似对所有企业“公平”的美国市场，结果，一小撮人的造假行为让我们真正有实力的中资民营企业在美国做空力量的打压下集体蒙受耻辱。这就是同时发生在今天中国式“钱荒”所造成的一系列离奇现象!
二
那么，是什么内在原因导致近来频频出现这种中国式“钱荒”现象呢?我想，“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激烈角逐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些年来，华尔街金融机构利用自己超越监管的“衍生品创新”能力，绑架了各国政府为“金融泡沫”软着陆而不得不采取的积极的救市措施，从而导致复活的金融资本因为实体经济的低迷而没有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做出贡献，反而纷纷争抢本属产业资本生存的领地：比如，大宗商品和农产品市场，还有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致使这些市场出现了价格膨胀、大幅波动的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被动加息，从而进一步推高了本国产业的资金成本。融资能力本来就脆弱的中小企业因生产成本节节攀升，欧美市场低迷不兴，所以不能像过去那样，以杰出的生产业绩弥补融资条件困难的处境，只好面对“钱荒”的煎熬。
其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过去以民营企业出口导向为主的投资方式变成以各级政府铁公机(基)建设和大企业参与的地方城市化建设为主的投资方式，虽然在短时间取得了防止中国经济硬着陆的丰硕成果，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后遗症：一些国企和央企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融资能力和处在产业链上游的优势，却不满足国家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低效益的投资项目，从而将可观的资金投向了高收益高风险领域，比如，楼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这些市场流动性泛滥的后果，这也使得国家为了减轻积极财政的后遗症，不得不以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收回前期投放的流动性，但效果并不理想。
第三，遭遇“钱荒”的许多中小企业，从事的行业也是金融危机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控制的三高一低行业，油价、水电煤价的上涨，以及人民币的急速升值，还有拉闸限电的节能措施，都给它们的产业生存条件增加了巨大负担。本来，我们期待中小企业能发挥“船小好掉头”的产业升级优势，但事实上，事后的变化却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尴尬”：一是很早就放弃实业，拿着自己的产业资本和抵押所获得的银行低息贷款去追逐高收益的楼市投资、一路上涨的大宗商品、被市场看好的字画、名酒收藏行业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造成这些行业商品价格的急剧膨胀效果，实现了“以价补量”、“以钱养钱”的盈利模式。但是，一旦价不涨，钱没有，就会逼得它们要么出卖手头的资产，要么去高利贷市场借钱还贷。看来，在通胀预期还没有消失的情况下，它们选择的是通过高利贷弥补资金链缺口；二是一开始“心不活”的那些中小企业，吃过去的老底，等待产业春天的到来，因为人才匮乏和资金短缺，它们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虽然，近期一些中小企业都拿到了不少的出口订单，但是，民工荒、生产成本高和贸易摩擦的升温，使它们只能稳重行事。不过，高利贷市场旺盛的资金需求却吸引了剩下来的企业老板，开始把自己的产业资本以私募或小贷公司的合法身份投到了看上去能够赚到快钱和暴利的民间高利贷市场，满足了不想砸盘的企业家的资金需求，这使得民间市场的借贷成本随着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加大而一路上扬。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宏观调控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有些价格平稳的现象也只是暂时的行政管理的效果。
第四，由于市场活力的匮乏，而政府积极的财政投资在支撑着中国产业资本发展的方向，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聚集到政府指导的新型战略产业中，很多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和企业为了融资的便捷，也一窝蜂集中在高新能源等国家扶持的项目上。尤其是这两年来，外国一些机构把新能源低端的生产环节搬到中国，利用互相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获得了最低廉的外包条件，事后，很多人意识到新能源或清洁能源等项目虽然消费环节非常节能清洁，但生产环节要比传统制造业更耗能，更污染。而且，有些清洁能源项目因为国内没有交易市场，所以它后端的利润部分也让合作的外资企业轻易拿走。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行业还没有开始到实质性的高附加价值增长阶段，就已经暴露了重复建设的泡沫问题。所以，不得不指出的是，有些增加附加价值的思路实际上超越了今天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发育的成熟度，形式上在做“高端”，但实际上丝毫没有改变中 国加工贸易的制造特点，结果，造成资金过度集中在强调“创新概念”的企业手中，而给其他产业资本的发展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钱荒”。
第五，目前通胀的特点是成本推动型的，而且，在遏制通胀有效的手段还没有形成时，更加剧了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于是，出现了今天“以价补量”、“以价胜量”的盈利模式。比如，囤积商品(“电荒”也有这方面因素)、高息短贷等的企业行为变得非常普遍。这使得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愈演愈烈，从而造成了社会各个生产、物流和服务环节面临上游单位价格不断上调的环境，下游企业和消费者不得不付出更多资金的代价。于是，缺乏资金而又安于本分的中小企业就更感到“钱荒”的压力。为了平衡这种压力，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会拿出一部分产业资本，将其用到高回报高风险的金融属性的投资或投机中，这就更加剧了产业资本的“钱荒”。
三
为了解决中国式“钱荒”，改变国家产业资本(看得见的手)和民间金融资本，包括热钱(看不见的手)之间激烈角逐的现状，期盼有关方面能够拿出比紧缩货币政策对付成本推动型通胀问题更有效的政策组合拳：
1 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需求，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当中国经济目前人才和资金以及金融体系的成熟度还相对匮乏的时候，各地都搞同样的新型战略产业的发展规划可能会占用资源、形成低端同质化生产的恶性竞争。相反，在传统行业通过这些年来的学习和磨练，附加价值实际上已有可观的提高，但却遭遇到政策歧视。因此，我认为应该给所有的生产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降低税负、物流成本和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产业资本重新站上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尤其是目前，在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下，阻止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途径，就更显得必要和紧迫。
2 要警惕目前金融资本快速膨胀、从而导致产业资本集中往上游转移。这表现在不少企业和机构的盈利方式已凸显“以价补量”的现象。在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一定要强化专业型和市场型的监管方式，及时释放金融投机属性所积累的价格膨胀的风险。否则，金融资本必将挤出产业资本，造成最严重的经济滞胀后果。
3 要规范财政投资的项目运营方式，严防产业垄断资本和金融投机资本的结合在一起牟利的不良现象，严厉打击企业在“以价补量”盈利模式中寻租的腐败行为。尽快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减少不计成本的投资需求。把经济运行的重任交给市场和按市场规律办事的企业家，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只会增加外汇占款，挤出产业资本的风险。企业搞活了，制度搞好了，“负利率”现象就会因由企业家推动的新一轮增长方式的形成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和帮助企业与机构在推行的健康的产业金融和科技金融的创新手段，让金融资本真正为有成长性的产业资本服务。
正是在这样的资金饥渴背景下，我注意到了一些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募资热潮，少则几倍多则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低迷股市和楼市以及不堪银行负利率的VIP客户所拥有的大额资金。但是，为了实现给这些投资者的高额回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很多都是在追求短期高回报率的风险投资，创业板市场中的套现行为很多就是私募投资机构所为。它们的高回报募资策略又逼得很多正在遭遇“钱荒”的银行也不得不开始铤而走险发行各种高回报率的理财产品来争夺被民间金融市场夺走的客户。
我还注意到，不仅创业板的一些上市企业出现了什么都还没有成型，却在市盈率急速膨胀的环境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额现金流，而这些超募的资金一下子让这些公司老板的身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成了亿万和千亿万富翁后的他们，为什么又急着匆匆离场，而不发挥他们事前在募集资金计划书中所写的自己的企业具有的“非凡实力”呢?而且，对中小企业来说，在今天这么寒冷的民间信贷市场上，居然也看到个别投资项目同样出现了超募的结果。这说明，今天的中国市场，不缺钱!甚至大量的钱还流入了国家监管部门不希望看到的市场，比如，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用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被不断推高，这种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流动性已经逼得央行不断收紧流动性以抗衡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的压力，但从中小企业出现的上述问题中也能看出紧缩政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最让人担心的是，一些真正想实现企业家成功梦想的达人，因为在国内的融资门槛条件没有满足，不得不进入美国市场去实现发展计划，当然，也有一些不知美国市场对“概念股”要求甚严的中资民营企业，为了缓解资金饥渴，而不顾自己的实力高低刻意包装自己，杀进看似对所有企业“公平”的美国市场，结果，一小撮人的造假行为让我们真正有实力的中资民营企业在美国做空力量的打压下集体蒙受耻辱。这就是同时发生在今天中国式“钱荒”所造成的一系列离奇现象!
二
那么，是什么内在原因导致近来频频出现这种中国式“钱荒”现象呢?我想，“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激烈角逐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些年来，华尔街金融机构利用自己超越监管的“衍生品创新”能力，绑架了各国政府为“金融泡沫”软着陆而不得不采取的积极的救市措施，从而导致复活的金融资本因为实体经济的低迷而没有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做出贡献，反而纷纷争抢本属产业资本生存的领地：比如，大宗商品和农产品市场，还有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致使这些市场出现了价格膨胀、大幅波动的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被动加息，从而进一步推高了本国产业的资金成本。融资能力本来就脆弱的中小企业因生产成本节节攀升，欧美市场低迷不兴，所以不能像过去那样，以杰出的生产业绩弥补融资条件困难的处境，只好面对“钱荒”的煎熬。
其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过去以民营企业出口导向为主的投资方式变成以各级政府铁公机(基)建设和大企业参与的地方城市化建设为主的投资方式，虽然在短时间取得了防止中国经济硬着陆的丰硕成果，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后遗症：一些国企和央企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融资能力和处在产业链上游的优势，却不满足国家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低效益的投资项目，从而将可观的资金投向了高收益高风险领域，比如，楼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这些市场流动性泛滥的后果，这也使得国家为了减轻积极财政的后遗症，不得不以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收回前期投放的流动性，但效果并不理想。
第三，遭遇“钱荒”的许多中小企业，从事的行业也是金融危机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控制的三高一低行业，油价、水电煤价的上涨，以及人民币的急速升值，还有拉闸限电的节能措施，都给它们的产业生存条件增加了巨大负担。本来，我们期待中小企业能发挥“船小好掉头”的产业升级优势，但事实上，事后的变化却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尴尬”：一是很早就放弃实业，拿着自己的产业资本和抵押所获得的银行低息贷款去追逐高收益的楼市投资、一路上涨的大宗商品、被市场看好的字画、名酒收藏行业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造成这些行业商品价格的急剧膨胀效果，实现了“以价补量”、“以钱养钱”的盈利模式。但是，一旦价不涨，钱没有，就会逼得它们要么出卖手头的资产，要么去高利贷市场借钱还贷。看来，在通胀预期还没有消失的情况下，它们选择的是通过高利贷弥补资金链缺口；二是一开始“心不活”的那些中小企业，吃过去的老底，等待产业春天的到来，因为人才匮乏和资金短缺，它们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虽然，近期一些中小企业都拿到了不少的出口订单，但是，民工荒、生产成本高和贸易摩擦的升温，使它们只能稳重行事。不过，高利贷市场旺盛的资金需求却吸引了剩下来的企业老板，开始把自己的产业资本以私募或小贷公司的合法身份投到了看上去能够赚到快钱和暴利的民间高利贷市场，满足了不想砸盘的企业家的资金需求，这使得民间市场的借贷成本随着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加大而一路上扬。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宏观调控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有些价格平稳的现象也只是暂时的行政管理的效果。
第四，由于市场活力的匮乏，而政府积极的财政投资在支撑着中国产业资本发展的方向，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聚集到政府指导的新型战略产业中，很多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和企业为了融资的便捷，也一窝蜂集中在高新能源等国家扶持的项目上。尤其是这两年来，外国一些机构把新能源低端的生产环节搬到中国，利用互相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获得了最低廉的外包条件，事后，很多人意识到新能源或清洁能源等项目虽然消费环节非常节能清洁，但生产环节要比传统制造业更耗能，更污染。而且，有些清洁能源项目因为国内没有交易市场，所以它后端的利润部分也让合作的外资企业轻易拿走。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行业还没有开始到实质性的高附加价值增长阶段，就已经暴露了重复建设的泡沫问题。所以，不得不指出的是，有些增加附加价值的思路实际上超越了今天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发育的成熟度，形式上在做“高端”，但实际上丝毫没有改变中 国加工贸易的制造特点，结果，造成资金过度集中在强调“创新概念”的企业手中，而给其他产业资本的发展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钱荒”。
第五，目前通胀的特点是成本推动型的，而且，在遏制通胀有效的手段还没有形成时，更加剧了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于是，出现了今天“以价补量”、“以价胜量”的盈利模式。比如，囤积商品(“电荒”也有这方面因素)、高息短贷等的企业行为变得非常普遍。这使得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愈演愈烈，从而造成了社会各个生产、物流和服务环节面临上游单位价格不断上调的环境，下游企业和消费者不得不付出更多资金的代价。于是，缺乏资金而又安于本分的中小企业就更感到“钱荒”的压力。为了平衡这种压力，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会拿出一部分产业资本，将其用到高回报高风险的金融属性的投资或投机中，这就更加剧了产业资本的“钱荒”。
三
为了解决中国式“钱荒”，改变国家产业资本(看得见的手)和民间金融资本，包括热钱(看不见的手)之间激烈角逐的现状，期盼有关方面能够拿出比紧缩货币政策对付成本推动型通胀问题更有效的政策组合拳：
1 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需求，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当中国经济目前人才和资金以及金融体系的成熟度还相对匮乏的时候，各地都搞同样的新型战略产业的发展规划可能会占用资源、形成低端同质化生产的恶性竞争。相反，在传统行业通过这些年来的学习和磨练，附加价值实际上已有可观的提高，但却遭遇到政策歧视。因此，我认为应该给所有的生产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降低税负、物流成本和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产业资本重新站上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尤其是目前，在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下，阻止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途径，就更显得必要和紧迫。
2 要警惕目前金融资本快速膨胀、从而导致产业资本集中往上游转移。这表现在不少企业和机构的盈利方式已凸显“以价补量”的现象。在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一定要强化专业型和市场型的监管方式，及时释放金融投机属性所积累的价格膨胀的风险。否则，金融资本必将挤出产业资本，造成最严重的经济滞胀后果。
3 要规范财政投资的项目运营方式，严防产业垄断资本和金融投机资本的结合在一起牟利的不良现象，严厉打击企业在“以价补量”盈利模式中寻租的腐败行为。尽快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减少不计成本的投资需求。把经济运行的重任交给市场和按市场规律办事的企业家，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只会增加外汇占款，挤出产业资本的风险。企业搞活了，制度搞好了，“负利率”现象就会因由企业家推动的新一轮增长方式的形成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和帮助企业与机构在推行的健康的产业金融和科技金融的创新手段，让金融资本真正为有成长性的产业资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