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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运河城市，你是不是感到很惊讶？是的，这是历史事实，北京很早就与运河结缘了，下面，就让我们从历史上的运河讲起吧。
古代水路运输是交通运输的首选
講历史，运河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话题。在古代，运河为什么那么重要？古人为什么千方百计地挖掘运河？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明代宝坻县令袁黄关于京杭运河的一条记载。
袁黄曾经写了一本《皇都水利》，书中写道：“按三吴民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文中白粮是漕粮的一种，专门用于供应朝廷文武百官和贵族。明嘉靖七年（1528年）以前，漕粮从南方运至张家湾，然后陆运至北京城。按照书中记载，漕粮自苏州一带运至张家湾的水陆里程是3700余里，而从张家湾陆运进北京城才60里地，但陆运运价却和水陆运价略相当，由此可知，水运运价才相当于陆运运价的1/60，甚至还要更低。仅仅从运输成本这一点，水运完全碾压陆运。
水运的优点不仅仅体现在运输成本上。我们从明代巡漕御史吴仲的奏折中还可以看到水运的另一些优势。吴仲所著《通惠河志》一书中曾这样记载：“漕运粮储，国家大计，容受之多，车不如船，阴雨之行，陆不如水，舟车并进，脚价倍省，此闸河之不可以废也。”文中的闸河，就是今天的通惠河。明初以来，通惠河被废弃，没有利用起来运输漕粮，故嘉靖六年吴仲等建议重新疏浚通惠河。在奏折中还说出了水运的两大优势：第一，水运的运量大，“一舟之运，约当十车”;第二，水运受气候影响较小，陆运受气候影响较大，春夏阴雨、道路泥泞之时，陆路运输十分艰难，而阴雨气候对于水运影响不大，且可以全天运输。
历史上漕运是昼夜不息的，据北运河沿线的老人们讲，每年漕运期间，运河两岸的纤夫拉着漕船逆水而上，运河号子此起彼伏，昼夜不停，响彻云天，老百姓称这些纤夫为“十万八千嚎天鬼”。正是由于水运有着成本低、运量大、全天候等优势，适合长途运输，因此在古代成为交通运输的首选。即便在今天，虽然水运退居次要地位，但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根据研究，水路运输成本较公路、铁路等要低得多，水路每吨公里的综合运价仅是铁路的1/3、公路的1/6。而如果从能耗来看，水运的耗能是公路运输的1/8左右，是铁路的1/2左右。今天大运河自济宁至杭州段的内河航运能力仅次于长江，位居全国第二位。由此看来，古代中国利用运河开展漕运就是利用了运河运输成本极其低廉的优势，我们也就明白了运河在运输中的地位了。
幽州地位跃升，运河功不可没
北京自古以来就离不开运河。
历史上北京地理环境与今天完全不同，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北京东南以至于海滨，多为水乡泽国，只有山前一带平原地势高燥，适宜农耕。北京东南地带河湖广布，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了北京小平原地下水位高，且含盐度较大，故土地盐碱化严重，因此北京历来有“苦海幽州”的说法。《史记》中记载说：“燕土硗确”，也就是说北京地区土地贫瘠。今天京南永定河流域，有很多村落叫做某某垡，如榆垡、垡头、大松垡等，这些地名都是在盐碱地上耕作而采用的一种降低盐碱的耕种方式而得名。而且，在中国历史早期，北京是中原王朝统御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的边镇城市，常年驻扎大量军队，北京本地无法提供足够的粮草军需。
早在秦代，为北防匈奴，北京地区驻扎大量军队，当时从山东半岛海运漕粮至今天津一带，然后经“北河”运到北京地区;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大将王霸为上谷太守，镇守边疆。上谷就是今天北京延庆一带，为解决粮草供应，王霸曾利用“温水”向上谷一带运输漕粮，关于“温水”有人说是温榆河，也有人说不是，至今莫衷一是。古代文献记载简略，今人也无法考证。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早期运河大致离不开今天的北运河水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秦汉时期北京地区需要内地接济的事实在文献中有明确的记录，《后汉书》就记载幽州“安平之时，尚资内郡”，“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
隋唐时期，幽州城市地位有了较大的跃升，成为中原王朝边疆重镇。这一历史转变恰恰得益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征高丽，开凿永济渠，利用永济渠向辽东运兵和粮草，以幽州为基地，向辽东进军，由此奠定了幽州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写道：“自隋炀浚运河以连贯之，而两河之下游，遂别开交通之路。夫交通之便与不便，实一国政治上变迁之最大原因也。”永济渠将幽州与中原地区连接起来，使得幽州城市地位大大提升。按《旧唐书》，唐初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幽州是五大总管府之一，成为镇御一方的政治与军事指挥中心。故梁启超说：“其转换之机，皆在于运河。”
古代军队离不开大运河的物资供养
辽金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北京从隋唐时期的军镇城市向都城转变。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建中都，利用潞水和华北平原水系实行漕运，从中原地区运粮至中都。早在迁都之前，完颜亮便升燕京东部潞水之畔的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其含义再明显不过了——通州是专门负责漕运的城市，服务于中都城。
元明清三朝，北京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运河的支撑作用更加重要。《元史·食货志》说得十分明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明史·食货志》说：“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年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这两条记载并非危言耸听，北京作为国都的确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大运河的物资供养了。比如元末运道断绝，就对大都物资供应产生极大的影响。
公元1351年，江淮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漕运断绝，大都城顿时陷入困境，叶子奇《草木子》记载说：“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 1358年，红巾军北伐，东路军毛贵率军进攻至大都城附近。为保卫京师，大都附近屯集了大量的军队，由于粮饷不足，就出现了军队攻破城镇，掠人为粮的惨剧。
我们总以为漕粮千里迢迢自南方运到北京，是供应都城所有人吃的。其实这是个认识误区，漕粮并不是给平民百姓吃的，主要是供应军队和贵族百官的。漕运起源于军事征伐，历来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明人王琼著《通漕志略》引用东莱吕氏的话说：“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金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封建王朝都城，城内外有大量的驻军，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故每年都要向京城都输送军粮。如明代规定，每年向北京运送漕粮400万石，用于供应军队，另还有20多万石白粮，主要供应文武百官、皇族等宫廷人口。很多研究文献上在谈到北京城市发展历史时，一般只是泛泛地介绍说北京作为都城聚集大量人口，产生巨大粮食需求，因此要从中原和南方地区向北京输送漕粮，给人以一种京城所有人都吃漕粮的感觉。真实历史不是这样的，漕粮只供应军队。
大运河是古代的经济命脉
那么京城毕竟聚集着大量的老百姓，他们吃什么粮食呢？我们以清代北京为例来说一下。
清代北京内城为八旗劲旅驻防，有南方来的漕粮供应。北京外城主要为汉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士居住，粮食供应主要以小麦等杂粮为主。《清高宗实录》记载：“京师百万户，食麦者多。即市肆日售饼饵。亦取资麦面。自应多运多粜，以平市价。况京城之麦，全藉山东、河南商贩运售。”河南、山东等地是北京城所需小麦等粮食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每年通过运河运至通州和张家湾，转售京城。这在《清高宗实录》有相应记载：“查南北运河贩麦商船，多赴张家湾起卸，由京商转运至京，足资民食。”乾隆《通州志》说：“通州地方为水陆总汇之区，凡山东、河南及直隶之大名、天津、江南之徐州等处出产麦石，各处商人每年自二月开河以后陆续装运来通，数至五六十万不等。”当时，通州城东关外有永茂、永成、福聚、涌源四大堆房，租给商人存放小麦，陆续卖给京城及通州本地铺户。由此可知，京城百姓吃的粮食主要为小麦，由民间粮商从中原地区收购小麦经由大运河运到北京地区。这样看来，无论漕粮还是民间小麦，均由大运河运来，大运河成了古代北京城的生命线。
老话说“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历史上经由大运河向北京运输的物资岂止是漕粮呢，数不清的商品百货，建设北京城的建筑物资，供应皇家贵族的日用消费品，如绸缎布匹、干鲜果品、烟酒糖茶、砖木石材、滇铜黔鉛、瓷器用品等等，哪一样都离不开大运河。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北京城内外很多人的祖上都是坐船从大运河来到北京的呢，从这一点来说，大运河就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血脉，难怪人们一谈起大运河，都充满了无限眷恋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