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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经历了困难的十年，其间它们遭受了丑闻的打击，规章的束缚以及其它企业组织形式的挑战。
上市企业自从19世纪中期间世以来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它们将自己安置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中它们似乎有席卷全球的趋势，将更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合伙企业)以及更新潮的对手(例如国有企业)推到一边。
上市公司得以高唱凯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三个可以持续获取成功的要素：有限责任鼓励了公众对其投资，专业管理提高了生产力，还有“企业人格”意味着公司可以在建立者离开后继续存在。1997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目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的7888间。即使现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利润依然和过去60年间一样丰厚。
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1989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简森所写论文《上市企业黯然失色》的标题开始显得未卜先知。在2001-2002年间美国最显赫的一些上市公司纷纷落马。其中包括安然、泰科、世通和环球电讯这些在倒台前受人敬仰的大公司。6年之后，雷曼兄弟破产，花旗集团利通用汽车向政府求救。同时，在新兴市场里国有企业日益壮大，开始挑战最大规模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这一观念。而在西方国家私募股权公司蓬勃发展，开始挑战管理最好的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这一观念。此外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大批的家族联合企业纷纷登上台面，这也对上市公司最有条件推动资本主义的地理前沿这一观念发出了挑战。
因此，虽然上市公司口袋里塞满了现金，现在上市公司总体状况其实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健康。上市公司面临着一场危机，它们正在变得如同一间日渐式微的伦敦俱乐部。会员数在日益减少。会员们把大量时间都浪费在对俱乐部条规的无谓争执上。而且当会员们望向窗外时，它们看到的是年轻聪明的新人正在纷纷投奔它处。
英语圈国家内上市公司的总数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在美国比1997年少了38％，在英国主要市场内比1997年少了48％。美国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数目从1980到2000年间平均每年311例跌到了2011年仅仅81例。
大上市荒
即使公司上市后，最成功的科技创业家还是会设法保留下大量个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尽管谷歌的三个老板埃里克·施密特、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控制有公司60％的投票股份谷歌还是引入了第三级的无投票权股份。扎克伯格一直等到无法再拖时才让Faeebook上市，他将会继续控制公司超过一半的投票股份。
私募股权公司已经拿下了一些商业街上最耳熟能详的私人公司，包括博姿、J.Crew、玩具反斗城和汉堡王。它们也将一些股市上最大的庞然巨兽收入囊中：黑石集团在2007年出资258亿美元收购了希尔顿酒店集团。
合伙企业同时也欣欣向荣，合伙企业形式下虽然合伙人拥有无限责任，但其数目却受到限制。这意味着合伙企业一旦垮台所有的合伙人都可能会破产，而合伙企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又无法拓展。但是多亏了三十年的法律改革，合伙企业现在可以提供上市公司所能提供的大多数优点，例如有限责任以及可交易股份等等。在美国合伙企业也享用巨大的税金优势：合伙企业只需要付一笔税，而上市公司除了要付企业所得税之外还得付红利税。
所有这些结合起来造成了一场革命：美国报税企业中现在有三分之一把自己定义为合伙企业。它们开始采用一些稀奇古怪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有限合伙企业(LLLP)，上市合伙企业(PTP)和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等。私募股权公司大多是以私人合伙企业的方式组建的。它们用来筹资的各个基金都组织成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而它们的经理与其说是雇员，不如说更像合伙人，这些经理所获得的奖励回报也是按照合伙人的方式分配。
政治家们也在伸开双臂迎接上市公司以外的其它形式。相比普通的上市有限公司(PLC)，英国保守党首相大卫，卡梅伦更乐于赞赏由员工自己所有的约翰，路易斯百货公司。而美国企业改革家们常常拿来作为模范公司表扬的则是戈尔公司——这间生产戈尔特斯布料(以公司命名)，雇佣9500名“合作者”及“赞助者”(而非一般的员工及经理)的私人企业。这样的公司利用股票来激励自己的员工。但是不让他们涉足资本市场。员下在加入公司时变成了共同所有者，但是离开时不能出售股份。
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进一步改变了企业组织方式。20世纪90年代时新兴市场的公司似乎有把西方上市公司作为其楷模的趋势。而实际上这些公司最终选择了两种略为不同的企业形式：国有企业和家族联合企业。
进与退
上市企业逐渐衰退，而其它形式的企业则日益成功的一些原因也许是暂时的。上市公司数目下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泡沫这一个别事件。私募股权浪潮的动力来自于廉价贷款。国有企业则受到石油和其它农矿原料价格上涨推动。而新兴经济体内的家族联合企业可能会发现下一个十年的日子没有之前十年那么舒服。但是这个问题背后也存在着一些更基本的因素：这些五花八门的企业形式都学会了如何在继续利用自身优势的同时比上市企业更好地管理自身的问题。
相较之下，上市公司对于自身问题的管理就相形见拙，尤其是其中三个问题。简森认为上市公司最大的缺点在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实际拥有公司的人(委托人)和实际运作公司的人(代理人)一分为二。代理人有一种很糟糕的习惯，总是试图为自己捞好处。委托人一直以来都很不擅长监管自己的代理人。
简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经理人“同坐一条船”，换句话说，让他们的薪酬反映门、公司的表现，这么一来，他们就会和公司持有者行为一致了。这种策略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有些总裁通过操纵公司估价从中为自己牟利，而且大部份总裁的薪酬上升速度都超过了公司的表现。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里所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总额在1999年至2010年间平均每年上升10％，而这些公司的收益在同期内则平均每年仅增长1.9％。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规章，比起私人公司，上市公司一直以来都得忍受更多的规章限制，原因在于冒风险投资上市公司的人群包括普通老百姓。但管制的负担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大。2007年对冲基金顾问公司橡树资本管理就选择筹募8.8亿美元的私人资金，而没有上市，该公司的建立者们是这么说的：“为了获得较宽松的管制环境，保留身为私人公司的一些好处，他们都很乐于牺牲一点公共市场流动性，甚至不惜让公司的估价稍稍下挫。” 第三个问题是越来越盛行的短视主义。随着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出现以及股东活动主义的加剧，资本市场在公司内的权力有了显著的增强。现在共同基金的资产都以万亿，而不是过去的十亿为单位计算。一些诸如风险测量公司那样的数据供应商使股东活动分子拥有足够的弹药发动袭击。而对冲基金一旦觉得自己投资的公司正在走下坡路，会毫无畏惧地正面质疑，即使该公司是麦当劳或时代华纳这样的企业巨擘也没有例外。而随着资本市场的繁荣，企业存亡本身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20世纪20年代一间上市公司的平均寿命是65年，到90年代这已经缩小到了10年。首席执行官的任期也随之缩短。
上市公司是公益
那么上市公司的这些悲惨遭遇到底说明了什么?企业有更多形式可供选择是件很值得庆祝的好事。实际上，现在的企业形式清单还应该通过发明新方式或是改进老方式来再加长一点。法国有一种SCA，或“股份两合公司”，这种企业具有两类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共同且各自都有责任承担公司债务，而有限合伙人则是普通的股东，权力很少，最多只会损失自己投入公司的资金。这也许可以做为投资银行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但是有理由担心上市公司有点被过度削弱了。如果私人投资者无法轻易地通过上市回笼自己的资金，那么私募股权行业是否还能正常运作?如果常规跨国企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有企业是否可以避免停滞不前?上市公司是创新和就业制造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首次公开募股让风险投资家和创业家有机会在发现影响深远的好点子时大赚一笔，同时也为新公司提供资金。考夫曼基金会已经指出美国在制造就业上做得比欧洲出色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很善于建立亚马逊，eBay和谷歌这样的创新企业。这些公司在上市之后开始腾飞。
威廉·德雷珀是硅谷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他认为这个生态系统正在逐渐枯萎，很多人对此表示有同感，现在的风险资本家们更关心通过把新公司卖给大公司来拿回自己的投资，而不是让公司准备好独立闯荡。2010年5问最大的公司一共吞并134间新公司，比美国那年首次公开募股公司总数还多，近年来最多人谈论的两间新公司，Skype和Zappos最终把自己卖给了巨型公司(分别是微软和亚马逊)。这对于新公司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想象一下如果微软或苹果在20世纪80年代被IBM收购了会是怎么样的一副情景，你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所理解。
上市公司要公布年度报告，召开股东大会，对市场分析家进行解释。相较之下，私人公司所有的行为都隐藏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管制机构正在商界创造小一种类似于双重劳工市场的结构。对上市公司事无巨细大肆检查只会鼓励公司躲避到私人企业的阴影之中。
上市公司也起到了培养大众资本主义的作用。20世纪目睹了越来越多人持有企业股份的转变，这主要归功于80年代的私有化和共同基金的崛起。今时今日持有股份的人数又有减少的危险。首次公开募股的数量减少使得普通老百姓更难有机会把钱投入未来的谷歌。私募股权行业的兴起和SecondMarket这类私人中场的繁盛让公司建立者和经验老道的投资者这些少数入围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上市公司一直以来展现出来了惊人的韧性。它们熬过了大萧条、国有化盛行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收购风潮。但是此刻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格外巨大，它们的未来充满荆棘。
上市企业自从19世纪中期间世以来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它们将自己安置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中它们似乎有席卷全球的趋势，将更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合伙企业)以及更新潮的对手(例如国有企业)推到一边。
上市公司得以高唱凯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三个可以持续获取成功的要素：有限责任鼓励了公众对其投资，专业管理提高了生产力，还有“企业人格”意味着公司可以在建立者离开后继续存在。1997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目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的7888间。即使现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利润依然和过去60年间一样丰厚。
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1989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简森所写论文《上市企业黯然失色》的标题开始显得未卜先知。在2001-2002年间美国最显赫的一些上市公司纷纷落马。其中包括安然、泰科、世通和环球电讯这些在倒台前受人敬仰的大公司。6年之后，雷曼兄弟破产，花旗集团利通用汽车向政府求救。同时，在新兴市场里国有企业日益壮大，开始挑战最大规模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这一观念。而在西方国家私募股权公司蓬勃发展，开始挑战管理最好的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这一观念。此外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大批的家族联合企业纷纷登上台面，这也对上市公司最有条件推动资本主义的地理前沿这一观念发出了挑战。
因此，虽然上市公司口袋里塞满了现金，现在上市公司总体状况其实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健康。上市公司面临着一场危机，它们正在变得如同一间日渐式微的伦敦俱乐部。会员数在日益减少。会员们把大量时间都浪费在对俱乐部条规的无谓争执上。而且当会员们望向窗外时，它们看到的是年轻聪明的新人正在纷纷投奔它处。
英语圈国家内上市公司的总数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在美国比1997年少了38％，在英国主要市场内比1997年少了48％。美国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数目从1980到2000年间平均每年311例跌到了2011年仅仅81例。
大上市荒
即使公司上市后，最成功的科技创业家还是会设法保留下大量个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尽管谷歌的三个老板埃里克·施密特、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控制有公司60％的投票股份谷歌还是引入了第三级的无投票权股份。扎克伯格一直等到无法再拖时才让Faeebook上市，他将会继续控制公司超过一半的投票股份。
私募股权公司已经拿下了一些商业街上最耳熟能详的私人公司，包括博姿、J.Crew、玩具反斗城和汉堡王。它们也将一些股市上最大的庞然巨兽收入囊中：黑石集团在2007年出资258亿美元收购了希尔顿酒店集团。
合伙企业同时也欣欣向荣，合伙企业形式下虽然合伙人拥有无限责任，但其数目却受到限制。这意味着合伙企业一旦垮台所有的合伙人都可能会破产，而合伙企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又无法拓展。但是多亏了三十年的法律改革，合伙企业现在可以提供上市公司所能提供的大多数优点，例如有限责任以及可交易股份等等。在美国合伙企业也享用巨大的税金优势：合伙企业只需要付一笔税，而上市公司除了要付企业所得税之外还得付红利税。
所有这些结合起来造成了一场革命：美国报税企业中现在有三分之一把自己定义为合伙企业。它们开始采用一些稀奇古怪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有限合伙企业(LLLP)，上市合伙企业(PTP)和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等。私募股权公司大多是以私人合伙企业的方式组建的。它们用来筹资的各个基金都组织成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而它们的经理与其说是雇员，不如说更像合伙人，这些经理所获得的奖励回报也是按照合伙人的方式分配。
政治家们也在伸开双臂迎接上市公司以外的其它形式。相比普通的上市有限公司(PLC)，英国保守党首相大卫，卡梅伦更乐于赞赏由员工自己所有的约翰，路易斯百货公司。而美国企业改革家们常常拿来作为模范公司表扬的则是戈尔公司——这间生产戈尔特斯布料(以公司命名)，雇佣9500名“合作者”及“赞助者”(而非一般的员工及经理)的私人企业。这样的公司利用股票来激励自己的员工。但是不让他们涉足资本市场。员下在加入公司时变成了共同所有者，但是离开时不能出售股份。
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进一步改变了企业组织方式。20世纪90年代时新兴市场的公司似乎有把西方上市公司作为其楷模的趋势。而实际上这些公司最终选择了两种略为不同的企业形式：国有企业和家族联合企业。
进与退
上市企业逐渐衰退，而其它形式的企业则日益成功的一些原因也许是暂时的。上市公司数目下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泡沫这一个别事件。私募股权浪潮的动力来自于廉价贷款。国有企业则受到石油和其它农矿原料价格上涨推动。而新兴经济体内的家族联合企业可能会发现下一个十年的日子没有之前十年那么舒服。但是这个问题背后也存在着一些更基本的因素：这些五花八门的企业形式都学会了如何在继续利用自身优势的同时比上市企业更好地管理自身的问题。
相较之下，上市公司对于自身问题的管理就相形见拙，尤其是其中三个问题。简森认为上市公司最大的缺点在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实际拥有公司的人(委托人)和实际运作公司的人(代理人)一分为二。代理人有一种很糟糕的习惯，总是试图为自己捞好处。委托人一直以来都很不擅长监管自己的代理人。
简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经理人“同坐一条船”，换句话说，让他们的薪酬反映门、公司的表现，这么一来，他们就会和公司持有者行为一致了。这种策略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有些总裁通过操纵公司估价从中为自己牟利，而且大部份总裁的薪酬上升速度都超过了公司的表现。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里所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总额在1999年至2010年间平均每年上升10％，而这些公司的收益在同期内则平均每年仅增长1.9％。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规章，比起私人公司，上市公司一直以来都得忍受更多的规章限制，原因在于冒风险投资上市公司的人群包括普通老百姓。但管制的负担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大。2007年对冲基金顾问公司橡树资本管理就选择筹募8.8亿美元的私人资金，而没有上市，该公司的建立者们是这么说的：“为了获得较宽松的管制环境，保留身为私人公司的一些好处，他们都很乐于牺牲一点公共市场流动性，甚至不惜让公司的估价稍稍下挫。” 第三个问题是越来越盛行的短视主义。随着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出现以及股东活动主义的加剧，资本市场在公司内的权力有了显著的增强。现在共同基金的资产都以万亿，而不是过去的十亿为单位计算。一些诸如风险测量公司那样的数据供应商使股东活动分子拥有足够的弹药发动袭击。而对冲基金一旦觉得自己投资的公司正在走下坡路，会毫无畏惧地正面质疑，即使该公司是麦当劳或时代华纳这样的企业巨擘也没有例外。而随着资本市场的繁荣，企业存亡本身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20世纪20年代一间上市公司的平均寿命是65年，到90年代这已经缩小到了10年。首席执行官的任期也随之缩短。
上市公司是公益
那么上市公司的这些悲惨遭遇到底说明了什么?企业有更多形式可供选择是件很值得庆祝的好事。实际上，现在的企业形式清单还应该通过发明新方式或是改进老方式来再加长一点。法国有一种SCA，或“股份两合公司”，这种企业具有两类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共同且各自都有责任承担公司债务，而有限合伙人则是普通的股东，权力很少，最多只会损失自己投入公司的资金。这也许可以做为投资银行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但是有理由担心上市公司有点被过度削弱了。如果私人投资者无法轻易地通过上市回笼自己的资金，那么私募股权行业是否还能正常运作?如果常规跨国企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有企业是否可以避免停滞不前?上市公司是创新和就业制造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首次公开募股让风险投资家和创业家有机会在发现影响深远的好点子时大赚一笔，同时也为新公司提供资金。考夫曼基金会已经指出美国在制造就业上做得比欧洲出色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很善于建立亚马逊，eBay和谷歌这样的创新企业。这些公司在上市之后开始腾飞。
威廉·德雷珀是硅谷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他认为这个生态系统正在逐渐枯萎，很多人对此表示有同感，现在的风险资本家们更关心通过把新公司卖给大公司来拿回自己的投资，而不是让公司准备好独立闯荡。2010年5问最大的公司一共吞并134间新公司，比美国那年首次公开募股公司总数还多，近年来最多人谈论的两间新公司，Skype和Zappos最终把自己卖给了巨型公司(分别是微软和亚马逊)。这对于新公司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想象一下如果微软或苹果在20世纪80年代被IBM收购了会是怎么样的一副情景，你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所理解。
上市公司要公布年度报告，召开股东大会，对市场分析家进行解释。相较之下，私人公司所有的行为都隐藏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管制机构正在商界创造小一种类似于双重劳工市场的结构。对上市公司事无巨细大肆检查只会鼓励公司躲避到私人企业的阴影之中。
上市公司也起到了培养大众资本主义的作用。20世纪目睹了越来越多人持有企业股份的转变，这主要归功于80年代的私有化和共同基金的崛起。今时今日持有股份的人数又有减少的危险。首次公开募股的数量减少使得普通老百姓更难有机会把钱投入未来的谷歌。私募股权行业的兴起和SecondMarket这类私人中场的繁盛让公司建立者和经验老道的投资者这些少数入围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上市公司一直以来展现出来了惊人的韧性。它们熬过了大萧条、国有化盛行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收购风潮。但是此刻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格外巨大，它们的未来充满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