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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已经79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与老伴儿住在清华大学北部荷清苑的房子里，虽然家里只有老两口，但并不清静，电话、短信不时“袭来”，李学勤一个都不错过。
除了有妻子相伴，李学勤的人生至爱——古文字也给了他足够的精气神。到今年，李学勤已研究中国古文字整整60年。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内顶级古文字学家，他近年的一大乐事是在大学校园里为学生开历史讲座，2007年开始讲的《史记?五帝本纪》到如今已经成书，于8月出版。这本书和李学勤的讲座一样，不走艰涩的学术路线，而是通俗易懂，意在知识普及，他的目的是让各学科的当代大学生都能掌握基本的人文知识与素养。
应该有全面的掌握和博通的基础，否则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
虽然是暑期，北京大学400人大教室里却座无虚席，连过道上也坐满了人。李学勤今年讲授的是《史记?夏本纪》。课后，来自不同学科的100多名本科生留下来，10人一组对文本进行讨论。在李学勤的印象中，“理工科学生的讨论、提问水平，丝毫不输给文科生，甚至历史专业的学生”。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国内历史学科的带头人，您为何会来为大学生做这种普及性的通识教育？
李学勤：是中国文化论坛邀请的。2007年暑期，中国文化论坛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办了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请各领域的专家带领大学生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此后每年一届。今年这届是在北京大学举办。
环球人物杂志：通识教育这个词对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挺新鲜的词，您能解释一下，何为通识教育？
李学勤：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美国有教育家说过，不要做半个人。一个人的专业是有限的，而且专业划分越来越细是当前文化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越是分得细，越需要综合，需要不同专业间的交流、融汇。我认为不管是学习知识，还是感知世界，甚至做人，都应该有全面的掌握和博通的基础，否则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
国际上开展通识教育的国家各不相同。在美国，学生除了有选课自由外，还必须读几十本甚至上百本基本书目。另外，美国大学生在入学后一两年是不分专业的。在英国，以剑桥大学为例，实行学院制度，学院里包括很多看上去不相干的学科，每个学生的课都是各种学科的集合体。
而在国内，一方面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多数学者赞成通识教育这个方向。另一方面，现实很糟糕，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过早地为学生划分专业，从高中起实行文理分科，到了大学，大一开始就分专业进行教育，各学科分得也很清楚，系与系之间简直没法交流。
环球人物杂志：在通识教育中，历史教育又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李学勤：我觉得历史教育是通识教育的中心内容。中国人特别需要知晓中国的历史。已故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开头就说，一个人如果连中国历史都不知道，怎么能说自己是中国国民？这句话我现在看来都感觉到震动。这部著作是在抗战时期写的，在西南联大讲授时，连教室外都围满了人。历史学科不单纯有知识，还带有国民对自己国家的感情。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在历史观上有缺失吗？
李学勤：我所接触的大学生对历史还是很关注的，在这方面有些理工科的学生甚至比文科学生还强。今年暑期我在讲《史记?夏本纪》的时候，有学生问道：禅让制就一定是理想的制度吗？
如果对社会没有正确的认识，那钱赚得越多就越危险
国内学界对李学勤的评价有一点共识：他人如其名，在学问上确实是“勤”。
1933年，李学勤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哲学名家金岳霖。照这条路走下去，他本应在哲学上有所建树，但李学勤从中学时便对古文字特别感兴趣，到大学时已小有所成。1952年夏，入学不到两年的李学勤在既未毕业、也未取得任何学位的情况下，离开清华，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甲骨文拼合工作。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担任侯外庐的助手。从此，这位不是历史科班出身的人，靠着在古史、古文字、考古方面自学，一路研究了60年。
环球人物杂志：您自己求学时也很注重通识吧？您本来是学哲学的，却转而研究历史。
李学勤：我不是科班学文史的，考入清华哲学系，是想学数理逻辑。但从我十几岁起，就开始对甲骨文感兴趣。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会那么早就对甲骨文产生兴趣呢？
李学勤：我在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不懂的东西，特别是符号性的东西。甲骨文就是这样，那一串串未知文字的确切含义，那一层层隐藏在卜辞里面的先人的思维，深深吸引着我。我经常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这方面的书。那时我还老到旧书店、旧书摊去，因为一个穷学生，买书只能买旧书。不但买书，我还卖书，经常是买了卖，卖了买，有时候不吃饭也要买书。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求学经历和现在的学生真是差别太大了。
李学勤：那时候的学习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有兴趣就学。而当前教育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功利化。
环球人物杂志：确实是这样。现在有不少大学生就认为了解历史、哲学这类学科没什么用，因为工作中用不到。
李学勤：各个学科的用途不一样，但关键是什么叫“用”。如果“用”就是生产、赚钱，那就是数理化、经济学有用，历史学没用，哲学更成了最没有价值的学科。但实际上，人的知识、积累是全面的，一个人不能只有一个方面的知识，否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对世界、对社会没有正确的认识，那钱赚得越多就越危险。
不能直接用历史上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李学勤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2004年起，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他是少数于清华肄业、而后成为教授的特例之一。
到今天，本该颐养天年的他还是“太忙了”，工作和研究的步伐从未停止过。
环球人物杂志：几十年来，您一直在研究先秦史，您在推广通识教育时也是从五帝开始讲，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
李学勤：中国的正史一般就是二十四史，其中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史记》，《五帝本纪》又是《史记》中的第一篇，那个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起源。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人们大多喜欢看明清史，影视作品中历史题材也以明清时期为背景的居多。普通人对先秦史知之极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认为研究、教授先秦史的意义何在？
李学勤：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滥觞到定型的时期，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今天的人可能完全不了解那段历史，没有读过那时的典籍，但反应和思维方式、受到的文化熏陶，都起源于那个时期。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整体性格是从先秦时期开始形成的。
李学勤：中国人整体性格中的某些因素是在先秦时代形成的，但不是全部。比如《史记》里有篇《游侠列传》，对“侠”非常重视，但后来人认为这是不对的，“侠以武犯禁”。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中国“国民性”，那又是晚清以来腐败的社会风气造成的。总的说来，中国人身上有一些基本精神是一贯的，比如爱好和平、崇尚和谐的精神，自古不变。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国内社会问题重重，比如诚信缺失、唯利是图……这不是与我国的文明传统相去甚远吗？
李学勤：文明本身是一个前进、发展的过程，各个时代会有不同的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当代文明的特点，不能和历史对比。我反对一味以史为鉴，一味地搬用没有好处，学习历史不是直接用历史上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历史在当代的价值何在？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李学勤：既要学到知识，更要学到精神。这里的精神不是像仁义道德那样的规范，而是通过整个历史的发展，看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是怎么走过来的，经过了怎样的危难和发展，取得了哪些成绩和失败的经验，这是最重要的。
除了有妻子相伴，李学勤的人生至爱——古文字也给了他足够的精气神。到今年，李学勤已研究中国古文字整整60年。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内顶级古文字学家，他近年的一大乐事是在大学校园里为学生开历史讲座，2007年开始讲的《史记?五帝本纪》到如今已经成书，于8月出版。这本书和李学勤的讲座一样，不走艰涩的学术路线，而是通俗易懂，意在知识普及，他的目的是让各学科的当代大学生都能掌握基本的人文知识与素养。
应该有全面的掌握和博通的基础，否则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
虽然是暑期，北京大学400人大教室里却座无虚席，连过道上也坐满了人。李学勤今年讲授的是《史记?夏本纪》。课后，来自不同学科的100多名本科生留下来，10人一组对文本进行讨论。在李学勤的印象中，“理工科学生的讨论、提问水平，丝毫不输给文科生，甚至历史专业的学生”。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国内历史学科的带头人，您为何会来为大学生做这种普及性的通识教育？
李学勤：是中国文化论坛邀请的。2007年暑期，中国文化论坛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办了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请各领域的专家带领大学生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此后每年一届。今年这届是在北京大学举办。
环球人物杂志：通识教育这个词对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挺新鲜的词，您能解释一下，何为通识教育？
李学勤：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美国有教育家说过，不要做半个人。一个人的专业是有限的，而且专业划分越来越细是当前文化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越是分得细，越需要综合，需要不同专业间的交流、融汇。我认为不管是学习知识，还是感知世界，甚至做人，都应该有全面的掌握和博通的基础，否则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
国际上开展通识教育的国家各不相同。在美国，学生除了有选课自由外，还必须读几十本甚至上百本基本书目。另外，美国大学生在入学后一两年是不分专业的。在英国，以剑桥大学为例，实行学院制度，学院里包括很多看上去不相干的学科，每个学生的课都是各种学科的集合体。
而在国内，一方面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多数学者赞成通识教育这个方向。另一方面，现实很糟糕，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过早地为学生划分专业，从高中起实行文理分科，到了大学，大一开始就分专业进行教育，各学科分得也很清楚，系与系之间简直没法交流。
环球人物杂志：在通识教育中，历史教育又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李学勤：我觉得历史教育是通识教育的中心内容。中国人特别需要知晓中国的历史。已故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开头就说，一个人如果连中国历史都不知道，怎么能说自己是中国国民？这句话我现在看来都感觉到震动。这部著作是在抗战时期写的，在西南联大讲授时，连教室外都围满了人。历史学科不单纯有知识，还带有国民对自己国家的感情。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在历史观上有缺失吗？
李学勤：我所接触的大学生对历史还是很关注的，在这方面有些理工科的学生甚至比文科学生还强。今年暑期我在讲《史记?夏本纪》的时候，有学生问道：禅让制就一定是理想的制度吗？
如果对社会没有正确的认识，那钱赚得越多就越危险
国内学界对李学勤的评价有一点共识：他人如其名，在学问上确实是“勤”。
1933年，李学勤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哲学名家金岳霖。照这条路走下去，他本应在哲学上有所建树，但李学勤从中学时便对古文字特别感兴趣，到大学时已小有所成。1952年夏，入学不到两年的李学勤在既未毕业、也未取得任何学位的情况下，离开清华，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甲骨文拼合工作。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担任侯外庐的助手。从此，这位不是历史科班出身的人，靠着在古史、古文字、考古方面自学，一路研究了60年。
环球人物杂志：您自己求学时也很注重通识吧？您本来是学哲学的，却转而研究历史。
李学勤：我不是科班学文史的，考入清华哲学系，是想学数理逻辑。但从我十几岁起，就开始对甲骨文感兴趣。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会那么早就对甲骨文产生兴趣呢？
李学勤：我在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不懂的东西，特别是符号性的东西。甲骨文就是这样，那一串串未知文字的确切含义，那一层层隐藏在卜辞里面的先人的思维，深深吸引着我。我经常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这方面的书。那时我还老到旧书店、旧书摊去，因为一个穷学生，买书只能买旧书。不但买书，我还卖书，经常是买了卖，卖了买，有时候不吃饭也要买书。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求学经历和现在的学生真是差别太大了。
李学勤：那时候的学习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有兴趣就学。而当前教育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功利化。
环球人物杂志：确实是这样。现在有不少大学生就认为了解历史、哲学这类学科没什么用，因为工作中用不到。
李学勤：各个学科的用途不一样，但关键是什么叫“用”。如果“用”就是生产、赚钱，那就是数理化、经济学有用，历史学没用，哲学更成了最没有价值的学科。但实际上，人的知识、积累是全面的，一个人不能只有一个方面的知识，否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对世界、对社会没有正确的认识，那钱赚得越多就越危险。
不能直接用历史上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李学勤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2004年起，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他是少数于清华肄业、而后成为教授的特例之一。
到今天，本该颐养天年的他还是“太忙了”，工作和研究的步伐从未停止过。
环球人物杂志：几十年来，您一直在研究先秦史，您在推广通识教育时也是从五帝开始讲，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
李学勤：中国的正史一般就是二十四史，其中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史记》，《五帝本纪》又是《史记》中的第一篇，那个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起源。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人们大多喜欢看明清史，影视作品中历史题材也以明清时期为背景的居多。普通人对先秦史知之极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认为研究、教授先秦史的意义何在？
李学勤：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滥觞到定型的时期，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今天的人可能完全不了解那段历史，没有读过那时的典籍，但反应和思维方式、受到的文化熏陶，都起源于那个时期。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整体性格是从先秦时期开始形成的。
李学勤：中国人整体性格中的某些因素是在先秦时代形成的，但不是全部。比如《史记》里有篇《游侠列传》，对“侠”非常重视，但后来人认为这是不对的，“侠以武犯禁”。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中国“国民性”，那又是晚清以来腐败的社会风气造成的。总的说来，中国人身上有一些基本精神是一贯的，比如爱好和平、崇尚和谐的精神，自古不变。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国内社会问题重重，比如诚信缺失、唯利是图……这不是与我国的文明传统相去甚远吗？
李学勤：文明本身是一个前进、发展的过程，各个时代会有不同的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当代文明的特点，不能和历史对比。我反对一味以史为鉴，一味地搬用没有好处，学习历史不是直接用历史上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历史在当代的价值何在？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李学勤：既要学到知识，更要学到精神。这里的精神不是像仁义道德那样的规范，而是通过整个历史的发展，看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是怎么走过来的，经过了怎样的危难和发展，取得了哪些成绩和失败的经验，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