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去七日，时光的卷轴在一则颇具争议的新闻中展开：为迎接一场即将到来的盛会，深圳警方在100天的时间里陆续清退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这其中，既有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涉嫌卖淫的失足妇女，又有扬言报复社会的失意者，还有昼伏夜出的无业人士。
批评者认为，深圳警方的做法不具备情感和法理上的正当性，欠缺迎接世界级盛会的基本自信。此种分析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更倾向于，这座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错误地理解了“社会”二字的意蕴，未能正视“社会”的价值。
城市管理者似乎有意打造一个绝对纯净的乌托邦，进而将自己最亮丽光鲜的形象展现给世人，这样的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也未免陷入唯美的误区。也许没有哪一个举动，比清退社会闲散人士更影响城市的形象。仅仅因为潜在的治安风险，就粗暴地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少数人贴上“治安高危人群”的标签进而遣散，这样的做法明显违背现代社会治理的理念。
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是这座城市最生动最鲜活的元素，正因为有了多元的社会个体，城市的肌体才更健全，也更具创造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管理者理应善待每一个人并且与他们一起并肩应对挑战；相反，如果一遇到盛会就想象出很多的敌人，草木皆兵，只能说明这座城市缺乏容纳冲突和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正确认识“社会”二字的价值，还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利益博弈中借助社会力量形成制衡机制，进而造福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这正是接下来几条新闻给我们的启示——
上周，媒体先后曝光了两则令人心有余悸的新闻，它们都关系到我们的厨房和餐桌。一则发生在上海，一家名叫盛禄的食品公司，被曝利用防腐剂、甜蜜素和色素等添加剂制作“染色馒头”，连他们的工人都说“打死饿死也不会吃自己做的馒头”；另一个发生在广州，一家名叫新甜主义的食品公司，在过去3年中一直将过期面包回炉再造后重新上架销售，但按照该公司某位领导的说法，这些回炉面包“我们都不敢拿给猪吃”。
不管是“染色馒头”还是“回炉面包”，都在以一种令人反胃的方式挑战着公众想象力的边界，也让“餐桌危机”的话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舆论普遍认为，商家应该恪守商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有关部门应该加大监管力度。这些分析尽管都很正确，但商人的道德往往是靠不住的，监管也有可能因为有权力寻租而失灵，一个解决之道，或许在于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
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瑞典上周就为我们证明了社会力量在公共治理中的伟力。几天前，瑞典民间机构卡罗林斯卡研究院在化验雀巢、喜宝等知名婴儿食品时发现，里面可能含大量砷、镉、铅、铀等有毒元素，这一报告随即引起了欧盟委员会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也紧急制定了应对危机的方案。很显然，民间社会的自发力量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成为了商家、消费者、政府部门之外的“第四种力量”。正是这一双眼睛，对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形成了某种良性的补充，给公众的餐桌加了一把安全锁。
近期，北京市率先公布了公车数量，接受社会监督；陕西、广西等地也将2011年的预算公诸于众，为社会各界监督政府创造条件。这些举措可能还不够完美，但我们能从中读解出有关部门对社会民意的尊敬以及对社会监督的重视，至少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因而值得期待。
批评者认为，深圳警方的做法不具备情感和法理上的正当性，欠缺迎接世界级盛会的基本自信。此种分析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更倾向于，这座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错误地理解了“社会”二字的意蕴，未能正视“社会”的价值。
城市管理者似乎有意打造一个绝对纯净的乌托邦，进而将自己最亮丽光鲜的形象展现给世人，这样的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也未免陷入唯美的误区。也许没有哪一个举动，比清退社会闲散人士更影响城市的形象。仅仅因为潜在的治安风险，就粗暴地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少数人贴上“治安高危人群”的标签进而遣散，这样的做法明显违背现代社会治理的理念。
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是这座城市最生动最鲜活的元素，正因为有了多元的社会个体，城市的肌体才更健全，也更具创造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管理者理应善待每一个人并且与他们一起并肩应对挑战；相反，如果一遇到盛会就想象出很多的敌人，草木皆兵，只能说明这座城市缺乏容纳冲突和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正确认识“社会”二字的价值，还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利益博弈中借助社会力量形成制衡机制，进而造福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这正是接下来几条新闻给我们的启示——
上周，媒体先后曝光了两则令人心有余悸的新闻，它们都关系到我们的厨房和餐桌。一则发生在上海，一家名叫盛禄的食品公司，被曝利用防腐剂、甜蜜素和色素等添加剂制作“染色馒头”，连他们的工人都说“打死饿死也不会吃自己做的馒头”；另一个发生在广州，一家名叫新甜主义的食品公司，在过去3年中一直将过期面包回炉再造后重新上架销售，但按照该公司某位领导的说法，这些回炉面包“我们都不敢拿给猪吃”。
不管是“染色馒头”还是“回炉面包”，都在以一种令人反胃的方式挑战着公众想象力的边界，也让“餐桌危机”的话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舆论普遍认为，商家应该恪守商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有关部门应该加大监管力度。这些分析尽管都很正确，但商人的道德往往是靠不住的，监管也有可能因为有权力寻租而失灵，一个解决之道，或许在于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
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瑞典上周就为我们证明了社会力量在公共治理中的伟力。几天前，瑞典民间机构卡罗林斯卡研究院在化验雀巢、喜宝等知名婴儿食品时发现，里面可能含大量砷、镉、铅、铀等有毒元素，这一报告随即引起了欧盟委员会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也紧急制定了应对危机的方案。很显然，民间社会的自发力量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成为了商家、消费者、政府部门之外的“第四种力量”。正是这一双眼睛，对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形成了某种良性的补充，给公众的餐桌加了一把安全锁。
近期，北京市率先公布了公车数量，接受社会监督；陕西、广西等地也将2011年的预算公诸于众，为社会各界监督政府创造条件。这些举措可能还不够完美，但我们能从中读解出有关部门对社会民意的尊敬以及对社会监督的重视，至少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因而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