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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二者的缺点和局限，决定了必须力图超越两种范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思考，出现了多种替代性路径，其中有三种趋向最值得关注：
马敏指出：现代史学潮流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其更多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最具关键性，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
夏明方认为，正因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均有局限，故有结合形成“新革命史范式”的必要，其中之“革命”概念，是包括改革在内的广义的“革命”。是以不断变动着的近代或当下为节点的通变史观，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是着重解决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冲击的相互关系问题，对现代中国的由来与未来，对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新的解释和观照；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史观，着重解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改变以往非此即彼、互为拒斥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在严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尊重不同的声音；是以复杂性理论和生态系统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新辩证史观；是以相对真理与视域交融为中心的叙事史观，注重处理文本与历史、概念与叙事、话语与存在、主位与客体、历史与现场、“同情性之了解”与“时间距离”等相互关系问题；是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冲破所谓“中华性”与“西方性”之间过多无谓的纠葛、缠结。
在李怀印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构近代中国叙事方式与研究范式，既要克服两种范式固有的弊端——目的论倾向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又要克服新社会史放弃宏大叙事的弊端。可行的路径是建构无目的论的宏大叙事。叙事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使过去易于理解和不同于编年史，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使过去的事件对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具有意义。因此，在重写中国近现代史方面，人们需要做的不是放弃在一种叙事框架下重建历史现实，而是抛弃现有叙事特有的目的论，特别是强加给中国近现代史的既定进程的人为“结局”，并重建一个能够说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的经验及当代发展之间历史与逻辑联系的主叙事，以此重新界定中国的近现代史，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
（摘编自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马敏指出：现代史学潮流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其更多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最具关键性，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
夏明方认为，正因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均有局限，故有结合形成“新革命史范式”的必要，其中之“革命”概念，是包括改革在内的广义的“革命”。是以不断变动着的近代或当下为节点的通变史观，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是着重解决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冲击的相互关系问题，对现代中国的由来与未来，对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新的解释和观照；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史观，着重解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改变以往非此即彼、互为拒斥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在严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尊重不同的声音；是以复杂性理论和生态系统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新辩证史观；是以相对真理与视域交融为中心的叙事史观，注重处理文本与历史、概念与叙事、话语与存在、主位与客体、历史与现场、“同情性之了解”与“时间距离”等相互关系问题；是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冲破所谓“中华性”与“西方性”之间过多无谓的纠葛、缠结。
在李怀印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构近代中国叙事方式与研究范式，既要克服两种范式固有的弊端——目的论倾向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又要克服新社会史放弃宏大叙事的弊端。可行的路径是建构无目的论的宏大叙事。叙事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使过去易于理解和不同于编年史，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使过去的事件对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具有意义。因此，在重写中国近现代史方面，人们需要做的不是放弃在一种叙事框架下重建历史现实，而是抛弃现有叙事特有的目的论，特别是强加给中国近现代史的既定进程的人为“结局”，并重建一个能够说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的经验及当代发展之间历史与逻辑联系的主叙事，以此重新界定中国的近现代史，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
（摘编自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