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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出鬼没，手执双枪、纵横驰骋在敌人心脏里，听到名字就能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是银幕上的抗日英雄、游击队长“李向阳”；谈话时温文尔雅、不急不慢，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时难掩激情、侃侃而谈的是经济学家李向阳。他没有什么英雄事迹，默默在中国社科院学习、工作25载；他看淡荣誉，撰写、出版众多学术论文、著作，认为那些奖项都只是特定阶段的一种认可，而非衡量一个人或学术贡献的唯一标准。
平实、严谨、谦逊的态度和作风令人过目难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办公室里，《经济》记者拜访了正在工作的李向阳。研究院位于北京东城区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东院，3月上旬的北京还未透露出一丝春意，在这里，一株株挺拔的青松围绕着欧洲古典式灰砖楼风格的两层楼房，格外醒目。
一波三折 不离不弃世界经济学
说起自己的姓名，李向阳告诉记者，父母给的这个名字与电影里英雄的名字重合，纯属一个巧合，“从起名字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很俗的一个名字”。或许这么追问他姓名的人多了，李向阳说起来已经轻描淡写。
从小在农村成长，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李向阳坦言，当时农村和城市的教学水平不像如今差别这么大，父母也不会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清晰的规划，学习主要还是靠自觉。1979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如今的中央财经大学），17岁的李向阳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
刚恢复高考的第三年，中国高等教育、整个教育系统乃至全社会都是走向新秩序的开始，大学里的专业设置也很少。李向阳告诉记者，当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只有财政学、金融学和会计学3个专业，他则是懵懂地选择了会计学。但是对于这个技术性较强的学科，李向阳并不太喜欢，这个时候，他开始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个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各项事业恢复发展，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自身的研究也刚刚起步。李向阳回忆，当时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开放，开放就要从国外引进，“实际上，那时候无论研究中国的国内经济，还是中国的对外贸易，都是从西方借鉴，所以我的兴趣就转到世界经济领域。”
从大学毕业，李向阳在河南银行学校做了两年教师。由于一心还惦记着世界经济学，1985年，李向阳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心攻读世界经济学。当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也是刚起步，李向阳认为这个领域存在最重要的一个缺陷、也是最难攻克的，就是没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离开西方经济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就没法说清楚，西方的金融市场、国际贸易等学科，都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李向阳在学习世界经济的同时，实际上越来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
硕士毕业后，李向阳留在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是新凯恩斯经济学。但是，当时新凯恩斯经济学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内，属于非主流，国内几乎很少人了解新凯恩斯主义学者乔治·阿克尔洛夫的相关学说，也几乎没有任何资料。但是，犹如一股春风送暖，李向阳的同事也是他的恩师、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余永定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们在一个研究室工作，余永定认为新凯恩斯经济学值得研究并给予李向阳很多鼓励。
李向阳为此苦苦钻研了3年，撰写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对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一项研究》。“这本书出版后只在学界很小范围内有反应”，李向阳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最流行制度经济学，学者们也更关注和接受这个方面的学说。但是，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其研究的新凯恩斯经济学包括信贷企业、信贷配给方面的内容在国内可谓是开了先河。“国内没有类似的资料，也没有人翻译出这些词。”李向阳说。
随后，李向阳接着念社科院的在职博士，研究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原来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转到企业理论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企业信誉方面的探索，包括企业行为与市场机制、公司治理等。但是由于后来在研究所从研究室主任到所长助理，越来越多从事管理工作后，李向阳没有就此延伸继续研究企业信誉，而是更多地回归到了世界经济研究的本行。在李向阳看来，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对后续做世界经济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奠定了很强的基础。
关注区域战略合作
2000年以后，李向阳的世界经济学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因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之后，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从原来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区域合作成为大国对外战略的主流方向。”谈到自己喜欢又擅长的领域，李向阳掩饰不住兴奋，语速也加快，脸上的表情开始丰富起来。
李向阳告诉记者，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的最有活力的一个领域，区域化已经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无论是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还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最新的美欧自贸协定谈判，一系列的变化都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了21年后转到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向阳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他认为这种转变是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是水到渠成的。目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还有更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要做，但是他一直没有丢掉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最关注的集中在3个部分：首先是一直关注的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第二是围绕中国周边的区域战略合作；第三块是派生出的具体研究，比如最近的“钓鱼岛事件”。
研究世界经济这么多年，李向阳最大感受就是，世界经济研究总是能跟国家的发展保持协调，双方相互促进。他认为，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国际经济研究的需求就越大。李向阳指出，早期的时候，我们只是关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简单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国引进外资和出去投资的频率增加，中国与外部的互动越来越多，“我们还需考虑外部世界对中国会做出什么反应，最后会发现中国跟世界已经客观上融为一体了”。
李向阳认为，这种情况下，讨论国际经济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战略变得越来越复杂。针对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目前多半人研究国际关系，少数人研究国际经济的情况，李向阳告诉记者，院里正在探索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他指出，无论是国际间的经贸合作，还是全球安全治理，都既不是纯经济的，也不是纯政治的，是综合性的。对于研究院年轻同志的培养，李向阳建议，年轻同事从个人的发展而言应在自己的专业做好的基础上，再去做这种融合，这是个人和机构的差异。
研究既满足兴趣又服务国家需要
对自己的家庭和求学过程，李向阳觉得很普通，“因为搞科研都过得比较平淡”。但是对于中国社科院，在这里工作、学习了25年，李向阳深有感触，他认为在纯研究机构搞科研，社科院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能给研究人员提供更自主的研究空间，不会强制要求必须做什么，而是首先尊重个人的兴趣”。李向阳坦言，尽管社科院在物质待遇方面跟大学没法比，但这里不会因为研究员选择跟主流不一样的研究方向而受到排挤。“我的经历就有这么一个感受，早期不论是做新凯恩斯经济学还是企业信誉的研究，都跟当时的主流不符，但是我们老一代的领导都很尊重个人的选择。”
让李向阳踏实留在社科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社科院在做一个很重要的转型，就是充当国家的智库”。他指出，单位在尊重个人研究兴趣的情况下，更多的是要有一个导向，即要服务于国家的现实需要。
尽管严峻的国际形势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是李向阳难掩激动，“其实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说也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乐趣，能满足自身兴趣的同时，又能服务于国家的需要”。
平实、严谨、谦逊的态度和作风令人过目难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办公室里，《经济》记者拜访了正在工作的李向阳。研究院位于北京东城区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东院，3月上旬的北京还未透露出一丝春意，在这里，一株株挺拔的青松围绕着欧洲古典式灰砖楼风格的两层楼房，格外醒目。
一波三折 不离不弃世界经济学
说起自己的姓名，李向阳告诉记者，父母给的这个名字与电影里英雄的名字重合，纯属一个巧合，“从起名字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很俗的一个名字”。或许这么追问他姓名的人多了，李向阳说起来已经轻描淡写。
从小在农村成长，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李向阳坦言，当时农村和城市的教学水平不像如今差别这么大，父母也不会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清晰的规划，学习主要还是靠自觉。1979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如今的中央财经大学），17岁的李向阳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
刚恢复高考的第三年，中国高等教育、整个教育系统乃至全社会都是走向新秩序的开始，大学里的专业设置也很少。李向阳告诉记者，当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只有财政学、金融学和会计学3个专业，他则是懵懂地选择了会计学。但是对于这个技术性较强的学科，李向阳并不太喜欢，这个时候，他开始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个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各项事业恢复发展，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自身的研究也刚刚起步。李向阳回忆，当时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开放，开放就要从国外引进，“实际上，那时候无论研究中国的国内经济，还是中国的对外贸易，都是从西方借鉴，所以我的兴趣就转到世界经济领域。”
从大学毕业，李向阳在河南银行学校做了两年教师。由于一心还惦记着世界经济学，1985年，李向阳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心攻读世界经济学。当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也是刚起步，李向阳认为这个领域存在最重要的一个缺陷、也是最难攻克的，就是没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离开西方经济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就没法说清楚，西方的金融市场、国际贸易等学科，都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李向阳在学习世界经济的同时，实际上越来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
硕士毕业后，李向阳留在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是新凯恩斯经济学。但是，当时新凯恩斯经济学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内，属于非主流，国内几乎很少人了解新凯恩斯主义学者乔治·阿克尔洛夫的相关学说，也几乎没有任何资料。但是，犹如一股春风送暖，李向阳的同事也是他的恩师、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余永定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们在一个研究室工作，余永定认为新凯恩斯经济学值得研究并给予李向阳很多鼓励。
李向阳为此苦苦钻研了3年，撰写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对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一项研究》。“这本书出版后只在学界很小范围内有反应”，李向阳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最流行制度经济学，学者们也更关注和接受这个方面的学说。但是，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其研究的新凯恩斯经济学包括信贷企业、信贷配给方面的内容在国内可谓是开了先河。“国内没有类似的资料，也没有人翻译出这些词。”李向阳说。
随后，李向阳接着念社科院的在职博士，研究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原来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转到企业理论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企业信誉方面的探索，包括企业行为与市场机制、公司治理等。但是由于后来在研究所从研究室主任到所长助理，越来越多从事管理工作后，李向阳没有就此延伸继续研究企业信誉，而是更多地回归到了世界经济研究的本行。在李向阳看来，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对后续做世界经济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奠定了很强的基础。
关注区域战略合作
2000年以后，李向阳的世界经济学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因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之后，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从原来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区域合作成为大国对外战略的主流方向。”谈到自己喜欢又擅长的领域，李向阳掩饰不住兴奋，语速也加快，脸上的表情开始丰富起来。
李向阳告诉记者，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的最有活力的一个领域，区域化已经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无论是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还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最新的美欧自贸协定谈判，一系列的变化都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了21年后转到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向阳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他认为这种转变是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是水到渠成的。目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还有更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要做，但是他一直没有丢掉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最关注的集中在3个部分：首先是一直关注的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第二是围绕中国周边的区域战略合作；第三块是派生出的具体研究，比如最近的“钓鱼岛事件”。
研究世界经济这么多年，李向阳最大感受就是，世界经济研究总是能跟国家的发展保持协调，双方相互促进。他认为，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国际经济研究的需求就越大。李向阳指出，早期的时候，我们只是关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简单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国引进外资和出去投资的频率增加，中国与外部的互动越来越多，“我们还需考虑外部世界对中国会做出什么反应，最后会发现中国跟世界已经客观上融为一体了”。
李向阳认为，这种情况下，讨论国际经济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战略变得越来越复杂。针对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目前多半人研究国际关系，少数人研究国际经济的情况，李向阳告诉记者，院里正在探索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他指出，无论是国际间的经贸合作，还是全球安全治理，都既不是纯经济的，也不是纯政治的，是综合性的。对于研究院年轻同志的培养，李向阳建议，年轻同事从个人的发展而言应在自己的专业做好的基础上，再去做这种融合，这是个人和机构的差异。
研究既满足兴趣又服务国家需要
对自己的家庭和求学过程，李向阳觉得很普通，“因为搞科研都过得比较平淡”。但是对于中国社科院，在这里工作、学习了25年，李向阳深有感触，他认为在纯研究机构搞科研，社科院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能给研究人员提供更自主的研究空间，不会强制要求必须做什么，而是首先尊重个人的兴趣”。李向阳坦言，尽管社科院在物质待遇方面跟大学没法比，但这里不会因为研究员选择跟主流不一样的研究方向而受到排挤。“我的经历就有这么一个感受，早期不论是做新凯恩斯经济学还是企业信誉的研究，都跟当时的主流不符，但是我们老一代的领导都很尊重个人的选择。”
让李向阳踏实留在社科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社科院在做一个很重要的转型，就是充当国家的智库”。他指出，单位在尊重个人研究兴趣的情况下，更多的是要有一个导向，即要服务于国家的现实需要。
尽管严峻的国际形势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是李向阳难掩激动，“其实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说也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乐趣，能满足自身兴趣的同时，又能服务于国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