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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参加了一次讲座。还未开课，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朱海燕便给我们这些学员留下一个悬念：到时你们会和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品牌专家、名记者、作家、哲学家来一个“亲密接触”……
当我们得知首堂讲座者是艾丰时，简直欣喜若狂。课间休息时，我们感受到了艾丰的热情，他丝毫没有大记者的架子，对我们这些刚出道的小记者、通讯员尤为关心，让人感觉他既是一位关心体贴人的长辈，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讲座最后，他耐心回答学员们提问，并签名、合影留念。艾丰是饮誉海内外的名人，他的平易近人让我们非常感动，他浑身散发出的知性、自信和幽默，让我们很难用语言表述。
在新闻圈和社科界，艾丰的大名可谓人人皆知，他是中国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吴玉章奖和中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奖获得者；在企业界和经济界艾丰的名声更响，当年轰动全国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便是由艾丰组织策划并指挥实施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一问世，就受到业界的热捧，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称其为“创造性的记者生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则称“想总理想的事情，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
“记者要想总理的事情”，这是艾丰在讲座上勉励我们的话，也是他的准则。对艾丰来说，这不仅是首倡的理论，也是“责任”的同义语。艾丰是“不甘寂寞”的人，他曾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经济日报》总编辑；离开新闻岗位后他担任了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成为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说，“总理是一个国家的大管家，责任最广、最细，记者就要有这个责任感”。因此，艾丰做的许多事情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记者报道工作。
艾丰这样自我定位：“我是一个想干事业人，更是一个想干点开拓事业的人”1938年出生的艾丰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但在他本人的简历中却不包括新闻，而是宏观经济、名牌战略、企业管理、城镇化等几个内容。艾丰说：“新闻工作确实有很大影响力，它可以让记者广泛接触社会各个层面，但新闻工作也有局限，就是对媒介的依赖性太强，比如报社记者，离开版面往往做不成事情。”他说整个中国已经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他曾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中国质量万里行负责人、《经济日报》总编辑等职务，这些工作无一不与经济有密切关系。他说自己从52岁开始学习经济学。艾丰的远见今天得到了社会承认，如今他不仅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知识服务社会，而且也让自己在离开新闻岗位后依旧生活得非常充实、潇洒。
艾丰说：“现在到各地去，人家介绍我的头衔是著名记者，还有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如果人家不介绍，还介绍我是著名记者，我就告诉对方还是把我那个‘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因为那个离开版面能活。我觉得新闻界是一所学校，一方面要做好新闻工作，一方面可以发挥其他特长。当你的年龄不适合在第一线时，可以把你的作用拓展，既利于社会，也利于个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介入经济界，还可以进入文学界、广告界……新闻界不排除专家，我们应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深入民心，事隔十几年，人们对此仍记忆犹新，且充满感念。1991年冬，一份关于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方案，摆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朱锫基的办公桌上。在认真阅读思考后，朱镕基副总理挥笔写下五条批示。第一条明确指出，政府不要站在第一线，要采取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方式，请艾丰同志当主任。万里行的一炮打响，一些名牌企业纷纷致谢，给了艾丰很大启示：他与同事们决定成立一个名牌企业自我保护组织，并提出以“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作为宗旨。
虽然年过半百才踏入经济学殿堂，但艾丰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某些专家。从1994年开始，他相继完成了《论农业产业化》、《名牌战略和国际竞争》等多部经济专著。除了著书立说，他还奔走四方，讲述他的经济见解和主张。我们从艾丰的言论和著作中，发现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得深刻，当然，如果没有积极进取精神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艾丰也不是今天的艾丰。
当我们得知首堂讲座者是艾丰时，简直欣喜若狂。课间休息时，我们感受到了艾丰的热情，他丝毫没有大记者的架子，对我们这些刚出道的小记者、通讯员尤为关心，让人感觉他既是一位关心体贴人的长辈，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讲座最后，他耐心回答学员们提问，并签名、合影留念。艾丰是饮誉海内外的名人，他的平易近人让我们非常感动，他浑身散发出的知性、自信和幽默，让我们很难用语言表述。
在新闻圈和社科界，艾丰的大名可谓人人皆知，他是中国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吴玉章奖和中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奖获得者；在企业界和经济界艾丰的名声更响，当年轰动全国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便是由艾丰组织策划并指挥实施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一问世，就受到业界的热捧，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称其为“创造性的记者生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则称“想总理想的事情，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
“记者要想总理的事情”，这是艾丰在讲座上勉励我们的话，也是他的准则。对艾丰来说，这不仅是首倡的理论，也是“责任”的同义语。艾丰是“不甘寂寞”的人，他曾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经济日报》总编辑；离开新闻岗位后他担任了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成为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说，“总理是一个国家的大管家，责任最广、最细，记者就要有这个责任感”。因此，艾丰做的许多事情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记者报道工作。
艾丰这样自我定位：“我是一个想干事业人，更是一个想干点开拓事业的人”1938年出生的艾丰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但在他本人的简历中却不包括新闻，而是宏观经济、名牌战略、企业管理、城镇化等几个内容。艾丰说：“新闻工作确实有很大影响力，它可以让记者广泛接触社会各个层面，但新闻工作也有局限，就是对媒介的依赖性太强，比如报社记者，离开版面往往做不成事情。”他说整个中国已经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他曾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中国质量万里行负责人、《经济日报》总编辑等职务，这些工作无一不与经济有密切关系。他说自己从52岁开始学习经济学。艾丰的远见今天得到了社会承认，如今他不仅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知识服务社会，而且也让自己在离开新闻岗位后依旧生活得非常充实、潇洒。
艾丰说：“现在到各地去，人家介绍我的头衔是著名记者，还有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如果人家不介绍，还介绍我是著名记者，我就告诉对方还是把我那个‘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因为那个离开版面能活。我觉得新闻界是一所学校，一方面要做好新闻工作，一方面可以发挥其他特长。当你的年龄不适合在第一线时，可以把你的作用拓展，既利于社会，也利于个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介入经济界，还可以进入文学界、广告界……新闻界不排除专家，我们应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深入民心，事隔十几年，人们对此仍记忆犹新，且充满感念。1991年冬，一份关于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方案，摆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朱锫基的办公桌上。在认真阅读思考后，朱镕基副总理挥笔写下五条批示。第一条明确指出，政府不要站在第一线，要采取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方式，请艾丰同志当主任。万里行的一炮打响，一些名牌企业纷纷致谢，给了艾丰很大启示：他与同事们决定成立一个名牌企业自我保护组织，并提出以“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作为宗旨。
虽然年过半百才踏入经济学殿堂，但艾丰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某些专家。从1994年开始，他相继完成了《论农业产业化》、《名牌战略和国际竞争》等多部经济专著。除了著书立说，他还奔走四方，讲述他的经济见解和主张。我们从艾丰的言论和著作中，发现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得深刻，当然，如果没有积极进取精神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艾丰也不是今天的艾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