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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老底子常常要进行回忆对比。爹爹讲起自己的家史来，开头几乎千篇一律：“我8岁死娘，10岁死爷，13岁从宁波到上海来学生意……”
下面我就来讲讲“学生意”那些事——
父辈学生意
经亲友介绍，爹爹13岁来到上海，在一家化工原料行学生意，就此一辈子从事一个行当：采购化工原料，没有做过其他工作，其忠诚度可谓高也。
学生意，要拜师。旧社会职员、店员拜师叫拜先生，学手艺的叫拜师父。爹爹拜的先生是原料行的老板。听爹爹讲，拜先生要有引荐人和担保人，师徒双方签的契约叫拜师帖。拜师帖里写得清清爽爽，“天灾人祸，各听天命，与师无涉。中途辍学，赔偿膳费。情出本心，绝无反悔，空口无凭，谨据此字”云云。我从网上搜索到一些旧时的拜师帖，里面都隐示着师徒之间既如父子，又如主仆的复杂关系，拜师帖等同于生死契约。爹爹讲，签好拜师帖按上手印后，还要举行拜师仪式。请来先生、师母、保人及师兄师弟们，先生、师母坐在上座，学生仔（学徒）磕头，呈上拜师帖，然后大家吃一顿。“吃一顿”是中国人的传统，铜钿当然要学生仔自己出。出不起，就写借条，先欠着。学生意期间是没有工资的，要“吃三年萝卜干饭”（意思学徒期间的日脚是很苦的，这句话一直传到阿拉一代），老板只发少量月规钿，只够用来买买肥皂草纸牙刷牙膏。不过爹爹回忆对比起来，很少讲他先生的坏话，看起来他跟他先生的关系还算可以，没有遭受特别的“阶级苦”，也没有啥个“血泪仇”。所以爹爹的“回忆对比”，在当年算是不合格的。
倒是我小辰光读过的工人作家胡万春写的《过年》《骨肉》，学徒饱受苦难的故事，至今还有印象。记得其中有个故事，几个学徒趁老板不在的辰光，偷偷懒，做点坏事体，奇怪的是第二天老板都会晓得。后来他们发现是每天负责送饭来的一个小师弟告的密。当大家把愤怒发泄到小师弟身上时，才晓得原来老板规定，小师弟必须每天把师兄们做的“坏事体”告诉老板，哪一天没有哪一天就没有饭吃。记得当时对老板的行径非常义愤，也对小师弟这样没有“骨气”很不理解。后来有机会与胡万春一起“下生活”搞创作，我谈起当年他写的《过年》《骨肉》，胡万春依然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小辰光学生意的故事（那次“下生活”后，他写了本长篇小说《战地春秋》）。我发觉，胡万春学生意的故事里，有爹爹当年的影子。
小辰光我顶喜欢看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其中的“三毛学生意”苦中作乐、笑中有泪的桥段，记忆深刻。几趟搬家，整理书籍，那本《三毛流浪记》是舍勿得处理掉的。爹爹讲，在他记忆里“吃三年萝卜干饭”辰光，常常是帮老板娘生煤炉、倒夜壶、领小囡，还帮老板一家买小菜烧小菜。后来爹爹成家后，家里来了人客，爹爹能烧出一桌好菜，他说都是他“学生意”辰光打下的基本功。看“三毛学生意”的故事，我看到了爹爹当年学生意的影子。爹爹讲，老底子想要学到点真本事实在勿容易，必须偷偷摸摸地学。先生是勿會真心把自己的本事全部教给学生仔的。侬看先生在配原料，做到要紧关头，先生就会支侬出去，“替我去买包香烟”。等侬香烟买回来，他的生活已经做好了。不过闲话讲转来，“教会徒弟，饿煞师父”的例子多了去了。技术高的先生常常会留一手自己的“看家本领”。老虎拜猫学本领，要不是猫留一手“上树”的看家本领，恐怕早已命归西天了。
记得住在复兴坊那段辰光，附近有个老木匠，做出来的家生（家具）挺括，生活乓乓响。阿拉弄堂里好多人家，都喜欢请他到家里来做木匠生活，根据要求，搭个阁楼，做个圆台面，或者做只夜壶箱、五斗橱，甚至大橱。老木匠做出来的家生，不但结实，而且式样也好看。老木匠带了个徒弟当他的下手，小木匠动作利索，做生活邪气把结（很卖力）。老木匠休息辰光，喝喝茶吃支香烟，小木匠也勿歇一下，他搬木材，扫刨花，手脚不停。小木匠跟了老木匠好多年，在阿拉印象里，小木匠就像是老木匠的尾巴。
后来老木匠老了，做不动了，被他老太婆接到乡下去了。小木匠仍旧留在上海，继续做他的木匠生活。居民们家里有木匠生活要做，大家也继续叫小木匠来做。不过后来大家发现，小木匠手里的生活，远勿如他的师父。老底子看一个木匠师傅生活好勿好，看他榫头装得好勿好就晓得了。小木匠装出来的榫头，看上去总觉得有点七翘八裂，有辰光他看自己装勿好榫头，干脆敲起了钉子。小木匠跟他师父勿好比，原来是个“洋钉木匠”。闲话传开来，叫他做木匠生活的人便逐渐少了起来。后来，阿拉弄堂里就看勿到小木匠的影子了。我猜老木匠留了一手，没有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教给徒弟。
讲到“学生意”，老底子来上海滩的“打工人”（用现在的说法），似乎都有区域性的，比如有扬州人的“三把刀”（切菜刀、修脚刀、理发刀），苏州人的刺绣，宁波人的“奉帮裁缝”（又称红帮裁缝），山东人的卖拳头卖狗皮膏药，甚至绍兴专门出“师爷”……仔细想想，每个行当师父收徒弟，总要有保人推荐的，于是便出现了同乡推荐同乡的现象，慢慢就形成了区域打工人的固有“圈子”。
老三届学徒工
我是当年的“老三届”，1968年11月分配进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学徒三年，统一规定，勿管你要学的“手艺”难度高不高。当学徒，就有师父带。我三年里头换了两个师父，第一年在高温车间，带我的师父姓倪。后面两年，在金工车间工作，师父姓史。
其实“师父”和“师傅”的称呼是有区别的。“师父”是学生对传授自己技艺的人的尊称，据说最早是由“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而来;而“师傅”是对有专门技艺的工匠的尊称。那些年，当工人吃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于是人们之间勿管认得勿认得，都以“师傅”相称，以示尊敬。“师傅”的称呼，甚至延续至今，还是耳有所闻。
我第一年进的是高温车间，力气活，一个礼拜就学会了。师父是绍兴人，沉默寡言，跟他一天讲不上几句闲话。后来他老肝复发，调到门房间看门去了，我就没有师父了。由于我做生活卖力，业余辰光还参加青年突击队搞技术革新，到了第二年被选拔进金工车间，学刨床，技术工种。老底子工厂里的人都说，“学会车钳刨，走遍天下都能跑”。学刨床，我心里邪气开心。 车间领导让一位姓史的老工人带我，做我的师父。很快我就发现史师父是个“饭泡粥”（形容话多），整天嘴巴里啰里八嗦的，还喜欢说戏话（笑话），常常说得周围的人笑得肚皮疼。他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每趟看到报纸上登出的一大串名单，他都会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仔细地看，并且即时公布他的重大发现：谁谁谁的名字不见了，谁谁谁的名字排到前头了，谁谁谁的名字移到后头了。不过要说他的技术，实在不敢恭维。他磨刀只会磨几种固定的式样，角度也常有偏差，刨出来的零件，光洁度总是达勿到要求。于是我只好偷偷观看其他师傅的刀具角度，还专门上书店去买了本《刨工工艺学》研究。后来师父发现我磨的刀具跟他教的勿一样，邪气勿开心，跟我的闲话明显少了起来。当时我心里蛮着急的，跟自己的师父关系也搞勿好，哪能可以讲“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后来发生的一桩事体，一下子改变了这个僵持的局面。由于师父平时闲话多，虽然一知半解，却特别喜欢评论时事政治，结果有一趟闲话讲豁边了，被人家检举揭发，贴了大字报。师父晓得了，吓得面孔格料斯白。他这个人会讲勿会写，老家在常州，子女又勿在身边，这种辰光啥人肯给他写“认罪书”啊？于是他只好老着面皮跟我商量，是勿是帮他写写“认罪书”？我当然责无旁贷，帮他上纲上线，认认真真地写好，并且用毛笔抄出，贴了出来。此次风波过后，史师父虽然话少了许多，对我却明显热情了。
我的师父晓得自家的技术不如人家，自从那次风波我“帮了他忙”之后，他常常主动给我介绍几位技术高的师傅。他讲得也实在，“其实学生意，不必只盯住自己的师父一个人学。啥人有本事，就跟啥人学。人家勿肯教，侬就偷偷地学”。自从少了忌讳，我就如鱼得水起来，先后学习“车钳刨铣磨”。到了满师日脚，已经能够独立开出一副颇为复杂的散热器模具。
屈指算来，我在工厂工作了整整17个年头，算是个老师傅了，也曾经带过好几个徒弟。记得我对每一个徒弟都照搬我师父曾经讲过的话，“其实学生意，不必只盯住自己的师父一个人学。啥人有本事，就跟啥人学。人家勿肯教，侬就偷偷地学”。
我的带教老师
1984年2月，经过社会公开招聘，我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少儿节目的编辑，年已33岁。虽然在工厂里我算是老师傅，可进了广播电台当编辑，一切都要重起炉灶，从零开始。广播电台里没有叫“师傅”的，都叫“老师”。刘念曾是我的带教老师，相当于自己学生意辰光的“师父”。
她，瘦小的个子，平时闲话勿多。在我印象中，她似乎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在那盏绿玻璃灯罩的台灯下，写稿、审稿、改稿。听说她是当年从苏北解放区进入上海的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记者。我得好好向这位带教老师学学。记得刘老师交给我编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华山抢险记》。她要求我根据报上刊登的一篇长篇报道，改写成可以播讲给少年儿童收听的广播文稿。那時我已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改写广播文稿，还不是小菜一碟。不料稿子给她一看，竟然毛病勿少。她一边字斟句酌地修改，一边教我如何将书面文字改得口语化，如何调整文章的顺序和改变表达方式，如何把长句子改写成短句，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语感。“广播文稿要求通俗，一听就明白，特别是播讲给少年儿童听，更要容易听，容易懂，必要时还要有点‘重复’。记牢，写广播稿就像平常自己在讲闲话一样。”她让我有空的辰光，多听听评书、评弹，从那里可以学到一些通俗、形象、生动的表达方式。于是我开始留意收听电台里播出的评书、相声和滑稽节目，收听长篇小说连播，记得有《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等。我对照着原著听广播，品味、研究演播者口语化的处理方式，做了勿少笔记。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有带教老师指点，有作品实例，果然有效。我逐渐掌握了将书面文字转化成口语的表达方式，自己笔下的文字也变得顺畅起来。我记牢了，“写广播稿就像平常自己在讲闲话一样”。
刘老师经常带我出去采访，教我如何在采访前“做功课”，如何设计采访提纲，如何提问如何倾听，如何对采访素材“划重点”。记得有一次刘老师带我去上海宾馆采访。1985年上海宾馆是上海最高的楼，比24层楼的国际饭店还高。我带着背包录音机，听宾馆同志介绍，制作录音访谈和采录音效，录制了一篇带音效的录音报道《上海最高的楼》，播出后受到好评，蛮有成就感。
在这位带教老师的指点下，我先后独立采制了100集的《当代少年心态录》、100集的《当代少年热门话题》。每一次得奖，刘老师总是特别高兴，闲话也变得特别多。记得她经常讲，“啥人有本事，就跟啥人学，能者为师嘛”。她讲的跟我在工厂里“学生意”辰光师父说的一式一样。我跟老记者学采访，跟老编辑学咬文嚼字，也跟播音员学，跟录音师学。仔细想想，自己出版的100多本少儿读物，基本上都是自己从事少儿广播节目的“副产品”，其中都渗透着当年刘老师悉心带教的心血。
记得刘老师退休那天，大家都依依不舍，我心中甚至觉得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2012年我出访美国参观凤凰卫视美洲台辰光，曾经邂逅刘老师的小儿子，大家谈得很畅，也很感慨。刘老师的大儿子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工作。她的两个儿子“子承母业”，都在广电战线上为国家作贡献。想起自己在少儿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我时常会想起刘念曾，我的带教老师，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绝非贬义），一位在广播战线上辛劳耕耘的前辈。
我在广播电视岗位上工作了30年，换了勿少工作岗位，目睹不少勤勤恳恳、谦虚好学的年轻人，他们成长得很快;也看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似乎读了个研究生、博士后，就觉得自己本事大得勿得了，“功夫”用在“诗外”。然而几年、十几年过去了，好多还在原地打转。
其实，对于当今新知识、新技能蓬勃发展的时代，阿拉每个人都需要不断“拜师父”“学生意”。想想现在人们互相之间习惯称“老师”，也是对的。“能者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闻人善即师”，老古话都是这样说的。
下面我就来讲讲“学生意”那些事——
父辈学生意
经亲友介绍，爹爹13岁来到上海，在一家化工原料行学生意，就此一辈子从事一个行当：采购化工原料，没有做过其他工作，其忠诚度可谓高也。
学生意，要拜师。旧社会职员、店员拜师叫拜先生，学手艺的叫拜师父。爹爹拜的先生是原料行的老板。听爹爹讲，拜先生要有引荐人和担保人，师徒双方签的契约叫拜师帖。拜师帖里写得清清爽爽，“天灾人祸，各听天命，与师无涉。中途辍学，赔偿膳费。情出本心，绝无反悔，空口无凭，谨据此字”云云。我从网上搜索到一些旧时的拜师帖，里面都隐示着师徒之间既如父子，又如主仆的复杂关系，拜师帖等同于生死契约。爹爹讲，签好拜师帖按上手印后，还要举行拜师仪式。请来先生、师母、保人及师兄师弟们，先生、师母坐在上座，学生仔（学徒）磕头，呈上拜师帖，然后大家吃一顿。“吃一顿”是中国人的传统，铜钿当然要学生仔自己出。出不起，就写借条，先欠着。学生意期间是没有工资的，要“吃三年萝卜干饭”（意思学徒期间的日脚是很苦的，这句话一直传到阿拉一代），老板只发少量月规钿，只够用来买买肥皂草纸牙刷牙膏。不过爹爹回忆对比起来，很少讲他先生的坏话，看起来他跟他先生的关系还算可以，没有遭受特别的“阶级苦”，也没有啥个“血泪仇”。所以爹爹的“回忆对比”，在当年算是不合格的。
倒是我小辰光读过的工人作家胡万春写的《过年》《骨肉》，学徒饱受苦难的故事，至今还有印象。记得其中有个故事，几个学徒趁老板不在的辰光，偷偷懒，做点坏事体，奇怪的是第二天老板都会晓得。后来他们发现是每天负责送饭来的一个小师弟告的密。当大家把愤怒发泄到小师弟身上时，才晓得原来老板规定，小师弟必须每天把师兄们做的“坏事体”告诉老板，哪一天没有哪一天就没有饭吃。记得当时对老板的行径非常义愤，也对小师弟这样没有“骨气”很不理解。后来有机会与胡万春一起“下生活”搞创作，我谈起当年他写的《过年》《骨肉》，胡万春依然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小辰光学生意的故事（那次“下生活”后，他写了本长篇小说《战地春秋》）。我发觉，胡万春学生意的故事里，有爹爹当年的影子。
小辰光我顶喜欢看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其中的“三毛学生意”苦中作乐、笑中有泪的桥段，记忆深刻。几趟搬家，整理书籍，那本《三毛流浪记》是舍勿得处理掉的。爹爹讲，在他记忆里“吃三年萝卜干饭”辰光，常常是帮老板娘生煤炉、倒夜壶、领小囡，还帮老板一家买小菜烧小菜。后来爹爹成家后，家里来了人客，爹爹能烧出一桌好菜，他说都是他“学生意”辰光打下的基本功。看“三毛学生意”的故事，我看到了爹爹当年学生意的影子。爹爹讲，老底子想要学到点真本事实在勿容易，必须偷偷摸摸地学。先生是勿會真心把自己的本事全部教给学生仔的。侬看先生在配原料，做到要紧关头，先生就会支侬出去，“替我去买包香烟”。等侬香烟买回来，他的生活已经做好了。不过闲话讲转来，“教会徒弟，饿煞师父”的例子多了去了。技术高的先生常常会留一手自己的“看家本领”。老虎拜猫学本领，要不是猫留一手“上树”的看家本领，恐怕早已命归西天了。
记得住在复兴坊那段辰光，附近有个老木匠，做出来的家生（家具）挺括，生活乓乓响。阿拉弄堂里好多人家，都喜欢请他到家里来做木匠生活，根据要求，搭个阁楼，做个圆台面，或者做只夜壶箱、五斗橱，甚至大橱。老木匠做出来的家生，不但结实，而且式样也好看。老木匠带了个徒弟当他的下手，小木匠动作利索，做生活邪气把结（很卖力）。老木匠休息辰光，喝喝茶吃支香烟，小木匠也勿歇一下，他搬木材，扫刨花，手脚不停。小木匠跟了老木匠好多年，在阿拉印象里，小木匠就像是老木匠的尾巴。
后来老木匠老了，做不动了，被他老太婆接到乡下去了。小木匠仍旧留在上海，继续做他的木匠生活。居民们家里有木匠生活要做，大家也继续叫小木匠来做。不过后来大家发现，小木匠手里的生活，远勿如他的师父。老底子看一个木匠师傅生活好勿好，看他榫头装得好勿好就晓得了。小木匠装出来的榫头，看上去总觉得有点七翘八裂，有辰光他看自己装勿好榫头，干脆敲起了钉子。小木匠跟他师父勿好比，原来是个“洋钉木匠”。闲话传开来，叫他做木匠生活的人便逐渐少了起来。后来，阿拉弄堂里就看勿到小木匠的影子了。我猜老木匠留了一手，没有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教给徒弟。
讲到“学生意”，老底子来上海滩的“打工人”（用现在的说法），似乎都有区域性的，比如有扬州人的“三把刀”（切菜刀、修脚刀、理发刀），苏州人的刺绣，宁波人的“奉帮裁缝”（又称红帮裁缝），山东人的卖拳头卖狗皮膏药，甚至绍兴专门出“师爷”……仔细想想，每个行当师父收徒弟，总要有保人推荐的，于是便出现了同乡推荐同乡的现象，慢慢就形成了区域打工人的固有“圈子”。
老三届学徒工
我是当年的“老三届”，1968年11月分配进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学徒三年，统一规定，勿管你要学的“手艺”难度高不高。当学徒，就有师父带。我三年里头换了两个师父，第一年在高温车间，带我的师父姓倪。后面两年，在金工车间工作，师父姓史。
其实“师父”和“师傅”的称呼是有区别的。“师父”是学生对传授自己技艺的人的尊称，据说最早是由“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而来;而“师傅”是对有专门技艺的工匠的尊称。那些年，当工人吃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于是人们之间勿管认得勿认得，都以“师傅”相称，以示尊敬。“师傅”的称呼，甚至延续至今，还是耳有所闻。
我第一年进的是高温车间，力气活，一个礼拜就学会了。师父是绍兴人，沉默寡言，跟他一天讲不上几句闲话。后来他老肝复发，调到门房间看门去了，我就没有师父了。由于我做生活卖力，业余辰光还参加青年突击队搞技术革新，到了第二年被选拔进金工车间，学刨床，技术工种。老底子工厂里的人都说，“学会车钳刨，走遍天下都能跑”。学刨床，我心里邪气开心。 车间领导让一位姓史的老工人带我，做我的师父。很快我就发现史师父是个“饭泡粥”（形容话多），整天嘴巴里啰里八嗦的，还喜欢说戏话（笑话），常常说得周围的人笑得肚皮疼。他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每趟看到报纸上登出的一大串名单，他都会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仔细地看，并且即时公布他的重大发现：谁谁谁的名字不见了，谁谁谁的名字排到前头了，谁谁谁的名字移到后头了。不过要说他的技术，实在不敢恭维。他磨刀只会磨几种固定的式样，角度也常有偏差，刨出来的零件，光洁度总是达勿到要求。于是我只好偷偷观看其他师傅的刀具角度，还专门上书店去买了本《刨工工艺学》研究。后来师父发现我磨的刀具跟他教的勿一样，邪气勿开心，跟我的闲话明显少了起来。当时我心里蛮着急的，跟自己的师父关系也搞勿好，哪能可以讲“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后来发生的一桩事体，一下子改变了这个僵持的局面。由于师父平时闲话多，虽然一知半解，却特别喜欢评论时事政治，结果有一趟闲话讲豁边了，被人家检举揭发，贴了大字报。师父晓得了，吓得面孔格料斯白。他这个人会讲勿会写，老家在常州，子女又勿在身边，这种辰光啥人肯给他写“认罪书”啊？于是他只好老着面皮跟我商量，是勿是帮他写写“认罪书”？我当然责无旁贷，帮他上纲上线，认认真真地写好，并且用毛笔抄出，贴了出来。此次风波过后，史师父虽然话少了许多，对我却明显热情了。
我的师父晓得自家的技术不如人家，自从那次风波我“帮了他忙”之后，他常常主动给我介绍几位技术高的师傅。他讲得也实在，“其实学生意，不必只盯住自己的师父一个人学。啥人有本事，就跟啥人学。人家勿肯教，侬就偷偷地学”。自从少了忌讳，我就如鱼得水起来，先后学习“车钳刨铣磨”。到了满师日脚，已经能够独立开出一副颇为复杂的散热器模具。
屈指算来，我在工厂工作了整整17个年头，算是个老师傅了，也曾经带过好几个徒弟。记得我对每一个徒弟都照搬我师父曾经讲过的话，“其实学生意，不必只盯住自己的师父一个人学。啥人有本事，就跟啥人学。人家勿肯教，侬就偷偷地学”。
我的带教老师
1984年2月，经过社会公开招聘，我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少儿节目的编辑，年已33岁。虽然在工厂里我算是老师傅，可进了广播电台当编辑，一切都要重起炉灶，从零开始。广播电台里没有叫“师傅”的，都叫“老师”。刘念曾是我的带教老师，相当于自己学生意辰光的“师父”。
她，瘦小的个子，平时闲话勿多。在我印象中，她似乎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在那盏绿玻璃灯罩的台灯下，写稿、审稿、改稿。听说她是当年从苏北解放区进入上海的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记者。我得好好向这位带教老师学学。记得刘老师交给我编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华山抢险记》。她要求我根据报上刊登的一篇长篇报道，改写成可以播讲给少年儿童收听的广播文稿。那時我已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改写广播文稿，还不是小菜一碟。不料稿子给她一看，竟然毛病勿少。她一边字斟句酌地修改，一边教我如何将书面文字改得口语化，如何调整文章的顺序和改变表达方式，如何把长句子改写成短句，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语感。“广播文稿要求通俗，一听就明白，特别是播讲给少年儿童听，更要容易听，容易懂，必要时还要有点‘重复’。记牢，写广播稿就像平常自己在讲闲话一样。”她让我有空的辰光，多听听评书、评弹，从那里可以学到一些通俗、形象、生动的表达方式。于是我开始留意收听电台里播出的评书、相声和滑稽节目，收听长篇小说连播，记得有《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等。我对照着原著听广播，品味、研究演播者口语化的处理方式，做了勿少笔记。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有带教老师指点，有作品实例，果然有效。我逐渐掌握了将书面文字转化成口语的表达方式，自己笔下的文字也变得顺畅起来。我记牢了，“写广播稿就像平常自己在讲闲话一样”。
刘老师经常带我出去采访，教我如何在采访前“做功课”，如何设计采访提纲，如何提问如何倾听，如何对采访素材“划重点”。记得有一次刘老师带我去上海宾馆采访。1985年上海宾馆是上海最高的楼，比24层楼的国际饭店还高。我带着背包录音机，听宾馆同志介绍，制作录音访谈和采录音效，录制了一篇带音效的录音报道《上海最高的楼》，播出后受到好评，蛮有成就感。
在这位带教老师的指点下，我先后独立采制了100集的《当代少年心态录》、100集的《当代少年热门话题》。每一次得奖，刘老师总是特别高兴，闲话也变得特别多。记得她经常讲，“啥人有本事，就跟啥人学，能者为师嘛”。她讲的跟我在工厂里“学生意”辰光师父说的一式一样。我跟老记者学采访，跟老编辑学咬文嚼字，也跟播音员学，跟录音师学。仔细想想，自己出版的100多本少儿读物，基本上都是自己从事少儿广播节目的“副产品”，其中都渗透着当年刘老师悉心带教的心血。
记得刘老师退休那天，大家都依依不舍，我心中甚至觉得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2012年我出访美国参观凤凰卫视美洲台辰光，曾经邂逅刘老师的小儿子，大家谈得很畅，也很感慨。刘老师的大儿子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工作。她的两个儿子“子承母业”，都在广电战线上为国家作贡献。想起自己在少儿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我时常会想起刘念曾，我的带教老师，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绝非贬义），一位在广播战线上辛劳耕耘的前辈。
我在广播电视岗位上工作了30年，换了勿少工作岗位，目睹不少勤勤恳恳、谦虚好学的年轻人，他们成长得很快;也看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似乎读了个研究生、博士后，就觉得自己本事大得勿得了，“功夫”用在“诗外”。然而几年、十几年过去了，好多还在原地打转。
其实，对于当今新知识、新技能蓬勃发展的时代，阿拉每个人都需要不断“拜师父”“学生意”。想想现在人们互相之间习惯称“老师”，也是对的。“能者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闻人善即师”，老古话都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