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诗经·雄雉》
父母是我们头顶的日月，时刻照耀着我们。但是，世上有多少人为自己的父母各写了一本书呢？段建仁先生做到了。他耗费无数心血，在父母去世多年之后，终于完成了这两卷《瞻彼日月》，献给敬爱的父母。
現在想来，并不能确切地记得最早想给父亲做传记的具体时间，只有一条清晰的线路图可以追溯。
那是1972年，组织上通知我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了，但需要写一份对父亲历史问题的“深刻认识”。在这之前，班主任曾经郑重而严肃的告诉我，你尽管表现很好，但是你的父亲不但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而且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过党有政策，对于表现好的子女，可以允许他们进步。她勉励我积极向组织靠拢，追求进步。
在外人看来，我也许正应当感谢班主任的提携，哪里知道我的内心是崩溃的！我觉得天塌了，在这个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代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引领时代大潮的年代，我父亲的这个出身，彻底宣告了我今后在政治上的“此路不通”。
然而，人生的路再难，还得往前走啊，回家告诉母亲后，母亲让我自己先写一份。按照当时流行的写法，我草拟了一份“认识”，拿给母亲看后，她说不对，你父亲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他不是坏人。母亲说我对你父亲的历史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对他的为人是了解的，所以这样写的认识就不对。
不久大姐从郑州回来休假，母亲就让大姐帮我修改，逐字逐句地改到最后，已经面目全非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大姐讲述了她们眼中的父亲。1964年5月，父亲给大姐写了一封信，在回答女儿疑问时，讲了一些以前自己做地下革命活动的事，以及被国民党两度逮捕的情况。
大姐参加工作后，由于经常要填各种表，就很想知道父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等她基本了解后，就认定父亲是多年的革命者，是一个被冤枉的好人。
小时候的母亲
当母亲和大姐一起给我讲述父亲的那些历史后，我也信服了。我说，如果组织认可我们写的这份新的“认识”，那我就入团，要是不认可，那我就不入了。
不过母亲和大姐为了我的前途着想，在材料中并没有为父亲鸣冤叫屈，而是强调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八岁，因此他的历史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校方接受了我的新“认识”，觉得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在那个讨论我入团的会议上，那些和我一样年纪、成长于红色海洋中的同学们，不可能有超越他们自身认知水平的洞察力，在发言中大都是空洞的“大道理”。尽管最后通过了我的申请，但我却深感悲痛与失望，自认为自己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了，我宁可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和期望，也绝不辜负曾经为革命付出那么多的可尊敬的父亲。
父亲的历史仍然笼罩着重重迷雾，整整七年以后的1979年，才迎来了为父亲平反的机遇。母亲率先行动，亲自登门拜访当年曾经与父亲共事的人，写信给外地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也全程参与了见面和起草信件，执笔写了申诉信，并到渭南等地与他们见面详谈，记录对话。
蒙在历史上的尘土逐渐拂去，父亲一生的脉络逐渐清晰。但平反工作组坚持以原有材料为依据，说：1955年“肃反”时写证明的是这些人，1957年“反右”时写证明的还是这些人，现在又要我们去取材料，到底相信哪一个呢？其实这正是历史的悲哀之处，写证明的人大都得受到当时政治大气候的严重影响，而往往外调人员是带着明显的倾向性去索要证明的。
毕竟党中央的纠错力度超过了具体办事人员的抵制阻力，西安市农业局的同志向我宣布撤销当年对父亲的错误决定，恢复革命干部身份，正式平反的决定后，我走出大院，来到大街上，阳光显得如此热烈，我满脑子就是1976年“文革”结束时唱遍大江南北的《祝酒歌》的旋律。
年轻时代的段建仁和母亲
回家后把平反的正式文件交给母亲，下午我在独自搭建出来的隔间里思前想后，一是父亲从青年起就投身革命，在白区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不料全国解放后却横遭不幸！二是我等愚昧之极，竟误解父亲十几年，差点把父亲认定为阶级敌人，父亲若地下有知，何其痛心？越想越是难过，不禁悲从中来，涕泪俱下，揪心得伤痛难耐，断断续续流了两个多小时的眼泪，是要把淤积于心的愤懑、悔恨、喜悦、如释重负等感觉如火山爆发般地喷涌出来。中途七岁的小侄儿进门叫我吃饭，回去不解地告诉奶奶说：叔叔在哭。母亲是理解我的，没有来打扰我的痛悔与反思。
我的父亲母亲
当然，过去的一切已无法重来，失去的再珍贵，也不可弥补，母亲仍然有期望和等待。1985年，我们接到韩城市市志编辑委员会的通知，要提供父亲的材料用于编辑市志。父亲的历史又一次被我们回忆，不过可惜的是从此却没有下文。到九十年代再接到韩城方面的信件时，母亲淡然了很多。 然而我一直把一个心愿深埋心底，那就是要收集整理父亲的点滴信息，给后人留下一份尽可能翔实的资料。母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她老人家于2004年元旦辞世。不过在2007年已改名为“象山中学”庆祝建校8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韩城市教育局和校方充分肯定了父亲当年对学校做出的最重要贡献。而且在2008年，校方与我共同建起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跻同亭”，与当年父亲为老校长樊厚甫建立的“厚甫亭”两相呼应，算是一座小小的纪念碑吧，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她的第一个心愿实现了。
2011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原先筹划的纪念活动因故未能举办，于是我提出亲属动笔写纪念文章的动议得到一致的赞同，当年即完成了电子版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并及时发给每位亲属作为永久的纪念。
时间不觉来到2017年，我们去韩城中学拜访了新的校领导，提出如果2017年举办学校建校90周年，我们作为老校长的亲属，希望有机会做些绵薄的贡献。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举办90周年纪念活动。
我则在2017年的9月，开始动笔为母亲整理“年谱”。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就把母亲保留的所有信件、照片等资料带回深圳，这时都派上用场了。也许冥冥中天意注定，10月初我用父亲的姓名上网搜索，在跳出的网页中发现，有人在出售父亲写于1951年的“加入民盟申请表”，内附有父亲亲笔的《自传》！从公布的照片中仔细辨认，我确定是父亲的笔迹，直接把叫价的1000元汇过去了，三天后，如约收到寄自河南三门峡的快递，正是父亲亲笔所写！
段跻同先生（后排左五）在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展览会
我如获至宝，加上1964年父亲亲笔的“简历”、信件，和这么些年收集到的采访记录、往来通信。我放下其他事情，全力以赴地整理和写作，并尽可能的把相应的资料一并纳入其中，力争没有任何遗漏，终于完成了关于父亲的《传略》。
之后又编写了《年谱》，还根据《自传》的内容，列出父亲家族图表。后面一鼓作气，陆续整理出“手迹”、朋友来信、朋友与同事的名单等资料，加上2011年亲友们的回忆，应当算是目前我能收集到的最齐全的汇集了，可以了却四十多年来的心愿了。
全部文字图片交付印刷之后，母亲和父亲的音容笑貌就定格在这部纪念文集里了，但仍然时常回想起留给我们的故事。
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看别人抽烟好玩，就偷偷地和几个小孩找支烟来尝滋味，后来被二姨妈发现，当然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训斥，却叫了几个人给我开了一个会，既语重心长又严词义正，从正反两个方面把我狠狠地教育了一番，会议的气氛严肃，印象深刻，我们以后再也不吸烟玩了。后来母亲对我们教育再下一辈的一些方法颇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她有理由。
母亲性格柔中有刚，认定的事就坚持自己的看法，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像对我父亲的看法，母亲始终认为他是一个真诚正派的人、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无论是在55年的“肃反运动”、还是在58年的“反右斗争”，直至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母亲对父亲的认识十分坚定，没有任何改变。
我的二姐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回忆父亲劳动的场景真实而具体：
“父亲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在条件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试验田里时常看见他卷起裤腿蹲在那里除草、施肥、灭除害虫，不怕脏不顾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项具体工作。有一次我站在泥泞的试验田边给他递毛巾擦汗，旁边一位同事开玩笑说：“娃，你爸那副样子像不像个土农民？”父亲笑着说：“我娃才不嫌呢！”每次去市区开会或汇报工作，父亲只要稍作休整马上仪表堂堂风度无人可比。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被错误地定为右派，从一个知名的文化教育领导者调到这样一个单位，父亲毫无怨言，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都用于为国家、社会、人民的服务之中，他是知识分子平民化的典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或者像有人说的那样大材小用。他艰苦朴素，教育子女从小养成节约的好习惯。他长期超负荷工作透支身体，是我当年亲眼目睹。
段建仁先生（左）的父亲段跻同先生曾经在陕西韩城市象山中学担任校长。段建仁先生特在象山中学设立“跻同尊师奖”，用以奖励师德优良、业务精湛、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一线教师。
“记得父亲为了从小培养我们热爱劳动，懂得‘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在我家后院给我们几个小孩，还有表妹开垦了几块小试验田，清明前后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在各自的田里种下了玉米、蔬菜、西瓜、豆子等等。在收获的季节里我们和父亲一起品尝着丰收的喜悦、分享劳动的樂趣！他用香蕉和苹果嫁接的果树结出来的水果吃起来味道好极了，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他总是舍不得自己吃。和父亲在一起的童年是快乐的，却又是短暂的。”
我想说的是：“这些文字记录的并不仅仅是后代对先辈的思念，而是可以作为中国近代政治运动史的一个个体样本，这个样本真实而具体，具有深入考察历史场景与再现历史细节的可能性。”
——《诗经·雄雉》
父母是我们头顶的日月，时刻照耀着我们。但是，世上有多少人为自己的父母各写了一本书呢？段建仁先生做到了。他耗费无数心血，在父母去世多年之后，终于完成了这两卷《瞻彼日月》，献给敬爱的父母。
1
現在想来，并不能确切地记得最早想给父亲做传记的具体时间，只有一条清晰的线路图可以追溯。
那是1972年，组织上通知我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了，但需要写一份对父亲历史问题的“深刻认识”。在这之前，班主任曾经郑重而严肃的告诉我，你尽管表现很好，但是你的父亲不但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而且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过党有政策，对于表现好的子女，可以允许他们进步。她勉励我积极向组织靠拢，追求进步。
在外人看来，我也许正应当感谢班主任的提携，哪里知道我的内心是崩溃的！我觉得天塌了，在这个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代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引领时代大潮的年代，我父亲的这个出身，彻底宣告了我今后在政治上的“此路不通”。
然而，人生的路再难，还得往前走啊，回家告诉母亲后，母亲让我自己先写一份。按照当时流行的写法，我草拟了一份“认识”，拿给母亲看后，她说不对，你父亲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他不是坏人。母亲说我对你父亲的历史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对他的为人是了解的，所以这样写的认识就不对。
不久大姐从郑州回来休假，母亲就让大姐帮我修改，逐字逐句地改到最后，已经面目全非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大姐讲述了她们眼中的父亲。1964年5月，父亲给大姐写了一封信，在回答女儿疑问时，讲了一些以前自己做地下革命活动的事，以及被国民党两度逮捕的情况。
大姐参加工作后，由于经常要填各种表，就很想知道父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等她基本了解后，就认定父亲是多年的革命者，是一个被冤枉的好人。
当母亲和大姐一起给我讲述父亲的那些历史后，我也信服了。我说，如果组织认可我们写的这份新的“认识”，那我就入团，要是不认可，那我就不入了。
不过母亲和大姐为了我的前途着想，在材料中并没有为父亲鸣冤叫屈，而是强调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八岁，因此他的历史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校方接受了我的新“认识”，觉得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在那个讨论我入团的会议上，那些和我一样年纪、成长于红色海洋中的同学们，不可能有超越他们自身认知水平的洞察力，在发言中大都是空洞的“大道理”。尽管最后通过了我的申请，但我却深感悲痛与失望，自认为自己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了，我宁可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和期望，也绝不辜负曾经为革命付出那么多的可尊敬的父亲。
2
父亲的历史仍然笼罩着重重迷雾，整整七年以后的1979年，才迎来了为父亲平反的机遇。母亲率先行动，亲自登门拜访当年曾经与父亲共事的人，写信给外地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也全程参与了见面和起草信件，执笔写了申诉信，并到渭南等地与他们见面详谈，记录对话。
蒙在历史上的尘土逐渐拂去，父亲一生的脉络逐渐清晰。但平反工作组坚持以原有材料为依据，说：1955年“肃反”时写证明的是这些人，1957年“反右”时写证明的还是这些人，现在又要我们去取材料，到底相信哪一个呢？其实这正是历史的悲哀之处，写证明的人大都得受到当时政治大气候的严重影响，而往往外调人员是带着明显的倾向性去索要证明的。
毕竟党中央的纠错力度超过了具体办事人员的抵制阻力，西安市农业局的同志向我宣布撤销当年对父亲的错误决定，恢复革命干部身份，正式平反的决定后，我走出大院，来到大街上，阳光显得如此热烈，我满脑子就是1976年“文革”结束时唱遍大江南北的《祝酒歌》的旋律。
回家后把平反的正式文件交给母亲，下午我在独自搭建出来的隔间里思前想后，一是父亲从青年起就投身革命，在白区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不料全国解放后却横遭不幸！二是我等愚昧之极，竟误解父亲十几年，差点把父亲认定为阶级敌人，父亲若地下有知，何其痛心？越想越是难过，不禁悲从中来，涕泪俱下，揪心得伤痛难耐，断断续续流了两个多小时的眼泪，是要把淤积于心的愤懑、悔恨、喜悦、如释重负等感觉如火山爆发般地喷涌出来。中途七岁的小侄儿进门叫我吃饭，回去不解地告诉奶奶说：叔叔在哭。母亲是理解我的，没有来打扰我的痛悔与反思。
当然，过去的一切已无法重来，失去的再珍贵，也不可弥补，母亲仍然有期望和等待。1985年，我们接到韩城市市志编辑委员会的通知，要提供父亲的材料用于编辑市志。父亲的历史又一次被我们回忆，不过可惜的是从此却没有下文。到九十年代再接到韩城方面的信件时，母亲淡然了很多。 然而我一直把一个心愿深埋心底，那就是要收集整理父亲的点滴信息，给后人留下一份尽可能翔实的资料。母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她老人家于2004年元旦辞世。不过在2007年已改名为“象山中学”庆祝建校8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韩城市教育局和校方充分肯定了父亲当年对学校做出的最重要贡献。而且在2008年，校方与我共同建起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跻同亭”，与当年父亲为老校长樊厚甫建立的“厚甫亭”两相呼应，算是一座小小的纪念碑吧，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她的第一个心愿实现了。
2011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原先筹划的纪念活动因故未能举办，于是我提出亲属动笔写纪念文章的动议得到一致的赞同，当年即完成了电子版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并及时发给每位亲属作为永久的纪念。
时间不觉来到2017年，我们去韩城中学拜访了新的校领导，提出如果2017年举办学校建校90周年，我们作为老校长的亲属，希望有机会做些绵薄的贡献。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举办90周年纪念活动。
我则在2017年的9月，开始动笔为母亲整理“年谱”。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就把母亲保留的所有信件、照片等资料带回深圳，这时都派上用场了。也许冥冥中天意注定，10月初我用父亲的姓名上网搜索，在跳出的网页中发现，有人在出售父亲写于1951年的“加入民盟申请表”，内附有父亲亲笔的《自传》！从公布的照片中仔细辨认，我确定是父亲的笔迹，直接把叫价的1000元汇过去了，三天后，如约收到寄自河南三门峡的快递，正是父亲亲笔所写！
我如获至宝，加上1964年父亲亲笔的“简历”、信件，和这么些年收集到的采访记录、往来通信。我放下其他事情，全力以赴地整理和写作，并尽可能的把相应的资料一并纳入其中，力争没有任何遗漏，终于完成了关于父亲的《传略》。
之后又编写了《年谱》，还根据《自传》的内容，列出父亲家族图表。后面一鼓作气，陆续整理出“手迹”、朋友来信、朋友与同事的名单等资料，加上2011年亲友们的回忆，应当算是目前我能收集到的最齐全的汇集了，可以了却四十多年来的心愿了。
3
全部文字图片交付印刷之后，母亲和父亲的音容笑貌就定格在这部纪念文集里了，但仍然时常回想起留给我们的故事。
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看别人抽烟好玩，就偷偷地和几个小孩找支烟来尝滋味，后来被二姨妈发现，当然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训斥，却叫了几个人给我开了一个会，既语重心长又严词义正，从正反两个方面把我狠狠地教育了一番，会议的气氛严肃，印象深刻，我们以后再也不吸烟玩了。后来母亲对我们教育再下一辈的一些方法颇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她有理由。
母亲性格柔中有刚，认定的事就坚持自己的看法，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像对我父亲的看法，母亲始终认为他是一个真诚正派的人、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无论是在55年的“肃反运动”、还是在58年的“反右斗争”，直至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母亲对父亲的认识十分坚定，没有任何改变。
我的二姐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回忆父亲劳动的场景真实而具体：
“父亲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在条件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试验田里时常看见他卷起裤腿蹲在那里除草、施肥、灭除害虫，不怕脏不顾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项具体工作。有一次我站在泥泞的试验田边给他递毛巾擦汗，旁边一位同事开玩笑说：“娃，你爸那副样子像不像个土农民？”父亲笑着说：“我娃才不嫌呢！”每次去市区开会或汇报工作，父亲只要稍作休整马上仪表堂堂风度无人可比。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被错误地定为右派，从一个知名的文化教育领导者调到这样一个单位，父亲毫无怨言，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都用于为国家、社会、人民的服务之中，他是知识分子平民化的典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或者像有人说的那样大材小用。他艰苦朴素，教育子女从小养成节约的好习惯。他长期超负荷工作透支身体，是我当年亲眼目睹。
“记得父亲为了从小培养我们热爱劳动，懂得‘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在我家后院给我们几个小孩，还有表妹开垦了几块小试验田，清明前后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在各自的田里种下了玉米、蔬菜、西瓜、豆子等等。在收获的季节里我们和父亲一起品尝着丰收的喜悦、分享劳动的樂趣！他用香蕉和苹果嫁接的果树结出来的水果吃起来味道好极了，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他总是舍不得自己吃。和父亲在一起的童年是快乐的，却又是短暂的。”
我想说的是：“这些文字记录的并不仅仅是后代对先辈的思念，而是可以作为中国近代政治运动史的一个个体样本，这个样本真实而具体，具有深入考察历史场景与再现历史细节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