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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7楼洁净、开阔的落地玻璃前，俯视着川流不息的京藏高速和高架于半空中如潮汐般来去的13号线地铁，一体两栋的“京蒙高科”大厦仿佛一艘破浪而行的巨舰，而白涛则是一位历经风雨的老船长，在见不到绿色的地方为草原逐梦。
在他背后，他和同事们一起打理的 “京蒙高科技产业孵化器”正源源不断地把蒙药产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干细胞应用、沙化环境的治理等高新技术孵化成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时刻为内蒙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肌体融入新鲜的血液。
回内蒙做教授
白涛小时候叫胡格吉勒，出生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太卜寺旗贡宝力格公社，他对草原最深刻的记忆是两个字“苍茫”。这两个字即来自他20岁前上山下乡劳作时对草原的切身体会，更来自于一颗原本冲动莽撞的心，对父辈、对自己命运的反思。
反思的结果，是白涛人生中的第一次爆发，从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中国矿业大学到1982年成为中国2000名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白涛要通过全身心的努力拼搏，来确信“自己有能力而且已经站到国际学术的前沿”。从此，他就对自己选择的奋斗方向深信不移。
内蒙是高原，矿藏丰富，在已探明储量的矿种中，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7种，稀土资源储量更居世界之首。长年从事采矿系岩石力学研究的白涛，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内蒙，一心想做个采矿工程师，到草原深处去实现和延伸他的科技之梦。然而那个年代少见的蒙古族高学历身份，终于把他推进了实验室、研究所，在主持了十余项国家和自治区重点攻关项目，发表了大量论文、专著之后，研究员的身份、自治区科技进步的奖项和国务院对特殊贡献专家的津贴纷至沓来，一切看似水到渠成。做了一辈子公务员、稳稳当当地从厅局级干部位置上退下来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也很满意。在他看来白涛能回到内蒙成家立业、能靠自身的奋斗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内蒙古自治区分析测试中心主任，站在了内蒙科研的最前沿，都是一个真正的蒙古族人应当做的事：雄鹰飞得再高，也要在草原上落脚。
然而白涛自己，却不知不觉的感受到，原本明晰的人生旅途上再次出现的“苍茫”。
1991年白涛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学习进修一年。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以公派为主，白涛发现身边的人或是埋头苦读，或是积极投身于勤工俭学攒钱开些小店面，大家彼此间很少交流，甚至很少真正抬起头来看周围的世界。见惯了草原的辽阔与周期性的衰荣，白涛觉得这样单调的“镀金”绝不是国家公派留学生的初衷，他开始在专业学习之余关注澳大利亚的矿业技术产业化的整个过程，这一看让他非常痛苦的发现，或许在学术上中国有站在国际前沿的项目，但在科研与产业之间的关联上，当时的中国、内蒙都落后了。包括自己在内，由无数梦想和奋斗构成大量科研成果，最终由书本而来，到书本而去，成了知识和人生的死循环。
更为痛苦的是，市场需要什么，怎样去做，以他那种来自草原的辽阔而敏感的神经，是能够体会到的。他曾小试牛刀，以信息研究所下劳务服务公司为依托，成立了内蒙第一家工商业图片社，为研究所获利颇丰。但他自己都觉得那“不务正业”，要做就真正的高科技转化，哪怕最终以内蒙二级教授的身份退休，白涛也要做一个“曾经为内蒙真正发展了高技术产业、真正造福于草原、回报于家乡的教授”。
不惑之年，白涛开始为人生的第二次爆发做准备。
到北京做总经理
命运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1999年1月，江泽民同志考察内蒙古时指出：“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力争使内蒙古成为我们国家下一个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内蒙经济一下被引燃了，民间资本空前活跃，自治区与其它省市政府间的合作也屡有创新之举。
2000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全面开展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协议》出台，中关村内蒙古高新技术孵化器项目作为京蒙最大化发挥比较优势的重要接点被列为其中。当时内蒙在科技经费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一次性投资5千万人民币，而北京市政府在土地、贷款和框架规划上同样不遗余力。
这样的异地孵化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先例的。白涛作为技术合作与交流协议的起草人之一，心中突然有了一种领悟：这正是我想做的事。对于人生的方向，白涛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来决断，但一旦定了，就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回头。在内蒙和北京的共同关注中，白涛果真成了“京蒙高科企业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
但即便有政府的支持，要真正在京蒙之间建立一条科技产业的绿色通道也绝非易事。在此之前，北京的资本与科技很少看到内蒙的需求，而内蒙人也很少来北京创业。白涛放下研究员的身份，在京蒙两地的各种发布会上露面，在各样的媒体面前做比喻、讲故事，力争把异地孵化的好处讲清楚。结果孵化器刚一成立，就有包括十几家内蒙企业在内的高科技企业（项目）羞答答地慕名而来。按蒙古族人的习惯，有客远来，不接待好是主人的失职。白涛更是把这些企业当作自己的亲人来看待，企业发展需要用钱、用地、寻求技术支持，白涛像个精明的红娘，又像个尽职的保姆，费尽心思奔波往返，还偏偏乐此不疲。
企业在孵化器里安心成长，白涛却还要为能按时归还投资中的贷款殚精竭虑，个人创业可以白手起家，为了内蒙科技企业的集群创业，白涛却甘愿背负6000万元的孵化器启动贷款。全国首创、高额投资、巨额贷款这些对内蒙和对个人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白涛在知天命之年，承担下来了。
2009年，伴随着第300家公司（其中有包括50多家内蒙公司和100多项向自治区转移、辐射的高新技术成果）从孵化器中成功毕业乃至上市，白涛终于完全通过市场手段，还清了最初的贷款，有能力自主地帮扶一些内蒙亟需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了。虽然只有每年1000万元的额度，但白涛知道，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更何况孵化器里还诞生了在纽交所上市的市值几十亿人民币的公司，建立了几个投资起点就在亿元、十亿元级的京蒙高科技产业合作平台。
草原有我的科技梦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白涛有些佝偻的肩颈，光听声音你很难判断他的年龄。白涛讲话语调活泼、清晰明快，闻之如同在草原听风，沧桑却永不疲倦。采访中他屡次提及刚刚逝去的乔布斯，语气就像谈论一位熟稔的邻居。他对乔布斯的总结也很特别：道德、方向与机制。记者开玩笑地问白涛，如果可能，那会不会是他下一个目标，白涛也笑着说，平淡才是人生的真相，自己从草原来，肯定还是要回草原去的。
但这并不妨碍白涛延伸自己的科技梦。
在已有的“国家级优秀孵化器”的基础上，白涛想再向内蒙古转移科技成果100项，建设10个专业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辐射内蒙古14个产业化基地；在建立和完善专家、项目和自治区技术需求三个核心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开放科技信息决策辅助平台；再为内蒙引进高层次领军、创新、创业人才100人……
据说在雨水丰沛的喜马拉雅山南麓，青草能长得比大象还高，谁能怀疑青草的毅力与梦想呢？
责任编辑 董颖
在他背后，他和同事们一起打理的 “京蒙高科技产业孵化器”正源源不断地把蒙药产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干细胞应用、沙化环境的治理等高新技术孵化成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时刻为内蒙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肌体融入新鲜的血液。
回内蒙做教授
白涛小时候叫胡格吉勒，出生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太卜寺旗贡宝力格公社，他对草原最深刻的记忆是两个字“苍茫”。这两个字即来自他20岁前上山下乡劳作时对草原的切身体会，更来自于一颗原本冲动莽撞的心，对父辈、对自己命运的反思。
反思的结果，是白涛人生中的第一次爆发，从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中国矿业大学到1982年成为中国2000名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白涛要通过全身心的努力拼搏，来确信“自己有能力而且已经站到国际学术的前沿”。从此，他就对自己选择的奋斗方向深信不移。
内蒙是高原，矿藏丰富，在已探明储量的矿种中，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7种，稀土资源储量更居世界之首。长年从事采矿系岩石力学研究的白涛，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内蒙，一心想做个采矿工程师，到草原深处去实现和延伸他的科技之梦。然而那个年代少见的蒙古族高学历身份，终于把他推进了实验室、研究所，在主持了十余项国家和自治区重点攻关项目，发表了大量论文、专著之后，研究员的身份、自治区科技进步的奖项和国务院对特殊贡献专家的津贴纷至沓来，一切看似水到渠成。做了一辈子公务员、稳稳当当地从厅局级干部位置上退下来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也很满意。在他看来白涛能回到内蒙成家立业、能靠自身的奋斗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内蒙古自治区分析测试中心主任，站在了内蒙科研的最前沿，都是一个真正的蒙古族人应当做的事：雄鹰飞得再高，也要在草原上落脚。
然而白涛自己，却不知不觉的感受到，原本明晰的人生旅途上再次出现的“苍茫”。
1991年白涛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学习进修一年。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以公派为主，白涛发现身边的人或是埋头苦读，或是积极投身于勤工俭学攒钱开些小店面，大家彼此间很少交流，甚至很少真正抬起头来看周围的世界。见惯了草原的辽阔与周期性的衰荣，白涛觉得这样单调的“镀金”绝不是国家公派留学生的初衷，他开始在专业学习之余关注澳大利亚的矿业技术产业化的整个过程，这一看让他非常痛苦的发现，或许在学术上中国有站在国际前沿的项目，但在科研与产业之间的关联上，当时的中国、内蒙都落后了。包括自己在内，由无数梦想和奋斗构成大量科研成果，最终由书本而来，到书本而去，成了知识和人生的死循环。
更为痛苦的是，市场需要什么，怎样去做，以他那种来自草原的辽阔而敏感的神经，是能够体会到的。他曾小试牛刀，以信息研究所下劳务服务公司为依托，成立了内蒙第一家工商业图片社，为研究所获利颇丰。但他自己都觉得那“不务正业”，要做就真正的高科技转化，哪怕最终以内蒙二级教授的身份退休，白涛也要做一个“曾经为内蒙真正发展了高技术产业、真正造福于草原、回报于家乡的教授”。
不惑之年，白涛开始为人生的第二次爆发做准备。
到北京做总经理
命运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1999年1月，江泽民同志考察内蒙古时指出：“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力争使内蒙古成为我们国家下一个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内蒙经济一下被引燃了，民间资本空前活跃，自治区与其它省市政府间的合作也屡有创新之举。
2000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全面开展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协议》出台，中关村内蒙古高新技术孵化器项目作为京蒙最大化发挥比较优势的重要接点被列为其中。当时内蒙在科技经费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一次性投资5千万人民币，而北京市政府在土地、贷款和框架规划上同样不遗余力。
这样的异地孵化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先例的。白涛作为技术合作与交流协议的起草人之一，心中突然有了一种领悟：这正是我想做的事。对于人生的方向，白涛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来决断，但一旦定了，就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回头。在内蒙和北京的共同关注中，白涛果真成了“京蒙高科企业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
但即便有政府的支持，要真正在京蒙之间建立一条科技产业的绿色通道也绝非易事。在此之前，北京的资本与科技很少看到内蒙的需求，而内蒙人也很少来北京创业。白涛放下研究员的身份，在京蒙两地的各种发布会上露面，在各样的媒体面前做比喻、讲故事，力争把异地孵化的好处讲清楚。结果孵化器刚一成立，就有包括十几家内蒙企业在内的高科技企业（项目）羞答答地慕名而来。按蒙古族人的习惯，有客远来，不接待好是主人的失职。白涛更是把这些企业当作自己的亲人来看待，企业发展需要用钱、用地、寻求技术支持，白涛像个精明的红娘，又像个尽职的保姆，费尽心思奔波往返，还偏偏乐此不疲。
企业在孵化器里安心成长，白涛却还要为能按时归还投资中的贷款殚精竭虑，个人创业可以白手起家，为了内蒙科技企业的集群创业，白涛却甘愿背负6000万元的孵化器启动贷款。全国首创、高额投资、巨额贷款这些对内蒙和对个人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白涛在知天命之年，承担下来了。
2009年，伴随着第300家公司（其中有包括50多家内蒙公司和100多项向自治区转移、辐射的高新技术成果）从孵化器中成功毕业乃至上市，白涛终于完全通过市场手段，还清了最初的贷款，有能力自主地帮扶一些内蒙亟需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了。虽然只有每年1000万元的额度，但白涛知道，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更何况孵化器里还诞生了在纽交所上市的市值几十亿人民币的公司，建立了几个投资起点就在亿元、十亿元级的京蒙高科技产业合作平台。
草原有我的科技梦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白涛有些佝偻的肩颈，光听声音你很难判断他的年龄。白涛讲话语调活泼、清晰明快，闻之如同在草原听风，沧桑却永不疲倦。采访中他屡次提及刚刚逝去的乔布斯，语气就像谈论一位熟稔的邻居。他对乔布斯的总结也很特别：道德、方向与机制。记者开玩笑地问白涛，如果可能，那会不会是他下一个目标，白涛也笑着说，平淡才是人生的真相，自己从草原来，肯定还是要回草原去的。
但这并不妨碍白涛延伸自己的科技梦。
在已有的“国家级优秀孵化器”的基础上，白涛想再向内蒙古转移科技成果100项，建设10个专业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辐射内蒙古14个产业化基地；在建立和完善专家、项目和自治区技术需求三个核心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开放科技信息决策辅助平台；再为内蒙引进高层次领军、创新、创业人才100人……
据说在雨水丰沛的喜马拉雅山南麓，青草能长得比大象还高，谁能怀疑青草的毅力与梦想呢？
责任编辑 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