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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前进党领袖奥尔默特在5月正式取代中风的沙龙，成功组阁，正式成为新任总理。这样顺畅的接班路，大概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不过，从香港以色列电影节上映的旧电影《阿维那的夏天》，却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阿维那的夏天》是1988年作品，由以色列女演员兼作家阿尔玛戈的自传改编而成，曾经获得1989年柏林影展银熊奖，是近代以色列电影代表者之一。笔者在英国读书期间，它是中东课程的指定电影，所以在港上映，亦教人怀旧一番。
电影背景是1951年，讲述一名二战期间以勇敢、美貌驰名的犹太游击队女领袖，战后走到刚刚独立的以色列，靠洗衣服为生，独自抚养女儿，但因为种种战争伤痛，精神一直不健全，被邻居视为疯妇。她在暑假获准离开医院，发现十岁的女儿阿维那在寄宿学校照料下，头发里竟然藏着头虱。这让她想起集中营的黑暗生活，于是歇斯底里地将女儿剃成秃头。阿维那受尽白眼，愤而打伤势利的芭蕾舞教师，但逐渐发现母亲原来是一名战争英雄，开始由仇恨母亲变成尊敬母亲，也由仇恨乡里变成谅解乡里。最后母亲再度精神崩溃，女儿却已懂得打入新国家的生活，并接受父亲已死的事实。显然而见，“阿维那”，就是借代了整个新生的以色列。
这个“新以色列”，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记忆。这在美国犹太学者艾里斯的《一个犹太人的反省》有详细介绍。这是近年犹太左翼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获得美国学界两大殿堂级人物萨伊德和杭斯基牵头推荐，中心思想就是认为犹太人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正通过“牺牲另一民族(巴勒斯坦)的方式”得到治疗。无论上述立论是否具说服力，艾里斯对犹太记忆的分层，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认为，战前犹太人赖以复国的是“锡安主义”(Zionism)，理论基础是犹太人在欧洲被逼得没有生存空间，所以必须集中在其他地方复国，目的是单纯地建立家园。战后的以色列民族主义，却以二次大战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为图腾，认为犹太人经历了二次大战的苦难，应该获得补偿：补偿方式，也可以看成是“赎罪”的一种，简单直接，就是让以色列国更强大。
有意思的是，“后奥斯威辛主义”虽然直接影响战后的一代人，属于那代人的亲身经历，但它作为政治力量，只是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才广为人接受，那时以色列才需要解释何以占有对阿拉伯战争的道德高地。《阿维那的夏天》的年代，缩影了两大以色列记忆的矛盾和接轨：一方面，阿维那的母亲那一代人，因为“锡安主义”来到以色列建立家园；另一方面，他们的战时回忆，令日常生活难以正常化，之所以阿维那母亲钟情的男邻居情愿举家移民到澳洲，因为承受不了不同记忆在新国家并存的综合征，希望到别处重建家园。到了阿维那长大的那一代，家园已经建立了，追求就由“小以色列”变成了“大以色列”。结果，“后奥斯威辛主义”迅速普及化，而且在美国特别有市场，成为每次美国选举动员犹太选票的固定机制。
电影背景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那么这一代以色列人的集体回忆，又是什么?当奥斯威辛已经成了祖父的老皇历，这一代的直属回忆已经悄悄地变成了1987年的“因塔发达”(Intifada)运动，也就是巴勒斯坦群众反抗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统治的起义。那是以色列家园直接受冲击的第一波运动。如何避免继续流血、而又能维持以色列的强大，成了这一代以色列人的共同话题，也是沙龙脱离右翼利库德集团、创立前进党的群众基础。
问题是沙龙的浓厚军方背景，冲刷不掉的鹰派思想，以及他受惠于“后奥斯威辛主义”的客观现实，令他始终难以独自开启以色列的第三代记忆，难以开启一个以谈判方式继续扩大以色列能量的新时代。不过，沙龙中风后，接班人奥尔默特那谜一般的背景，那公开左倾的妻子(据说她在2006年选举才首次投丈夫一票)，以及他既不是欧洲犹太人后裔、又不是战后以色列新生代的独特身世(他出生在中国，祖先以中国哈尔滨为家)，却令他更容易成为这集体记忆的象征。
今日以色列的新一代，就像《阿维那的夏天》描绘的一代，处于两个集体记忆的交接点。奥尔默特领导以色列，也许会加速“后因塔发达时代”的出现，让它成为以色列的新集体记忆。当阿维那长大了，也许新的记忆，一切从《奥尔默特的夏天》开始。
沈旭晖，国际政治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本专栏观点属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刊立场)
《阿维那的夏天》是1988年作品，由以色列女演员兼作家阿尔玛戈的自传改编而成，曾经获得1989年柏林影展银熊奖，是近代以色列电影代表者之一。笔者在英国读书期间，它是中东课程的指定电影，所以在港上映，亦教人怀旧一番。
电影背景是1951年，讲述一名二战期间以勇敢、美貌驰名的犹太游击队女领袖，战后走到刚刚独立的以色列，靠洗衣服为生，独自抚养女儿，但因为种种战争伤痛，精神一直不健全，被邻居视为疯妇。她在暑假获准离开医院，发现十岁的女儿阿维那在寄宿学校照料下，头发里竟然藏着头虱。这让她想起集中营的黑暗生活，于是歇斯底里地将女儿剃成秃头。阿维那受尽白眼，愤而打伤势利的芭蕾舞教师，但逐渐发现母亲原来是一名战争英雄，开始由仇恨母亲变成尊敬母亲，也由仇恨乡里变成谅解乡里。最后母亲再度精神崩溃，女儿却已懂得打入新国家的生活，并接受父亲已死的事实。显然而见，“阿维那”，就是借代了整个新生的以色列。
这个“新以色列”，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记忆。这在美国犹太学者艾里斯的《一个犹太人的反省》有详细介绍。这是近年犹太左翼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获得美国学界两大殿堂级人物萨伊德和杭斯基牵头推荐，中心思想就是认为犹太人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正通过“牺牲另一民族(巴勒斯坦)的方式”得到治疗。无论上述立论是否具说服力，艾里斯对犹太记忆的分层，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认为，战前犹太人赖以复国的是“锡安主义”(Zionism)，理论基础是犹太人在欧洲被逼得没有生存空间，所以必须集中在其他地方复国，目的是单纯地建立家园。战后的以色列民族主义，却以二次大战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为图腾，认为犹太人经历了二次大战的苦难，应该获得补偿：补偿方式，也可以看成是“赎罪”的一种，简单直接，就是让以色列国更强大。
有意思的是，“后奥斯威辛主义”虽然直接影响战后的一代人，属于那代人的亲身经历，但它作为政治力量，只是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才广为人接受，那时以色列才需要解释何以占有对阿拉伯战争的道德高地。《阿维那的夏天》的年代，缩影了两大以色列记忆的矛盾和接轨：一方面，阿维那的母亲那一代人，因为“锡安主义”来到以色列建立家园；另一方面，他们的战时回忆，令日常生活难以正常化，之所以阿维那母亲钟情的男邻居情愿举家移民到澳洲，因为承受不了不同记忆在新国家并存的综合征，希望到别处重建家园。到了阿维那长大的那一代，家园已经建立了，追求就由“小以色列”变成了“大以色列”。结果，“后奥斯威辛主义”迅速普及化，而且在美国特别有市场，成为每次美国选举动员犹太选票的固定机制。
电影背景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那么这一代以色列人的集体回忆，又是什么?当奥斯威辛已经成了祖父的老皇历，这一代的直属回忆已经悄悄地变成了1987年的“因塔发达”(Intifada)运动，也就是巴勒斯坦群众反抗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统治的起义。那是以色列家园直接受冲击的第一波运动。如何避免继续流血、而又能维持以色列的强大，成了这一代以色列人的共同话题，也是沙龙脱离右翼利库德集团、创立前进党的群众基础。
问题是沙龙的浓厚军方背景，冲刷不掉的鹰派思想，以及他受惠于“后奥斯威辛主义”的客观现实，令他始终难以独自开启以色列的第三代记忆，难以开启一个以谈判方式继续扩大以色列能量的新时代。不过，沙龙中风后，接班人奥尔默特那谜一般的背景，那公开左倾的妻子(据说她在2006年选举才首次投丈夫一票)，以及他既不是欧洲犹太人后裔、又不是战后以色列新生代的独特身世(他出生在中国，祖先以中国哈尔滨为家)，却令他更容易成为这集体记忆的象征。
今日以色列的新一代，就像《阿维那的夏天》描绘的一代，处于两个集体记忆的交接点。奥尔默特领导以色列，也许会加速“后因塔发达时代”的出现，让它成为以色列的新集体记忆。当阿维那长大了，也许新的记忆，一切从《奥尔默特的夏天》开始。
沈旭晖，国际政治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本专栏观点属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