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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创新来说，造成创新非正常饱和的原因不仅仅是需求不足的问题，更是创新空间严重狭窄化后的创新供给不足问题
新近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Innovation Index，2011，简称GII)显示，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总体创新指数排名为第29位(2010年第43位，2009年第37位)。根据两个分指标来看，2011我国创新投入排名是第43位(2010年第67位)，创新产出指标我国排名第14位，在创新效率指标上，我国排在第3位。从上面列出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创新实力仍在快速提高，但是在创新分指标上看，我国创新的投入水平仍然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创新效率却奇迹般地达到了世界排名的第三，这组数据指涉的信息实在不容乐观，至少它反映了中国科技创新群体在现有的条件下已经达到了自我能力的极限，很难设想，在这种状态下创新能力提升的空间还有多大?
联想到近年来，创新理念像锄头一样似乎要把所有遭遇到的日常生活领域都翻一遍，从上到下以制度安排的形式被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角落，其影响可谓声势浩大。然而吊诡的是：中国整体创新能力仍然乏力，与大国身份完全不匹配，甚至变得越来越缺乏后劲。客观地说，我们所谓的创新大多还停留在低技术内容的创新层面。这种现状是相当令人费解的事情：一方面，国家把自主创新提高到国家的战略目标高度，整个社会对创新的重要性也有高度的认同；另一方面，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与个人却对创新缺乏足够的热情。这种强烈反差实在令人困惑。中国的创新到底在哪里出现了问题?
笔者认为，能够激发并保持创新活力需要三个支撑维度：即制度支撑、市场支撑(需求拉动型)与文化支撑，这三个支撑维度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空间。然而由于这三个支撑维度在中国还存在发展不对称问题，导致三个维度的不匹配直接压缩了交集的规模，这种现状硬性决定了创新空间有限，因而也就无力支持更大范围的创新活动，这就出现了创新在某一特定时段出现非正常饱和状态，甚至出现创新能力停滞或者衰退迹象，这才是中国创新乏力的根本原因。
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00年前提出创新概念以来，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类对于创新的理解已经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今天我们知道，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实现与充分展开是需要诸多条件支撑的，创新绝不是凭空产生的。从这意义上说，创新是昂贵的，它在任何时代也都是稀缺的。对于创新路径演变的考察，也就是对创新空间拓展的确认。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期提出线性创新模型，以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式来理解创新，实践证明，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无论是单纯的技术推动型创新还是市场拉动型创新，都无力解决创新的持续性问题。今天我们发现，创新活动的实现是需要在一个多维创新空间内完成的，创新空间的广度与质量直接决定了创新活动的广度与深度。
如果按照经合组织(0ECD)国家给出的创新分类方法，创新大体分为两类：技术性创新与非技术性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那么，技术性创新更多地与市场支撑与文化支撑有关，而非技术性创新则主要与制度支撑有关。在总体制度支撑方面我国排名98名(GII，2011)，制度支撑包括三项指标：政治环境(108名)、规制环境(76名)与商业环境(95名)。这三项指标我们得分都不高，这个现实已经严重制约了创新的制度空间。制度空间的狭窄直接影响非技术创新的拓展；在市场支撑方面，由于我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导致市场拉动的力量严重缩水，从而影响创新动力。反观当下国内市场，各种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存在，它们依靠垄断地位就可以轻易获利，哪里还有创新热情和动机。那些中小企业想创新，由于自身的实力的不足，以及存在经济学家苏利凡所总结的五种导致创新失败的因素：即糟糕的领导、糟糕的组织、糟糕的交流、糟糕的知识产权状况以及糟糕的知识管理水平，这些因素加剧了中小企业创新失败的可能性，导致中小企业创新热情受挫。
作为创新空间背景因素的文化支撑维度，由于当下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价值分裂的文化，即名义文化与实际文化的背离，实际运行的文化其主旨是世俗的功利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以功利为导向，而创新行为恰恰是可以给企业或个人带来利益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功利主义文化虽然缺乏形而上的追求，但对于创新行为是起到推动作用的。然而，企业与个人在践行这种功利主义文化追求创新利益的时候，却又时常遭遇到其他两个支撑条件的掣肘与制约，导致利益受损，甚至创新不如寻租的局面。
这些充分展现中国的创新空间是极为狭窄的，目前所取得的创新成就已是这个空间所能释放的极限了。相对于如此狭小的创新空间，中国的创新已经进入非正常饱和状态，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经济学家T·奥森顿在其2004年出版的《需求之死：在全球经济饱和背景下寻找增长》一书中曾指出：任何一家公司在其生命周期内，都要经历两种增长趋势：上升趋势与下降趋势。所谓创新饱和是指停止增长，并要开始下降时的转变点。他所依据的原理是自然限制理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需求饱和。其实，当代的创新活动是一种开放式创新，它对于创新空间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中国的创新来说，造成创新非正常饱和的原因不仅仅是需求不足的问题，更是创新空间严重狭窄化后的创新供给不足问题。
因此，解决创新饱和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最大程度上拓展创新空间，具体来说就是制度支撑条件与市场支撑条件的改革，再细化一些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里主要是指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提高政府效率，以及推进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加强规制环境与商业环境建设，破除市场垄断、完善监管、实行公平竞争。通过这样的努力，使三个支撑维度之间的匹配程度最大化，最大程度上拓展扭曲的创新空间，由此，创新饱和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这种努力也符合进化论原则：如果你想改变人们的行为，那你就需要首先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
新近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Innovation Index，2011，简称GII)显示，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总体创新指数排名为第29位(2010年第43位，2009年第37位)。根据两个分指标来看，2011我国创新投入排名是第43位(2010年第67位)，创新产出指标我国排名第14位，在创新效率指标上，我国排在第3位。从上面列出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创新实力仍在快速提高，但是在创新分指标上看，我国创新的投入水平仍然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创新效率却奇迹般地达到了世界排名的第三，这组数据指涉的信息实在不容乐观，至少它反映了中国科技创新群体在现有的条件下已经达到了自我能力的极限，很难设想，在这种状态下创新能力提升的空间还有多大?
联想到近年来，创新理念像锄头一样似乎要把所有遭遇到的日常生活领域都翻一遍，从上到下以制度安排的形式被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角落，其影响可谓声势浩大。然而吊诡的是：中国整体创新能力仍然乏力，与大国身份完全不匹配，甚至变得越来越缺乏后劲。客观地说，我们所谓的创新大多还停留在低技术内容的创新层面。这种现状是相当令人费解的事情：一方面，国家把自主创新提高到国家的战略目标高度，整个社会对创新的重要性也有高度的认同；另一方面，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与个人却对创新缺乏足够的热情。这种强烈反差实在令人困惑。中国的创新到底在哪里出现了问题?
笔者认为，能够激发并保持创新活力需要三个支撑维度：即制度支撑、市场支撑(需求拉动型)与文化支撑，这三个支撑维度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空间。然而由于这三个支撑维度在中国还存在发展不对称问题，导致三个维度的不匹配直接压缩了交集的规模，这种现状硬性决定了创新空间有限，因而也就无力支持更大范围的创新活动，这就出现了创新在某一特定时段出现非正常饱和状态，甚至出现创新能力停滞或者衰退迹象，这才是中国创新乏力的根本原因。
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00年前提出创新概念以来，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类对于创新的理解已经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今天我们知道，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实现与充分展开是需要诸多条件支撑的，创新绝不是凭空产生的。从这意义上说，创新是昂贵的，它在任何时代也都是稀缺的。对于创新路径演变的考察，也就是对创新空间拓展的确认。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期提出线性创新模型，以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式来理解创新，实践证明，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无论是单纯的技术推动型创新还是市场拉动型创新，都无力解决创新的持续性问题。今天我们发现，创新活动的实现是需要在一个多维创新空间内完成的，创新空间的广度与质量直接决定了创新活动的广度与深度。
如果按照经合组织(0ECD)国家给出的创新分类方法，创新大体分为两类：技术性创新与非技术性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那么，技术性创新更多地与市场支撑与文化支撑有关，而非技术性创新则主要与制度支撑有关。在总体制度支撑方面我国排名98名(GII，2011)，制度支撑包括三项指标：政治环境(108名)、规制环境(76名)与商业环境(95名)。这三项指标我们得分都不高，这个现实已经严重制约了创新的制度空间。制度空间的狭窄直接影响非技术创新的拓展；在市场支撑方面，由于我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导致市场拉动的力量严重缩水，从而影响创新动力。反观当下国内市场，各种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存在，它们依靠垄断地位就可以轻易获利，哪里还有创新热情和动机。那些中小企业想创新，由于自身的实力的不足，以及存在经济学家苏利凡所总结的五种导致创新失败的因素：即糟糕的领导、糟糕的组织、糟糕的交流、糟糕的知识产权状况以及糟糕的知识管理水平，这些因素加剧了中小企业创新失败的可能性，导致中小企业创新热情受挫。
作为创新空间背景因素的文化支撑维度，由于当下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价值分裂的文化，即名义文化与实际文化的背离，实际运行的文化其主旨是世俗的功利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以功利为导向，而创新行为恰恰是可以给企业或个人带来利益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功利主义文化虽然缺乏形而上的追求，但对于创新行为是起到推动作用的。然而，企业与个人在践行这种功利主义文化追求创新利益的时候，却又时常遭遇到其他两个支撑条件的掣肘与制约，导致利益受损，甚至创新不如寻租的局面。
这些充分展现中国的创新空间是极为狭窄的，目前所取得的创新成就已是这个空间所能释放的极限了。相对于如此狭小的创新空间，中国的创新已经进入非正常饱和状态，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经济学家T·奥森顿在其2004年出版的《需求之死：在全球经济饱和背景下寻找增长》一书中曾指出：任何一家公司在其生命周期内，都要经历两种增长趋势：上升趋势与下降趋势。所谓创新饱和是指停止增长，并要开始下降时的转变点。他所依据的原理是自然限制理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需求饱和。其实，当代的创新活动是一种开放式创新，它对于创新空间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中国的创新来说，造成创新非正常饱和的原因不仅仅是需求不足的问题，更是创新空间严重狭窄化后的创新供给不足问题。
因此，解决创新饱和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最大程度上拓展创新空间，具体来说就是制度支撑条件与市场支撑条件的改革，再细化一些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里主要是指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提高政府效率，以及推进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加强规制环境与商业环境建设，破除市场垄断、完善监管、实行公平竞争。通过这样的努力，使三个支撑维度之间的匹配程度最大化，最大程度上拓展扭曲的创新空间，由此，创新饱和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这种努力也符合进化论原则：如果你想改变人们的行为，那你就需要首先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