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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落美国高空间谍气球
1972年11月15日，一只美国高空间谍气球经由前苏联西伯利亚飞入我国上空，上面装有摄影及发射全套装置，能在10000～20000米的高空清晰地拍摄地面景物并发送回美国，美国的这种霸权行为激怒了各国空军，他们纷纷派出精锐飞行员上空拦截，却未能奏效。当时中国空军装备不算先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当时根本不具备击落气球的技术与能力，根本奈何不了它。中国战士决不能容忍如此嚣张的公然侵犯和挑衅，“打掉它！”中央军委首长果断指示。但打掉它又谈何容易？作战飞机两翼距离不过9米，但气球直径有15米，离远了，打不准。靠得太近了，高速飞行的飞机又很容易撞上气球并被气球裹住，造成机毁人亡，所以击落它的难度非常大。
在新疆，我空军派出优秀飞行员在高空拦截，却因经验不足，让气球跑了。11月15日，气球将飞经甘肃，如果不将其击落，它将继续东飞，使我国蒙受重大损失。情况十分紧急，刻不容缓！11月15日，我师接到上级首长命令，“美军间谍气球经过你部上空时，必须将其击落！”从电话中可以感受到首长对我部寄予的深切期望。
兰州军区空军首长连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命令我部挑选几名优秀的尖子飞行员，升空作战将其击落，我就是当时被选中的其中一员。
当日，我部飞行员整装待发，随着一颗信号弹，第一架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轰隆隆的炮声过后，气球却安然无恙。随后又起飞一架飞机拦击，战果仍然为零。两位战友的失利，使我顿时觉得身上的压力有千斤之重。这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我按下了飞机引擎，按预定的作戰方案，我射出了几发炮弹，气球没有伤着丝毫。照此打下去，命中的可能性很小。此时我在空中盘旋了一大圈，迅速拟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第一，靠近间谍气球，把原定射击距离由1000～2000米缩小到400～600米；第二，调整射击，抬高角度；第三，单炮射击命中率太低，改为三炮齐发。但这样做在飞行条例上是严格禁止的。靠得太近，高速飞行的飞机很容易撞上气球，造成机毁人亡；在万米高空三炮齐发，会造成发动机缺氧而停机。但神圣的使命感，使我顾不上那么多，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想方设法都要把间谍气球击落。时间紧迫，我开始向气球逼近，在距离气球500多米远的时候，三炮齐发，随着一声巨响，气球如同一个巨大的肥皂泡，在阳光的照射下立马灰飞烟灭。
当我平静地返回机场，走出座舱时，师团领导激动地握着我的手称赞说：“打出了国威，为空军争了光。”我击落高空侦察气球的消息报告到兰州军区空军，兰州军区空军首长专门派工作组到我部总结经验。
到蘑菇云中取样
飞行事业本身就是一项勇敢者的事业，驾机参加原子弹和氢弹核试验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核辐射危害极大，执行这样的任务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1972至1976年间，我先后三次参加了原子弹和氢弹核试验的“取样”飞行任务。当得知组织上让我参加试验时，我就把一身的劲儿都放在飞行上，埋头钻研业务，认真熟悉仪器设备，开始仔细考虑如何精心操作飞机。初次试飞，我仔细观察、琢磨，回来后，把几个关键点都铭记在心，把每一个步骤都像记电路图似的记录下来。经过一番努力，我顺利完成了三次核试验蘑菇云取样任务，并准确报读了当时空中的各种测量数据。
我国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当人们欣喜若狂地为我国拥有原子弹、氢弹而欢呼时，我更是激动万分，为自己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而感到自豪！为了鼓励我，组织给我记了三等功。1976年10月，又将我从某团的副大队长，直接提拔为某团的副团长。1977年，我光荣参加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然而，成功总是伴随着奉献甚至是牺牲。1976年在氢弹试验“取样”返回地面后，由于座舱密封不严，经仪器测试，结果显示我被有毒气体辐射了，对身体造成了较大损害。白血球由八千下降到二千，身体抵抗力明显减弱，并患上了眼角膜炎、胃炎、前列腺炎等疾病。受伤后，我被立即安排住院。我的飞行梦想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再飞行了吗？当时我真是心急如焚！
值得庆幸的是，空军首长和师部领导给予了我最大的关怀，医护人员给我制定了最佳的治疗方案。我积极配合治疗，同时注意适当锻炼身体，渐渐地我的身体康复了。
1977年9月，组织上为提高我的军事水平，派我到空军学院学习深造。在此期间，作为副团长，我不仅要加强理论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组织指挥能力。与此同时，我也利用这一学习机会，对过去的飞行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并做了大量笔记。1978年毕业后，我荣膺某团团长。新上任后，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全团有55名飞行员的情况下，采取分班飞行和跨昼夜飞行等办法，按期高质量地完成了所有任务。1979年，我指挥飞行场次达60多场，飞行时间长达113小时。为此，军区空军再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云南前线轮战
1984年，我奉命率某师指挥班子和某团到云南前线轮战。期间我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项是“空中走得动的问题”。这次轮战出征战机34架，由于准备充分，机务上没有出现漏油、漏气等现象，前后四个机场数千公里，飞行员都能够在每个机场依次发动、着陆成功。当天本场起飞，当天到达目的地机场，圆满完成了“走得动的问题”，实施空中高速机动的能力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二是组织严密，敢于担当。在轮战中，正好赶上收复老山、者阴山的战斗。根据上级指示，我严密组织战斗，作战前我尽可能把任务想得艰巨一些，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同时还和同志们一起商议，让大伙献计献策。由于准备充分，终于完成了掩护陆军作战、空中巡逻、佯动和反侦察窜扰等任务，保证了空中与地面的安全，受到了昆明指挥所和空军领导的表彰。战斗结束后，上级给我部所有人员都颁发了“老山、者阴山作战胜利纪念章”。返回部队后，兰空首长还专门安排我到兄弟部队做了参战经验介绍。
1985，军队实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我所在的某师予以撤销。两年后，空军将我从兰空调到广空，让我担任广州军区空军某师的师长。一下从工作了21年之久的兰州军区空军到完全陌生环境的广州军区空军，其中的不舍与艰辛只有我自己清楚。但作为一名军人，只要国家需要，我随时都做好了牺牲与奉献的准备，服从安排更是职责与使命，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1989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我被调到广州空军司令部任参谋长助理，负责作战系统与检查部队作战装备情况工作。1996年，我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结束了37年从军生涯。
回顾整个军旅生涯，我深深感恩党和国家对我的精心培养，为此，无论何时何地，服从命令、不怕牺牲、敢于战斗都始终是我人生的信条。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愿随时奉献自己的一切，即使生命也在所不惜！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我还是会这样做的。
1972年11月15日，一只美国高空间谍气球经由前苏联西伯利亚飞入我国上空，上面装有摄影及发射全套装置，能在10000～20000米的高空清晰地拍摄地面景物并发送回美国，美国的这种霸权行为激怒了各国空军，他们纷纷派出精锐飞行员上空拦截，却未能奏效。当时中国空军装备不算先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当时根本不具备击落气球的技术与能力，根本奈何不了它。中国战士决不能容忍如此嚣张的公然侵犯和挑衅，“打掉它！”中央军委首长果断指示。但打掉它又谈何容易？作战飞机两翼距离不过9米，但气球直径有15米，离远了，打不准。靠得太近了，高速飞行的飞机又很容易撞上气球并被气球裹住，造成机毁人亡，所以击落它的难度非常大。
在新疆，我空军派出优秀飞行员在高空拦截，却因经验不足，让气球跑了。11月15日，气球将飞经甘肃，如果不将其击落，它将继续东飞，使我国蒙受重大损失。情况十分紧急，刻不容缓！11月15日，我师接到上级首长命令，“美军间谍气球经过你部上空时，必须将其击落！”从电话中可以感受到首长对我部寄予的深切期望。
兰州军区空军首长连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命令我部挑选几名优秀的尖子飞行员，升空作战将其击落，我就是当时被选中的其中一员。
当日，我部飞行员整装待发，随着一颗信号弹，第一架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轰隆隆的炮声过后，气球却安然无恙。随后又起飞一架飞机拦击，战果仍然为零。两位战友的失利，使我顿时觉得身上的压力有千斤之重。这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我按下了飞机引擎，按预定的作戰方案，我射出了几发炮弹，气球没有伤着丝毫。照此打下去，命中的可能性很小。此时我在空中盘旋了一大圈，迅速拟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第一，靠近间谍气球，把原定射击距离由1000～2000米缩小到400～600米；第二，调整射击，抬高角度；第三，单炮射击命中率太低，改为三炮齐发。但这样做在飞行条例上是严格禁止的。靠得太近，高速飞行的飞机很容易撞上气球，造成机毁人亡；在万米高空三炮齐发，会造成发动机缺氧而停机。但神圣的使命感，使我顾不上那么多，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想方设法都要把间谍气球击落。时间紧迫，我开始向气球逼近，在距离气球500多米远的时候，三炮齐发，随着一声巨响，气球如同一个巨大的肥皂泡，在阳光的照射下立马灰飞烟灭。
当我平静地返回机场，走出座舱时，师团领导激动地握着我的手称赞说：“打出了国威，为空军争了光。”我击落高空侦察气球的消息报告到兰州军区空军，兰州军区空军首长专门派工作组到我部总结经验。
到蘑菇云中取样
飞行事业本身就是一项勇敢者的事业，驾机参加原子弹和氢弹核试验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核辐射危害极大，执行这样的任务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1972至1976年间，我先后三次参加了原子弹和氢弹核试验的“取样”飞行任务。当得知组织上让我参加试验时，我就把一身的劲儿都放在飞行上，埋头钻研业务，认真熟悉仪器设备，开始仔细考虑如何精心操作飞机。初次试飞，我仔细观察、琢磨，回来后，把几个关键点都铭记在心，把每一个步骤都像记电路图似的记录下来。经过一番努力，我顺利完成了三次核试验蘑菇云取样任务，并准确报读了当时空中的各种测量数据。
我国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当人们欣喜若狂地为我国拥有原子弹、氢弹而欢呼时，我更是激动万分，为自己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而感到自豪！为了鼓励我，组织给我记了三等功。1976年10月，又将我从某团的副大队长，直接提拔为某团的副团长。1977年，我光荣参加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然而，成功总是伴随着奉献甚至是牺牲。1976年在氢弹试验“取样”返回地面后，由于座舱密封不严，经仪器测试，结果显示我被有毒气体辐射了，对身体造成了较大损害。白血球由八千下降到二千，身体抵抗力明显减弱，并患上了眼角膜炎、胃炎、前列腺炎等疾病。受伤后，我被立即安排住院。我的飞行梦想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再飞行了吗？当时我真是心急如焚！
值得庆幸的是，空军首长和师部领导给予了我最大的关怀，医护人员给我制定了最佳的治疗方案。我积极配合治疗，同时注意适当锻炼身体，渐渐地我的身体康复了。
1977年9月，组织上为提高我的军事水平，派我到空军学院学习深造。在此期间，作为副团长，我不仅要加强理论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组织指挥能力。与此同时，我也利用这一学习机会，对过去的飞行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并做了大量笔记。1978年毕业后，我荣膺某团团长。新上任后，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全团有55名飞行员的情况下，采取分班飞行和跨昼夜飞行等办法，按期高质量地完成了所有任务。1979年，我指挥飞行场次达60多场，飞行时间长达113小时。为此，军区空军再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云南前线轮战
1984年，我奉命率某师指挥班子和某团到云南前线轮战。期间我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项是“空中走得动的问题”。这次轮战出征战机34架，由于准备充分，机务上没有出现漏油、漏气等现象，前后四个机场数千公里，飞行员都能够在每个机场依次发动、着陆成功。当天本场起飞，当天到达目的地机场，圆满完成了“走得动的问题”，实施空中高速机动的能力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二是组织严密，敢于担当。在轮战中，正好赶上收复老山、者阴山的战斗。根据上级指示，我严密组织战斗，作战前我尽可能把任务想得艰巨一些，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同时还和同志们一起商议，让大伙献计献策。由于准备充分，终于完成了掩护陆军作战、空中巡逻、佯动和反侦察窜扰等任务，保证了空中与地面的安全，受到了昆明指挥所和空军领导的表彰。战斗结束后，上级给我部所有人员都颁发了“老山、者阴山作战胜利纪念章”。返回部队后，兰空首长还专门安排我到兄弟部队做了参战经验介绍。
1985，军队实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我所在的某师予以撤销。两年后，空军将我从兰空调到广空，让我担任广州军区空军某师的师长。一下从工作了21年之久的兰州军区空军到完全陌生环境的广州军区空军，其中的不舍与艰辛只有我自己清楚。但作为一名军人，只要国家需要，我随时都做好了牺牲与奉献的准备，服从安排更是职责与使命，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1989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我被调到广州空军司令部任参谋长助理，负责作战系统与检查部队作战装备情况工作。1996年，我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结束了37年从军生涯。
回顾整个军旅生涯，我深深感恩党和国家对我的精心培养，为此，无论何时何地，服从命令、不怕牺牲、敢于战斗都始终是我人生的信条。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愿随时奉献自己的一切，即使生命也在所不惜！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我还是会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