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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酒楼上》通过对吕韦甫与阿顺之间日常化、肉身化的两性关系书写来彰显启蒙知识分子身份的沦丧,那么,这一命题在其他三篇小说中获得了正面的表述。《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叙述"我"与陈二妹之间的"认别"来使"我"原本被忘却、模糊的知识分子身份渐渐明朗、清晰,《二月》则通过萧涧秋对文嫂、采莲的启蒙、救助来完成萧涧秋的自我角色期待。而《迟桂花》中翁莲的形象俨然是知识男性"我"的多重自我的投射物。乡村女性作为一个"他者",不是被视为与自我完全疏离和断裂的,就是被作为"自我"的外在投射物。而这样的叙事策略实际上内蕴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逻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