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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要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控制关键行业和领域、外资企业占重要地位的市场主体格局。截止2011年底，中国约有1250万家企业（包括1204万家民营企业、45万家外资企业和12万家国有企业），还包括3700万家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是中国广大城乡居民赖以谋生的基础单位，也是民营经济的初级形式和后备力量，它们和私营经济、集体经济一起，构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血肉。但是尽管2005年以来总体上全国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数量有所恢复并超过1999年的最高水平，但不可否认，当前中国个体工商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中国个体工商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尽管指令性计划经济时期也并未完全根绝个体经济，但总体而言个体工商户是中国进入新阶段后的产物。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决定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发现，没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是没有灵魂的。他一方面把荣毅仁等五位老商人请出来，通过开办公司延续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根脉，并允许在广大城镇和农村成立个体工商户。这样，一方面解决70年代末城乡广泛存在的失业和待业问题，另一方面从市场主体的角度让中国经济真正活起来。
事实上，当今天我们后人来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成就时，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因为它成功地激活了存在于中国人心底的商业意识和聪明才智。从1979年某一天中国第一家个体工商户注册成立，到2011年，中国已经拥有了超过1200万家民营企业和3700万户个体工商户。这些被称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单位，是中国市场经济赖以可持续增长并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基本要素。隐含在这些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背后的，则是蕴藏于中华大地13亿普通居民内心中对个人财富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通过满足别人来获得个人社会收益、实现自身价值的行为，就是市场经济中被歌颂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曾经蓬勃发展的个体工商业被压缩了生存空间
从30年来中国发展历程看，中国个体工商户有两个黄金发展时期。第一个是1982-1985年间。这是中国个体工商户注册数量增速“空前绝后”的时期，个体户注册数量分别增长125.7%、58.1%、25.5%。20世纪70年代末打破计划体制、允许农村承包制和城乡民营经济发展的放松管制浪潮。尽管整个80年代仍然充满了“左”、“右”的政治争议，但城乡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令中央计划者大呼意外，兴奋不已。城市民营经济则为解决城市的严重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80年代的创业者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整个80年代充满了通过创业来赚取个人财富的“自由市场经济”气氛，人们也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个是1993至1995年。三年间，中国个体工商户数量大幅增加，分别增长15.2%、23.8%、15.6%。上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随后中央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激发出来一股强大的创业浪潮。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思想。今天，这批在邓小平南方讲话鼓舞下下海的创业家，被称为“92派”，他们中有著名的企业家如俞敏洪、冯仑、史玉柱、朱新礼、黄怒波、郭广昌等，也有著名的民营大企业如海南航空、复星高科、河南建业、顺丰速运、汇源果汁等。
必须要提到1999至2004年这一阶段。在经过了1993至1995年的高速发展后，1996至1999年，中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数量稳定发展时期（增长率都是个位数），1999年的3160万户注册数量，是1979-2008年的最高点。但是此后的1999-2004年，中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出现了大幅萎缩，从1999年的3160万户下降到2000年的2571.4万户，萎缩了18.6%；进而下降到2004年的2350万户。经济学家认为导致个体工商户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除了政府清理无效注册外，还有因为大规模城市化、城市建设，压缩了个体工商户的生存环境。
2005至2011年，中国个体工商户才逐渐恢复（增长率为个位数），并在2009年超过了历史上1999年的最高点（达到3197.4万户）。2011年，个体工商户数量达到3756.5万户，比上年底增长了8.8%，资金数额1.6万亿，比上年底增长20.8%。这显示中国社会存在强烈的创业愿望和冲动。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困扰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因素不一而足
尽管中国城乡居民有着强烈的创业愿望，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社会政策存在一定问题，最终形成了几个影响个体工商户生存和发展的突出因素。这些因素的结果就是中国个体工商户生存困难、发展困难，社会创业氛围和创业精神被压抑。
房租高企是影响个体工商户生存和发展的第一因素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许多城市搞片面的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规划，将临街店铺或拆迁，或改造，许多城市将个体工商户赖以生存的集贸市场改变为大型超市或连锁店。在全国性的土地财政和GDP导向作用下，城镇店铺房租直线上升，个体工商户的利润中的一大部分都要交房租。
高税费是影响个体工商户生存和发展的第二因素
从1996年起，随着全国的商品供求关系进入“买方市场”，绝大多数行业的经营也相继进入“微利时代”。1998年年以来，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税负水平绝大多数地区也只是在2%-2.3%之间，而小规模纳税人则必须按则必须按4%的征收率纳税。简单对比看，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大大高于一般纳税人。除了税，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比如工商、质检、卫生防疫，甚至一些地方的土管所、建设所、劳动所、计生所、派出所，都要依靠乱收费和乱罚款过日子。有概括认为，1/3的税，2/3的费，个体工商户创业“油水”几被榨干。
城市管理是影响个体工商户的第三因素
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个体户需要提供经营地址，但高企的店铺租金阻止了许多创业者开设店铺的梦想。此时，人力车、街头摊点是个体工商户通常采用的方式。但我国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城市管理执法，清理整顿各种街头摊贩，让他们无处创业。城市干净了，但居民创业之门却被关闭了。 行政审批及检查、处罚时存在寻租空间是影响个体工商户的第四因素
俗话称之为“吃拿卡要”。一是行政审批和许可项目的设置大多采用前置审批；二是许多收费项目对具体的个体工商户收多少，与公职人员的权力有很大关系；三是一些法律和政府部门规定的违规罚款上下限差距太大，给公职人员留下了丰厚的灰色或黑色空间；四是各种突击大检查给个体工商户带来太大麻烦。
除了上述突出因素外，还有个体工商户融资难等问题。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直接结果：中国创业太困难。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业数量萎缩。部分地区个体户绝对数量减少，许多地区个体户增速缓慢。比如北京地区2008年个体工商户数量比2007年减少了1800多家。第二，个体工商户资本积累少。在城管、卫生、工商、城建等“联合执法”下，多数个体工商户仅能勉强度日，糊口而已，难以经过资本积累和投入再生产过程成长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第三，也是结果最严重的一点，就是个体经济吸纳就业有限。目前全国3700万家个体工商户仅能解决7000多万人的基本就业，城镇个体、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少，必然带来就业困难。第四，创业精神萎缩。由于创业困难，同时政府部门却日渐庞大。中国出现汹涌的“考公务员潮”和“进国企潮”，“下海潮”再也找不到了。
“松绑”个体工商户建设创业型社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可以看作是一次从完全管制到逐渐向市场化放松管制的过程。管制每放松一点，中国人的创业冲动和企业家才能就被释放一点，中国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就多一批，中国经济就更加繁荣一些。从个体工商户角度看，30年来正是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的两次大规模鼓励创业的放松管制浪潮，才造就了今天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包括个体工商户的生存环境改善，都需要进一步启动大规模的放松管制。
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APEC会议上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商业投资环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2012年初，温家宝总理也在多个场合指出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通过改革解决发展困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希望这种政策思路能够更加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形成新一轮的创业潮和下海潮。
中国个体工商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尽管指令性计划经济时期也并未完全根绝个体经济，但总体而言个体工商户是中国进入新阶段后的产物。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决定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发现，没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是没有灵魂的。他一方面把荣毅仁等五位老商人请出来，通过开办公司延续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根脉，并允许在广大城镇和农村成立个体工商户。这样，一方面解决70年代末城乡广泛存在的失业和待业问题，另一方面从市场主体的角度让中国经济真正活起来。
事实上，当今天我们后人来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成就时，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因为它成功地激活了存在于中国人心底的商业意识和聪明才智。从1979年某一天中国第一家个体工商户注册成立，到2011年，中国已经拥有了超过1200万家民营企业和3700万户个体工商户。这些被称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单位，是中国市场经济赖以可持续增长并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基本要素。隐含在这些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背后的，则是蕴藏于中华大地13亿普通居民内心中对个人财富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通过满足别人来获得个人社会收益、实现自身价值的行为，就是市场经济中被歌颂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曾经蓬勃发展的个体工商业被压缩了生存空间
从30年来中国发展历程看，中国个体工商户有两个黄金发展时期。第一个是1982-1985年间。这是中国个体工商户注册数量增速“空前绝后”的时期，个体户注册数量分别增长125.7%、58.1%、25.5%。20世纪70年代末打破计划体制、允许农村承包制和城乡民营经济发展的放松管制浪潮。尽管整个80年代仍然充满了“左”、“右”的政治争议，但城乡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令中央计划者大呼意外，兴奋不已。城市民营经济则为解决城市的严重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80年代的创业者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整个80年代充满了通过创业来赚取个人财富的“自由市场经济”气氛，人们也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个是1993至1995年。三年间，中国个体工商户数量大幅增加，分别增长15.2%、23.8%、15.6%。上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随后中央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激发出来一股强大的创业浪潮。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思想。今天，这批在邓小平南方讲话鼓舞下下海的创业家，被称为“92派”，他们中有著名的企业家如俞敏洪、冯仑、史玉柱、朱新礼、黄怒波、郭广昌等，也有著名的民营大企业如海南航空、复星高科、河南建业、顺丰速运、汇源果汁等。
必须要提到1999至2004年这一阶段。在经过了1993至1995年的高速发展后，1996至1999年，中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数量稳定发展时期（增长率都是个位数），1999年的3160万户注册数量，是1979-2008年的最高点。但是此后的1999-2004年，中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出现了大幅萎缩，从1999年的3160万户下降到2000年的2571.4万户，萎缩了18.6%；进而下降到2004年的2350万户。经济学家认为导致个体工商户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除了政府清理无效注册外，还有因为大规模城市化、城市建设，压缩了个体工商户的生存环境。
2005至2011年，中国个体工商户才逐渐恢复（增长率为个位数），并在2009年超过了历史上1999年的最高点（达到3197.4万户）。2011年，个体工商户数量达到3756.5万户，比上年底增长了8.8%，资金数额1.6万亿，比上年底增长20.8%。这显示中国社会存在强烈的创业愿望和冲动。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困扰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因素不一而足
尽管中国城乡居民有着强烈的创业愿望，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社会政策存在一定问题，最终形成了几个影响个体工商户生存和发展的突出因素。这些因素的结果就是中国个体工商户生存困难、发展困难，社会创业氛围和创业精神被压抑。
房租高企是影响个体工商户生存和发展的第一因素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许多城市搞片面的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规划，将临街店铺或拆迁，或改造，许多城市将个体工商户赖以生存的集贸市场改变为大型超市或连锁店。在全国性的土地财政和GDP导向作用下，城镇店铺房租直线上升，个体工商户的利润中的一大部分都要交房租。
高税费是影响个体工商户生存和发展的第二因素
从1996年起，随着全国的商品供求关系进入“买方市场”，绝大多数行业的经营也相继进入“微利时代”。1998年年以来，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税负水平绝大多数地区也只是在2%-2.3%之间，而小规模纳税人则必须按则必须按4%的征收率纳税。简单对比看，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大大高于一般纳税人。除了税，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比如工商、质检、卫生防疫，甚至一些地方的土管所、建设所、劳动所、计生所、派出所，都要依靠乱收费和乱罚款过日子。有概括认为，1/3的税，2/3的费，个体工商户创业“油水”几被榨干。
城市管理是影响个体工商户的第三因素
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个体户需要提供经营地址，但高企的店铺租金阻止了许多创业者开设店铺的梦想。此时，人力车、街头摊点是个体工商户通常采用的方式。但我国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城市管理执法，清理整顿各种街头摊贩，让他们无处创业。城市干净了，但居民创业之门却被关闭了。 行政审批及检查、处罚时存在寻租空间是影响个体工商户的第四因素
俗话称之为“吃拿卡要”。一是行政审批和许可项目的设置大多采用前置审批；二是许多收费项目对具体的个体工商户收多少，与公职人员的权力有很大关系；三是一些法律和政府部门规定的违规罚款上下限差距太大，给公职人员留下了丰厚的灰色或黑色空间；四是各种突击大检查给个体工商户带来太大麻烦。
除了上述突出因素外，还有个体工商户融资难等问题。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直接结果：中国创业太困难。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业数量萎缩。部分地区个体户绝对数量减少，许多地区个体户增速缓慢。比如北京地区2008年个体工商户数量比2007年减少了1800多家。第二，个体工商户资本积累少。在城管、卫生、工商、城建等“联合执法”下，多数个体工商户仅能勉强度日，糊口而已，难以经过资本积累和投入再生产过程成长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第三，也是结果最严重的一点，就是个体经济吸纳就业有限。目前全国3700万家个体工商户仅能解决7000多万人的基本就业，城镇个体、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少，必然带来就业困难。第四，创业精神萎缩。由于创业困难，同时政府部门却日渐庞大。中国出现汹涌的“考公务员潮”和“进国企潮”，“下海潮”再也找不到了。
“松绑”个体工商户建设创业型社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可以看作是一次从完全管制到逐渐向市场化放松管制的过程。管制每放松一点，中国人的创业冲动和企业家才能就被释放一点，中国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就多一批，中国经济就更加繁荣一些。从个体工商户角度看，30年来正是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的两次大规模鼓励创业的放松管制浪潮，才造就了今天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包括个体工商户的生存环境改善，都需要进一步启动大规模的放松管制。
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APEC会议上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商业投资环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2012年初，温家宝总理也在多个场合指出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通过改革解决发展困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希望这种政策思路能够更加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形成新一轮的创业潮和下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