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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时期,大多数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追求最终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但即使不能做官,由于掌握文化知识,他们靠着常规性的坐馆、作幕宾、经营田产、收取润笔费、占卜行医以及非常规的接受馈赠、选取八股文、经商等手段,也可以取得比普通百姓好得多的生活境遇.“惟有读书高”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能够出仕为官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社会中士人处于“普遍贫困”中的“相对贫困”状态,人们在下意识中把其他群体的贫困附会在他们身上;士人本有条件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但由于其醉心科举而放弃了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士人的相对贫困还与其自身特有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士人穷困潦倒的形象产生,与士人本身掌握知识并进行传播的便利有关,这正是传统社会士人享有话语权的体现.士人能够获得这样的生活状态,深层的原因是,士人阶层是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较大的制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