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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挤上一辆28路公交车，沿魏都大道，一路向北。大同古称平城，曾是北魏都城。
车厢内挤满人，面前的座位上坐着一位老人，双目微合，轻击手掌，随后又摘掉毡帽，用指肚敲打银发稀疏的头顶。两站地后，他睁开眼，双手抓着前排座椅靠背，吃力地站起身。他在原地隔着人群向前后门张望，迟疑着，似乎是在判断哪个车门更近。我侧了下身，示意他从后门下车。
我刚要坐在空座上，一个穿貂皮大衣的胖女人挤了过来，麻利地坐下。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软塌塌的煎饼果子，大口吃起来。
我挪向汽车中部，食物的味道尾随而至。
我探身用手套抹了抹车窗上的哈气。马路对面是大同工人体育场，这座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环形建筑，几乎淹没在周围落着厚厚灰尘的游乐设施中。摩天轮、过山车、旋转木马……或许冬季过后它们才会运转。
等红灯的车越聚越多，每辆车都冒着白色的尾气。并排的一辆轿车里坐着一位穿灰色居士服的老人，枯瘦的手在捻动一串儿念珠。
哈气再次蒙住车窗。乘客都沉默着，坐在车厢后部的人仿佛坐在观众席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前面的人。
我在清远西街站下了车。
古城墙就在东侧，这座2008年后修复的古城墙建于明代，是大将军徐达在辽、金、元旧城的基础上增筑而成。城墙下的护城河结了冰，上面覆着积雪。
我沿着城墙向大同公园走去。
公园的树林里传出高亢激昂的歌声——《咱们工人有力量》，一群中老年人围在布满脚印的雪地上大合唱，雪光映得他们脸色苍白。一个硕大的雪球躺在邻近的树荫下，正无声地消融。
一只棕腹啄木鸟在一株槐树上蹿上跳下，它用尖喙在冻硬的树干上频频敲击，借助声音探寻食物。
我在公园中央的一座工农兵雕像前驻足，在数米高的花岗岩基座上，三个人昂首阔步，仿佛要挣脱基座。
三位身披绶带的老人在雕像下闲聊，前面的长桌上摆着一排登记簿，泛黄的封皮上写着：离婚男（丧偶男）、离婚女（丧偶女）、外地男、外地女……
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是自己找配偶，还是帮父母找。他穿着款式老旧的棉大衣，腋下夹着平板电脑和两本文件夹，他将其中一本文件夹摊在地上，里面密布着征婚信息和各色男女照片。
我走出公园。门口一侧的人行道上，四个卦摊一字排开。
一个穿白裘皮大衣的女人坐在马扎上，听对面的老人为她占卜运势。她从香奈儿手袋里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后，狠狠吸了两口，然后把兜帽罩在了头上，烟灰落在地面的红布上，上面写着：“知过去，看未来。”
一个姑娘凑到我身边，她刚从另一个卦摊算完。
“挺准的，真的！”她很肯定地告诉我，“说我学历不高，家境不好。你能看出我家境不好吗？”姑娘的头上束着一条多彩发带，寒冷给她的脸蛋儿涂了两抹腮红。
我摇摇头：“那未来咋说？”
“未来知道自己缺啥呗！”
“缺啥？”我搓着手问她。
“天时，地利，人和，我缺天！”姑娘睁大浅褐色的眼睛，确定不疑地说。
“你也算算嘛，感受一下大同文化，十块钱，不贵。”她给我推荐了两个算命先生，“那个准，那个也挺准。”
一辆闪亮的黑色奥迪轿车停在路边，下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和一位像是他母亲的女人，走向那个“也挺准”的算命先生。
我谢绝了姑娘的好意。
在华林新天地的肯德基，我要了一杯热咖啡端上二楼。
楼上只有三名顾客。落地窗通透而明亮，天花板上的暖风机呼呼吹着，我靠窗而坐。
斜对面坐著两个小伙子，桌上摆着两支白色小瓶，一个在热切地说，另一个歪着头将信将疑地听，并不时拿起瓶子端详。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楼梯口，他扭头盯着我。
两个小伙子互加了微信，“是100吧？” “99块8。”收款的小伙子道了谢，背着两个大双肩包向我走来。
“大哥，打扰下，去污产品您关注下。”他拿出黑色记号笔在一条绿毛巾上划了两道儿，然后拿出白色小瓶一喷，毛巾一搓，黑道儿没了。
我摆手示意不需要。他却从背包里不断掏出一系列产品：清洗油烟机的、给皮衣上光的、洗内衣内裤的……
我扣上杯盖，把脸转向窗外，街角花池的灌木上缀满艳丽的塑料枫叶，一群黑黢黢的麻雀炸着羽毛在灌木下啄食草籽。
推销的小伙子走了，买产品的小伙子还在座位上。立在桌上的小白瓶仿佛两根炫耀胜利的手指，他瞅着瓶子发了会儿呆，仰头长嘘了口气。然后他站起身，套上脖套，戴上抓绒帽，把两支小白瓶用力塞进牛仔裤的后口袋。
老人的目光仍在我身上。
我喝了半杯咖啡，起身离开。
“你这相机是徕卡吧？”经过老人身边时，他突然冒出一句。
古城墙横亘在马路对面，黑色的人影从城门内进进出出。
圣诞节前一天，我抵达大同。平安夜的华严街充满节日气氛，商店橱窗闪着节日彩灯，喧嚣的音乐交织着嘈杂的广告响彻街道，女售货员头上戴着鹿角头饰，从店内向外张望。街上却行人寥落，只有穿着臃肿、套着荧光马甲的清洁工走来走去。尽头的华严广场空旷无人，两个瘦高的老外背着半人高的登山包，匆匆穿过广场，消失在暗冷的街巷深处。
现在已近中午，在教场街的福兴斋，我点了一屉羊肉烧麦和一壶奶茶。小饭馆热气腾腾，坐满当地食客，水蒸气在玻璃窗上流淌，一只波斯猫蜷在窗台上睡午觉，身体轻轻地起伏着。饭馆只营业到下午两点半。在古城内，这样有市井气息的小馆子已不多見。
离开大同前，我决定去看一看位于城南的善化寺。1933年秋，梁思成曾站在城墙上拍下它的旧影。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末被毁，金代重修，到了明朝，又进行了修缮。
没有僧人，没有香火，没有游客，有的只是冬日的沉寂与建筑本身所展示的美。
建于辽代的大雄宝殿坐落在三米多高的台基上，雄阔巍然，承续着唐刹之风。殿檐下垒叠的斗拱粗犷拙朴，仿如一团团枯干的花朵，定格在盛放时刻。
步入殿门的那一刻，我仿佛一下子凝固了。我长久地伫立在大殿内的五方佛前，佛像的金身上披着岁月的尘埃，身廓与容颜浑然于殿内的幽光中。
一缕紫色斜阳越过三圣殿的屋脊，投在佛坛中央卢舍那佛的法相上，徐徐落下。
慑人心魄的静默在大殿内盘旋，一种毫无来由的感动涌上心头。我的眼睛潮湿了。
走出善化寺，我抬头望向天空，太阳消失了。一只灰喜鹊藏在桧柏中，发出一长串儿干涩嘶哑的叫声。
平城笼罩在银色的薄暮中，一台吊车停在永泰门的城楼下，工人们正准备往城墙上吊装一只表情惊讶的粉色老鼠花灯，古都灯会为期不远——此时没有人能料到，千里之外的一场疫情正在向全国蔓延，灯会在除夕（开幕第五天）就被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