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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喻的语言及隐喻思维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发展起来的。在跨文化的背景中，隐喻思维创造了不同的人类文化，也创造了不同语境中的文化诗学。论文通过举例，对跨文化背景下的隐喻思维与文化诗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指出隐喻思维才能创造人类文明与文化诗学。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隐喻思维；文化诗学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一 隐喻与文化
近年来，语言学家及文学家们对隐喻的研究已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修辞手法；更多的研究认为，隐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手段，是人类在通过相似、联想寻求已知事物与抽象事物或另一些事物的关联的过程中，寻求语言及其使用的一般规律。同时，隐喻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认知现象，在其使用过程中，须以文化背景为依托，更体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隐喻与文化的关系首先体现在隐喻反映着民族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语言、习俗、惯例乃至历史特点、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的集合表述，而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隐喻作为语言的重要表达方式，如镜子一样，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这又是由于隐喻认知的普遍性决定的，在我们的周围，隐喻认知无处不在，它反映了这个民族人们的普遍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状况。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隐喻的理解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对隐喻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其次，文化在隐喻中得以体现。语言文化具有传承的特性，隐喻对传承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及思维模式等起着重要作用。隐喻的发展变化折射出该时代人们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随着不同时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不同具有隐喻特性的事物，从而产生不同的隐喻语言，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透过隐喻，我们可以探寻民族文化的发展史。
隐喻是人们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的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模式。文化在隐喻认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文化的民族特性与规约性决定着隐喻认知的民族特性。在中国，精卫填海、掩耳盗铃、愚公移山、三顾茅庐、大意失荆州、阿Q、祥林嫂，孔已己、大锅饭等不同时代关于事件、人物的隐喻词汇，反映了这个民族在不同时代的思维状态及历史文化的不同发展状态，体现出人们不同的认知观念。同时，也为后人学习历史、继承与发展历史成果提供了依据，它反映出一定的文化底蕴与积淀。脱离文化背景的隐喻理解是片面的、不成熟的、甚至错误的认知。因此，我们说构成隐喻概念的过程就是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过程。
二 跨文化交际中的隐喻思维与文化诗学
1 隐喻思维创造文化诗学
隐喻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手段，也是人们彼此了解、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思维方式。隐喻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是在最基本的隐喻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世界各国是天地人神共存而相同的灵感世界。当人们在生命与太阳、自由与小鸟、美丽与鲜花、狡猾与狐狸、贪婪与豺狼等概念之间发现相通之处后，就有了原始人的思维，也就是诗学的思维。这种思维随着人的进化而成为一种主动的探索思维，促进人的文化诗学创新和认知发展。其中，精神的创造、理性的思维是隐喻思维在诗学发展的里程碑。哲学与科学是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体现着精神的创造与探索，是人类的思想方法与上层建筑，隐喻语言的表达正是指向这种精神的存在。精神与意识是抽象的，没有隐喻的思维，隐喻性的语言是举步维艰的。只有借助创造性诗性的思维，才能使理性的认知变为现实的可能。
2 中西文化的隐喻思维比较
隐喻的思维与诗性的语言必然与文化语境紧密相连。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从而导致思维的差异及诗学语言的差异。如在西方文化中，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其重要的特征，神童、面具、十字架、羔羊、上帝等无不与“神”密切相关。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缺乏宗教文化思想的浸润，人与自然的感应往往成为文化原型的始作俑者，石头、古船、月亮、红豆、钟声、松、竹、梅、菊等经过无数文人墨客的演绎，构成了中国隐喻原型的典范。
对于不可认知的世界，人们用细节性的词语来反映一种直觉感悟，是不可直言的曲折喻义，正如陶渊明所写到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表现形式上，隐喻就是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实际上，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是人们思维、行动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方式。隐喻深深地根植于人的体验中，也深深地根植于文化中，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隐喻是各种文化内容的载体，可以探触各种文化的内涵，隐喻的产生和使用过程折射出其固有的认知本质和文化根源，具有重要的文化认知价值。
人通过对隐喻语言的拥有而拥有了世界，拥有了探索世界的利器。言语隐喻使人超越了物的限制而走向精神创造。因此，人类可以创造自己的文化诗学。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中，《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结晶，对语言和西方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贯穿于整部《圣经》的牧羊人的隐喻，与所罗门智慧有关的隐喻。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具体存在形式，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我们使用和创造一个新的隐喻时，已经植根于我们脑海中的文化必定会在隐喻中有所体现，打上文化烙印的隐喻反过来又渗透到文化中，两者相互映衬。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隐喻思维在诗歌中体现的例子不胜枚举，其隐喻思维又因各国的历史进程、文化背景及民族特色而各不相同。如王维的诗歌《椒园》：“桂尊迎帝子，杜若赠佳人。椒浆奠瑶席，欲下云中君。”诗中借用屈原《九歌》中的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厌恶昏君、渴望明主治国的复杂情感。在《九歌》中，屈原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古代神话传说等展示给大家一个宏伟壮丽的场面。在他眼里，花、鸟、树木等都代表着不同的道德。在诗中，诗人用美酒、香草、玉席等展现华丽的盛宴。“云中君”和“帝子”都代表着诗人心目中的明君形象。这些隐喻思维的形式在西方人眼里是难以准确理解其隐喻意义的，因为西方人是没有社会语境的，没有时代背景知识的，也无法真正理解屈原诗歌的隐喻思维特征。 在西方，泛神论的思想曾对哲学、文学、艺术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认为，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万物中。因此，在西方的诗歌中，尤其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其中的隐喻思想都与其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以当时有代表性的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作《水仙》（The Danffodils）为例：
我独自漫游，像山谷上空
悠悠飘过的一朵云霓。
蓦然举目，我望见一丛
金黄的水仙！缤纷茂密；
在湖水之滨，树阴之下。
正随风摇曳！舞姿潇洒。
“我独自漫游，像山谷上空悠悠飘过的一朵云霓”，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云霓”既是“自由的化身”又是不受羁绊的思想。它是华兹华斯追求的至高目标以使自己暂时忘却内心的伤痛。
通过中西文化的隐喻思维比较分析，我们得出：隐喻语言创造诗学，隐喻思维是文化诗学的灵魂。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隐喻含义的理解及隐喻思维的体现是与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及人类认知事物的方式密切相关联的。
要了解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了解人类的思维发展，学习跨文化交际中的隐喻语言及隐喻成为必然。
三 跨文化交际中的隐喻思维
科恩认为，隐喻使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紧密程度，隐喻性话语就如“送礼”一样，使得社会集团的成员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和“归属感”。同时，我们理解隐喻意义，不能脱离社会语境和交际语境，只有在相互之间的知识、信仰、意图和态度等都非常熟悉的人们之间才能被理解。在理解隐喻的过程中，背景知识与语境对隐喻理解毫无疑问起着很大作用。隐喻的创造功能与语境的激发有关。隐喻的理解推导过程需要人类有关的语境知识，格赖斯认为，这里的语境知识是关于交际者社会文化方面的背景知识，它们是交际者提前所具有的，是静止的。斯珀伯认为，隐喻理解中的语境是动态的，随着交际过程的变化语境是不断扩大、修正、变化的。斯珀伯对语境的动态认识观会给我们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带来理论上的支撑。
隐喻的本质是根据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它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手段，在无意识中构造着人类的思维、推理和经验。而这种认知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完成的，因此负载着当时的文化信息，体现了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隐喻的变化也反映着语言使用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史。思维方式又同社会和民族文化心理相照应，这也就决定了隐喻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另外，隐喻的实现过程中，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言语行为主体会不经意地用到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喻体，这使得隐喻反过来反映这种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取向。透过隐喻可以透视文化，可以探寻到整个文化的概念体系，包括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模式等，如：“the shephfer”（牧羊人），“the gate of sheep”（羊的门）等许多词用来称呼耶稣；而许多宗教传说中人物的名字也成为英语词汇中的一部分，如：“Hercules”（海格立斯）是大力士的代名词，“Judas”（犹大）被喻为“叛徒”。这些隐喻对于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中国人来说，不容易理解。同样，中国文化中的“金屋藏娇”、“败走麦城”、“四面楚歌”、“暗度陈仓”、“嗷嗷待哺”、“刘姥姥逛大观园”等成语，因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时代背景，对于西方人来说也是有难度的。因此，在跨文化的背景中，对隐喻语言的学习和对隐喻思维的理解对我们加强异域文化的学习和中西方历史的发展进程帮助很大。总之，隐喻是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纽带。
四 跨文化交际、隐喻思维、文化诗学三者的关联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人的隐喻思维是被动的，这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还没有充分的发展，隐喻的表达是对语言潜意识构造的直觉性的运用。随着交流的增多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各社会群体交流和各社会团体交流的增多以及后来跨文化交际的日益频繁，理性思维有了发展，对人、自然、世界的感悟体验中有了天地人神相同共处的诗情画意的文化诗学。而朦胧的模糊意境产生了中国山水化的文化喻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语言是用来交际的，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隐喻不仅存在于语言，它还创造语言文化本身。它是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纽带，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厚重感和神秘特色。也只有隐喻的语言才能激起人们相互了解的欲望，才能倾诉我们对思维创造的焦灼，才能将苍白的语言编码变成洋溢着诗情画意的世界。只有隐喻的思维才能将文化的诗学也变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隐喻是远古先民用以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具有想象性与诗学特性；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理性思维有了一席之地。而中国文明保存着古代文明的诗性智慧，隐喻思维延续着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西方的隐喻思维逐渐有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成分，中西隐喻诗学特性与隐喻思维方式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发展形态、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语境所致。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为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也带来了启示。
参考文献：
[1]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Lakoff,Johnson.Metaphor We Lived by[M].Chicago Press,1980.
[3]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梁旭红：《隐喻中的隐蔽文化研究》，《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6]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7] 张维鼎：《语言与文化纵论》，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王晓宏，女，1975—，四川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语言教学，工作单位：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隐喻思维；文化诗学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一 隐喻与文化
近年来，语言学家及文学家们对隐喻的研究已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修辞手法；更多的研究认为，隐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手段，是人类在通过相似、联想寻求已知事物与抽象事物或另一些事物的关联的过程中，寻求语言及其使用的一般规律。同时，隐喻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认知现象，在其使用过程中，须以文化背景为依托，更体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隐喻与文化的关系首先体现在隐喻反映着民族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语言、习俗、惯例乃至历史特点、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的集合表述，而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隐喻作为语言的重要表达方式，如镜子一样，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这又是由于隐喻认知的普遍性决定的，在我们的周围，隐喻认知无处不在，它反映了这个民族人们的普遍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状况。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隐喻的理解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对隐喻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其次，文化在隐喻中得以体现。语言文化具有传承的特性，隐喻对传承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及思维模式等起着重要作用。隐喻的发展变化折射出该时代人们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随着不同时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不同具有隐喻特性的事物，从而产生不同的隐喻语言，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透过隐喻，我们可以探寻民族文化的发展史。
隐喻是人们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的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模式。文化在隐喻认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文化的民族特性与规约性决定着隐喻认知的民族特性。在中国，精卫填海、掩耳盗铃、愚公移山、三顾茅庐、大意失荆州、阿Q、祥林嫂，孔已己、大锅饭等不同时代关于事件、人物的隐喻词汇，反映了这个民族在不同时代的思维状态及历史文化的不同发展状态，体现出人们不同的认知观念。同时，也为后人学习历史、继承与发展历史成果提供了依据，它反映出一定的文化底蕴与积淀。脱离文化背景的隐喻理解是片面的、不成熟的、甚至错误的认知。因此，我们说构成隐喻概念的过程就是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过程。
二 跨文化交际中的隐喻思维与文化诗学
1 隐喻思维创造文化诗学
隐喻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手段，也是人们彼此了解、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思维方式。隐喻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是在最基本的隐喻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世界各国是天地人神共存而相同的灵感世界。当人们在生命与太阳、自由与小鸟、美丽与鲜花、狡猾与狐狸、贪婪与豺狼等概念之间发现相通之处后，就有了原始人的思维，也就是诗学的思维。这种思维随着人的进化而成为一种主动的探索思维，促进人的文化诗学创新和认知发展。其中，精神的创造、理性的思维是隐喻思维在诗学发展的里程碑。哲学与科学是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体现着精神的创造与探索，是人类的思想方法与上层建筑，隐喻语言的表达正是指向这种精神的存在。精神与意识是抽象的，没有隐喻的思维，隐喻性的语言是举步维艰的。只有借助创造性诗性的思维，才能使理性的认知变为现实的可能。
2 中西文化的隐喻思维比较
隐喻的思维与诗性的语言必然与文化语境紧密相连。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从而导致思维的差异及诗学语言的差异。如在西方文化中，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其重要的特征，神童、面具、十字架、羔羊、上帝等无不与“神”密切相关。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缺乏宗教文化思想的浸润，人与自然的感应往往成为文化原型的始作俑者，石头、古船、月亮、红豆、钟声、松、竹、梅、菊等经过无数文人墨客的演绎，构成了中国隐喻原型的典范。
对于不可认知的世界，人们用细节性的词语来反映一种直觉感悟，是不可直言的曲折喻义，正如陶渊明所写到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表现形式上，隐喻就是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实际上，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是人们思维、行动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方式。隐喻深深地根植于人的体验中，也深深地根植于文化中，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隐喻是各种文化内容的载体，可以探触各种文化的内涵，隐喻的产生和使用过程折射出其固有的认知本质和文化根源，具有重要的文化认知价值。
人通过对隐喻语言的拥有而拥有了世界，拥有了探索世界的利器。言语隐喻使人超越了物的限制而走向精神创造。因此，人类可以创造自己的文化诗学。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中，《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结晶，对语言和西方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贯穿于整部《圣经》的牧羊人的隐喻，与所罗门智慧有关的隐喻。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具体存在形式，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我们使用和创造一个新的隐喻时，已经植根于我们脑海中的文化必定会在隐喻中有所体现，打上文化烙印的隐喻反过来又渗透到文化中，两者相互映衬。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隐喻思维在诗歌中体现的例子不胜枚举，其隐喻思维又因各国的历史进程、文化背景及民族特色而各不相同。如王维的诗歌《椒园》：“桂尊迎帝子，杜若赠佳人。椒浆奠瑶席，欲下云中君。”诗中借用屈原《九歌》中的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厌恶昏君、渴望明主治国的复杂情感。在《九歌》中，屈原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古代神话传说等展示给大家一个宏伟壮丽的场面。在他眼里，花、鸟、树木等都代表着不同的道德。在诗中，诗人用美酒、香草、玉席等展现华丽的盛宴。“云中君”和“帝子”都代表着诗人心目中的明君形象。这些隐喻思维的形式在西方人眼里是难以准确理解其隐喻意义的，因为西方人是没有社会语境的，没有时代背景知识的，也无法真正理解屈原诗歌的隐喻思维特征。 在西方，泛神论的思想曾对哲学、文学、艺术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认为，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万物中。因此，在西方的诗歌中，尤其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其中的隐喻思想都与其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以当时有代表性的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作《水仙》（The Danffodils）为例：
我独自漫游，像山谷上空
悠悠飘过的一朵云霓。
蓦然举目，我望见一丛
金黄的水仙！缤纷茂密；
在湖水之滨，树阴之下。
正随风摇曳！舞姿潇洒。
“我独自漫游，像山谷上空悠悠飘过的一朵云霓”，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云霓”既是“自由的化身”又是不受羁绊的思想。它是华兹华斯追求的至高目标以使自己暂时忘却内心的伤痛。
通过中西文化的隐喻思维比较分析，我们得出：隐喻语言创造诗学，隐喻思维是文化诗学的灵魂。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隐喻含义的理解及隐喻思维的体现是与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及人类认知事物的方式密切相关联的。
要了解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了解人类的思维发展，学习跨文化交际中的隐喻语言及隐喻成为必然。
三 跨文化交际中的隐喻思维
科恩认为，隐喻使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紧密程度，隐喻性话语就如“送礼”一样，使得社会集团的成员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和“归属感”。同时，我们理解隐喻意义，不能脱离社会语境和交际语境，只有在相互之间的知识、信仰、意图和态度等都非常熟悉的人们之间才能被理解。在理解隐喻的过程中，背景知识与语境对隐喻理解毫无疑问起着很大作用。隐喻的创造功能与语境的激发有关。隐喻的理解推导过程需要人类有关的语境知识，格赖斯认为，这里的语境知识是关于交际者社会文化方面的背景知识，它们是交际者提前所具有的，是静止的。斯珀伯认为，隐喻理解中的语境是动态的，随着交际过程的变化语境是不断扩大、修正、变化的。斯珀伯对语境的动态认识观会给我们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带来理论上的支撑。
隐喻的本质是根据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它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手段，在无意识中构造着人类的思维、推理和经验。而这种认知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完成的，因此负载着当时的文化信息，体现了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隐喻的变化也反映着语言使用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史。思维方式又同社会和民族文化心理相照应，这也就决定了隐喻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另外，隐喻的实现过程中，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言语行为主体会不经意地用到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喻体，这使得隐喻反过来反映这种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取向。透过隐喻可以透视文化，可以探寻到整个文化的概念体系，包括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模式等，如：“the shephfer”（牧羊人），“the gate of sheep”（羊的门）等许多词用来称呼耶稣；而许多宗教传说中人物的名字也成为英语词汇中的一部分，如：“Hercules”（海格立斯）是大力士的代名词，“Judas”（犹大）被喻为“叛徒”。这些隐喻对于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中国人来说，不容易理解。同样，中国文化中的“金屋藏娇”、“败走麦城”、“四面楚歌”、“暗度陈仓”、“嗷嗷待哺”、“刘姥姥逛大观园”等成语，因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时代背景，对于西方人来说也是有难度的。因此，在跨文化的背景中，对隐喻语言的学习和对隐喻思维的理解对我们加强异域文化的学习和中西方历史的发展进程帮助很大。总之，隐喻是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纽带。
四 跨文化交际、隐喻思维、文化诗学三者的关联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人的隐喻思维是被动的，这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还没有充分的发展，隐喻的表达是对语言潜意识构造的直觉性的运用。随着交流的增多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各社会群体交流和各社会团体交流的增多以及后来跨文化交际的日益频繁，理性思维有了发展，对人、自然、世界的感悟体验中有了天地人神相同共处的诗情画意的文化诗学。而朦胧的模糊意境产生了中国山水化的文化喻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语言是用来交际的，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隐喻不仅存在于语言，它还创造语言文化本身。它是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纽带，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厚重感和神秘特色。也只有隐喻的语言才能激起人们相互了解的欲望，才能倾诉我们对思维创造的焦灼，才能将苍白的语言编码变成洋溢着诗情画意的世界。只有隐喻的思维才能将文化的诗学也变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隐喻是远古先民用以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具有想象性与诗学特性；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理性思维有了一席之地。而中国文明保存着古代文明的诗性智慧，隐喻思维延续着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西方的隐喻思维逐渐有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成分，中西隐喻诗学特性与隐喻思维方式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发展形态、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语境所致。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为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也带来了启示。
参考文献：
[1]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Lakoff,Johnson.Metaphor We Lived by[M].Chicago Press,1980.
[3]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梁旭红：《隐喻中的隐蔽文化研究》，《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6]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7] 张维鼎：《语言与文化纵论》，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王晓宏，女，1975—，四川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语言教学，工作单位：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