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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他们的情深和真诚，“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和“我们北大”恢复了它们本原的那个朴素的含义
自从钱钟书在《围城》里嘲讽了那个推行剑桥导师制的督学之后，“兄弟在啥啥的时候”就成了骄矜和自夸的固定语式，脸皮薄的人不敢随便乱用。还有另外一个词组，我轻易也不敢用，就是“我们啥啥”。念大学时，一个才女同学写了个小说，像钱钟书先生一样十分给力地挖苦了主人公，这个倒霉蛋在复旦大学念书，那的确是足可以自傲的好学校，所以他在小说里开口闭口“我们复旦”。但是当你把这口头禅放大后，再放进小说里隔三差五地强调一下，这人基本上就跟那从英国来的学监一样让人讨厌了。而且“我们复旦”有原型，我的才女同学深刻地为我介绍了这位仁兄，在当时，我对“我们复旦”报以了同样深刻的鄙夷。所以，在北大念书时，这两个说法我都时刻戒备，免得出门成了别人的笑柄。
但是现在，一晃毕业八年。偶尔那么一下想当年，我发现自己经常顺口就出现这样的时间状语，“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也往往一不留心就“我们北大”。出了口才心惊，鬼祟地王顾左右，希望不被现场捉赃。事实上，几乎没人留意这两个敏感的语式，更没人及时跳起来揪我的小辫子，让我总有一再侥幸之感。天可怜见，我的确没有任何可资骄矜的零件与企图。
好，现在，我是因为读了一本书才想起了这些。这本书荟萃了众多传说中的大师、震耳欲聋的前辈和才华横溢的年轻校友们写北大的文章。读完了，忽然觉得，“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和“我们北大”看上去如此顺眼，听起来如此顺耳，见不到丝毫的矫饰与夸耀。这些声音和文字非常真诚。我喜欢他们说起北大时语重心长，像儿女说起父母。也正因为他们的情深和真诚，“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和“我们北大”恢复了它们本原的那个朴素的含义。
他们带我我重游了北大，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到现在的北大。这么说好像我离北大十万八千里，不是，除了留校的，大概很少有人像我一样，毕业了还离北大如此之近；八年来，频繁搬家，离北大最远的一处居所步行也就二十分钟。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北大陌生，非拒斥的陌生，而是那么多该看的地方没看、该走的地方没走，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在北大念书时，总以为来日方长。毕业了盘点，大半个北大对我来说还是处女地——这还仅仅是地理上的北大，历史上的、精神上的北大，我也许九牛一毛都没碰到。
有一阵我还真想杀回北大去，将未竟的事业干完。我就背着双肩包，穿一件朝气蓬勃的绿色运动装，理了个精神抖擞的毛寸，在校园里四处晃悠。我和别的学生一样，找个草坪就躺下来两眼望天，不拿自己当外人。多么年轻的一片大草坪啊，我爬起来，卸下双肩包拎着，去康博思食堂，准备狠狠吃顿饺子回家。
饺子端上桌，对面坐着大三的学生，聊起来。他们肆无忌惮地说问我，哪个系的？我说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女孩把嘴啾成一个O型，恍然说道：哦，我说怎么看着这么老呢。我坚持把一大碗饺子吃完了，出了食堂跺跺脚，决定以后没事别拿自己当“自己人”。不过现在我的确不那么频繁地去北大了，一兜子事，顾不上闲情逸致地围着未名湖转圈子了。但我时时想到北大，怀念我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怀念我还没来得及获取的经验和精神营养，我在二十分钟外的地方不停地怀念着那些怀念。
现在，碰巧有了一本先贤和后进的文章集录，我扑上去就读，兄弟在我们北大的时候，时空纵横，千言万语。多么好，他们是我的良师和益友，他们用如椽笔，帮我将那怀念一个个尘埃落定。
自从钱钟书在《围城》里嘲讽了那个推行剑桥导师制的督学之后，“兄弟在啥啥的时候”就成了骄矜和自夸的固定语式，脸皮薄的人不敢随便乱用。还有另外一个词组，我轻易也不敢用，就是“我们啥啥”。念大学时，一个才女同学写了个小说，像钱钟书先生一样十分给力地挖苦了主人公，这个倒霉蛋在复旦大学念书，那的确是足可以自傲的好学校，所以他在小说里开口闭口“我们复旦”。但是当你把这口头禅放大后，再放进小说里隔三差五地强调一下，这人基本上就跟那从英国来的学监一样让人讨厌了。而且“我们复旦”有原型，我的才女同学深刻地为我介绍了这位仁兄，在当时，我对“我们复旦”报以了同样深刻的鄙夷。所以，在北大念书时，这两个说法我都时刻戒备，免得出门成了别人的笑柄。
但是现在，一晃毕业八年。偶尔那么一下想当年，我发现自己经常顺口就出现这样的时间状语，“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也往往一不留心就“我们北大”。出了口才心惊，鬼祟地王顾左右，希望不被现场捉赃。事实上，几乎没人留意这两个敏感的语式，更没人及时跳起来揪我的小辫子，让我总有一再侥幸之感。天可怜见，我的确没有任何可资骄矜的零件与企图。
好，现在，我是因为读了一本书才想起了这些。这本书荟萃了众多传说中的大师、震耳欲聋的前辈和才华横溢的年轻校友们写北大的文章。读完了，忽然觉得，“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和“我们北大”看上去如此顺眼，听起来如此顺耳，见不到丝毫的矫饰与夸耀。这些声音和文字非常真诚。我喜欢他们说起北大时语重心长，像儿女说起父母。也正因为他们的情深和真诚，“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和“我们北大”恢复了它们本原的那个朴素的含义。
他们带我我重游了北大，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到现在的北大。这么说好像我离北大十万八千里，不是，除了留校的，大概很少有人像我一样，毕业了还离北大如此之近；八年来，频繁搬家，离北大最远的一处居所步行也就二十分钟。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北大陌生，非拒斥的陌生，而是那么多该看的地方没看、该走的地方没走，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在北大念书时，总以为来日方长。毕业了盘点，大半个北大对我来说还是处女地——这还仅仅是地理上的北大，历史上的、精神上的北大，我也许九牛一毛都没碰到。
有一阵我还真想杀回北大去，将未竟的事业干完。我就背着双肩包，穿一件朝气蓬勃的绿色运动装，理了个精神抖擞的毛寸，在校园里四处晃悠。我和别的学生一样，找个草坪就躺下来两眼望天，不拿自己当外人。多么年轻的一片大草坪啊，我爬起来，卸下双肩包拎着，去康博思食堂，准备狠狠吃顿饺子回家。
饺子端上桌，对面坐着大三的学生，聊起来。他们肆无忌惮地说问我，哪个系的？我说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女孩把嘴啾成一个O型，恍然说道：哦，我说怎么看着这么老呢。我坚持把一大碗饺子吃完了，出了食堂跺跺脚，决定以后没事别拿自己当“自己人”。不过现在我的确不那么频繁地去北大了，一兜子事，顾不上闲情逸致地围着未名湖转圈子了。但我时时想到北大，怀念我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怀念我还没来得及获取的经验和精神营养，我在二十分钟外的地方不停地怀念着那些怀念。
现在，碰巧有了一本先贤和后进的文章集录，我扑上去就读，兄弟在我们北大的时候，时空纵横，千言万语。多么好，他们是我的良师和益友，他们用如椽笔，帮我将那怀念一个个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