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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德州巴黎》的导演维姆·文德斯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他带着公路科幻片《直到世界尽头》剧组一行人来到威尼斯，却迟迟没有开机，他在等，等几个大箱子，确切地说，是等所有的演员都能化身为剧本里的角色。
终于，大箱子送上了威尼斯港口，文德斯兴致勃勃地打开它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在过圣诞节”。
箱子里，是该电影所有角色的戏服。这些戏服直到现在都被文德斯保存着，其中演员威廉姆·赫特的那一件，他时常穿在身上，之所以对它欲罢不能，兼因穿了好几年，都还能不断在衣服上有新发现，比如一个隐藏的侧袋什么的。
这些服装，出自山本耀司之手，一个时刻在对抗时尚流行趋势的人，也是颠覆了“优雅”定义的“伪流浪汉”。
1943年，也就是二战接近尾声的那一年，山本耀司的父亲死于菲律宾的一场战役中，他却偏偏在这个时候降生。等待他的是硝烟待尽的日本，还有最萧条的美据时代。
东京的年轻女性为了下一顿饭，竭力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下町街头拉客。山本耀司的母亲山本富美亦怀着满满怨气，在新宿开了一家“富美洋装店”，为那些流娼缝制华丽暴露的连衣裙。
所以山本耀司从小就很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是女人夹缝求生的艰难期，必须靠讨好男性维生。山本富美给儿子灌输的观念也不外如此——男人们糟蹋完了世界，然后让女人为之受苦受难。
树立起这样的“敌意”之后，山本耀司尽可能地顺从母亲的意愿，尽管很早就学会了剪裁手艺，卻拼命压抑住艺术才能，选择去庆应大学法学部就读。在那儿，他迅速体会到了“阶级差异”是怎样一种存在，同校的学生凭借殷实的家境为自己铺好了闪亮前程，他作为下町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样的领域出人头地。于是乎，山本耀司产生了逆反心理，他休了学，去到欧洲旅行。这种有因的反叛无法为母亲所理解，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愿意跟儿子说话，直到他转去了设计学校，拿到了奖学金，可以风风光光地在巴黎进修一年。
不得不承认，山本耀司赶上了好时代，高级定制成衣已成为流行趋势，战争创伤正在远离人群，可可·香奈儿东山再起，以贴身的简洁女装占领了时尚阵地。山本耀司趁着这股势头，拿着他的设计稿四处自荐，吃了无数的闭门羹，最后不得不回到自己老家，在母亲店里做衣服。
他一度没有得到时尚之都的承认是有原因的，看看他的稿子就能明白。
在山本耀司眼中，女性把自己打扮得像乖巧的娃娃，用紧身束腰的服装展示性感，是一种“无趣”的表现，真正的“性感”应该是线条变化多端的，层层包裹之下仍能显山露水。所以他一反感家庭主妇的保守着装，二讨厌妓女的浮媚讨好式穿搭，崇尚一种充满“禁欲”感的绮靡。
为此，山本耀司抱着对男性的“敌意”，将服装做出了当时罕见的“中性”气场。战火洗礼后的东京，充斥着落魄的流浪汉，他们尽可能把全部家当穿在身上，层层叠叠，宽松自在，洋溢着一种懒散的坚韧感，这正是他想要追求的境界。于是，他将衣服做得松松垮垮且机关密布，满身的大小口袋，便捷的拉链，将身体曲线遮得严严实实的版型，破天荒地以素色为主基调，形成了专属于他自己的“禁欲系”风格。
在山本耀司的概念里，女人的性感是通过穿上男人的衣服来展现的，尤其是在新宿歌舞伎町这种男性主宰一切的地方，“纸醉金迷”与“饥饿精神”并道而行却有着鲜明的界限，要打破它，唯有将服装的“性别意识”全部抹煞。山本耀司秉承着这样的信念，终于在1972年卖掉母亲的洋装店，用这笔钱创办了自己的Y’s公司，五年之后，他在东京发布了时装首秀，彻底刷新了日本人对于“时尚”的概念。
山本耀司的成衣，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流浪汉”的层叠式穿法就是在那时风靡起来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在大大咧咧的风衣下面藏一件朴素的衬衫，把内衣袖口和下摆露出来，是如此酷，也如此松快。
一时间，“山本耀司”成了彻底的“破坏分子”，他与欧洲时装界格格不入的做法，引起了争议，甚至被冠以“乞丐装”之名。
事实上，山本耀司确实深爱“乞丐”，他甚至一度尝试做一名真正的无家可归者，靠搭便车去到本州岛的热海，旅行途中遇见了真正的乞丐，瞬间领悟到他与这些人的差距，于是又搭了便车回程。
要做到“随心所欲”，哪怕桀骜如山本耀司，也并非易事。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山本耀司学会了在“下流”与“上流”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战后一代人中，有诸多下町出生的孩子日后影响了整个日本的艺术审美取向，这其中包括黑泽明钦点的电影继承者北野武、将异色与纯情把玩得游刃有余的摄影大师荒木经惟，还有让“流浪汉”风情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山本耀司。
无论当时的欧洲人怎么排挤那些“乞丐装”，山本耀司依旧不屈不挠地将它发扬光大，黑色的冷冽低调、古着强烈的时代印记，自律与松散之间互相映证的绝妙概念，以极其执拗的态度杀进了巴黎。1981年春天，山本耀司就是带着一系列的“黑”在巴黎时装周登场，点亮了这个精致的白色舞台。随后，奇迹般的，一切反对声都消失了，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位面容削瘦、指间夹裹着浓浓香烟味的日本设计师正试图打开他们的眼界，以“下町人”的身份向瑰丽的上层社会发起了挑战。
这种挑战，与其说是逆袭，勿如讲是因为山本耀司的无政府主义感化了一切。他的挚友兼学者松冈正刚曾经说过：“我们认为每一天都是脆弱的，我们想要找的正是表现其意义的方式。”
在找寻意义的过程中，山本耀司也充分发挥了“流氓”本色，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钟情于无赖混混，这群人是下町生活的终极体现，理所当然的，他和北野武注定能成为好伙伴。
欣赏山本耀司的人，都曾经着过他的道，北野武对此深有感触。他与耀司有着相似的出生背景，所以当二人在酒馆偶遇时，可谓一拍即合，北野武立马邀他为自己的电影《玩偶》担任服装设计。原本这部电影是专为“漂泊”而打造的，北野武自然觉得山本耀司的“流浪风”与片子极度吻合。未曾想，当衣服送到的时候，他傻眼了，拿出来的是一件件色泽花俏的日式变异和服，不仅带着诗意，甚至还有童话感。北野武为此纠结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一咬牙，将影片拍成了“木偶戏”格调。时至今日，他都说“这电影好像有一半是他（山本耀司）导演的啊。”
随后，才有了《座头市》和《大佬》的合作，令山本耀司尽情享受给无赖混混们量身定做服装的快感。
有趣的是，到了维姆·文德斯向山本耀司发出邀请的时候，耀司的态度又是截然不同的。《柏林苍穹下》就是很好的证明，女主角索尔维格·多马尔坦穿的一袭红色礼服完全摒弃了日本元素，柔和而奔放，成为黑白色调为主的作品中最亮的一抹胭脂。
这种转变，有其深层次的因素。四十岁之前，山本耀司受到俄罗斯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对于阶级矛盾有着强烈的对抗心；之后他却接触了《白痴》的作者坂口安吾，突然明白了将所想、所爱、所憎藏到衣服里去的奥义。
从本质上来讲，山本耀司是一位诗人，便宜且耐磨的衣料就是他写作的载体。即便后来，他曾一度跨行成为歌手，还出版了三本书，但真正融入日本人血脉中的依旧是沉静飘逸的穿着之道。
“画画的人，作曲的人，还有写文章的人……这些做表达的人应该做的是：对现状——也就是对社会的状态、世界的状态、世间的状态——发表反对意见。如果不是的话，表达就没有意义。”
“下町的孩子”总是比富二代们更懂得“奋斗”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山本耀司对现下日本“宽松一代”的生活态度颇有微辞，当物资不再匮乏，互联网隔断了他们对现实的感受能力，“创造”还能传承下去吗？
不仅仅是年轻人，连山本耀司自己也有这样的困惑，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他旗下的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这件事让山本耀司意识到了一点，自己不能像设计的衣服一般任性，毕竟有五百多个人为他工作。
随着日本三家专卖店的倒闭，“山本耀司时代”终于告一段落。
即便是公司破产、年华老去，“山本耀司元素”在日本却从未缺席。大街上随处可见一些型男，戴着帽子、蓄上短须，穿着沉着的素色外套穿梭于人群之中。曾经有一位面颊同样削瘦，有严重烟瘾的女子这样评价他：“尽管我们在不同的行业领域，但创作带来的必然的孤独感、恐怖感，以及喜悦和爱情，全都倾注于作品之中了。”
这位女子便是已故的一代现代舞者——皮娜·鲍什。
终于，大箱子送上了威尼斯港口，文德斯兴致勃勃地打开它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在过圣诞节”。
箱子里，是该电影所有角色的戏服。这些戏服直到现在都被文德斯保存着，其中演员威廉姆·赫特的那一件，他时常穿在身上，之所以对它欲罢不能，兼因穿了好几年，都还能不断在衣服上有新发现，比如一个隐藏的侧袋什么的。
这些服装，出自山本耀司之手，一个时刻在对抗时尚流行趋势的人，也是颠覆了“优雅”定义的“伪流浪汉”。
一、“与雄性为敌”的后果
1943年，也就是二战接近尾声的那一年，山本耀司的父亲死于菲律宾的一场战役中，他却偏偏在这个时候降生。等待他的是硝烟待尽的日本，还有最萧条的美据时代。
东京的年轻女性为了下一顿饭，竭力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下町街头拉客。山本耀司的母亲山本富美亦怀着满满怨气，在新宿开了一家“富美洋装店”，为那些流娼缝制华丽暴露的连衣裙。
所以山本耀司从小就很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是女人夹缝求生的艰难期，必须靠讨好男性维生。山本富美给儿子灌输的观念也不外如此——男人们糟蹋完了世界，然后让女人为之受苦受难。
树立起这样的“敌意”之后，山本耀司尽可能地顺从母亲的意愿，尽管很早就学会了剪裁手艺，卻拼命压抑住艺术才能，选择去庆应大学法学部就读。在那儿，他迅速体会到了“阶级差异”是怎样一种存在，同校的学生凭借殷实的家境为自己铺好了闪亮前程，他作为下町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样的领域出人头地。于是乎，山本耀司产生了逆反心理，他休了学，去到欧洲旅行。这种有因的反叛无法为母亲所理解，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愿意跟儿子说话，直到他转去了设计学校，拿到了奖学金，可以风风光光地在巴黎进修一年。
不得不承认，山本耀司赶上了好时代，高级定制成衣已成为流行趋势，战争创伤正在远离人群，可可·香奈儿东山再起，以贴身的简洁女装占领了时尚阵地。山本耀司趁着这股势头，拿着他的设计稿四处自荐，吃了无数的闭门羹，最后不得不回到自己老家，在母亲店里做衣服。
他一度没有得到时尚之都的承认是有原因的，看看他的稿子就能明白。
在山本耀司眼中，女性把自己打扮得像乖巧的娃娃，用紧身束腰的服装展示性感，是一种“无趣”的表现，真正的“性感”应该是线条变化多端的，层层包裹之下仍能显山露水。所以他一反感家庭主妇的保守着装，二讨厌妓女的浮媚讨好式穿搭，崇尚一种充满“禁欲”感的绮靡。
为此，山本耀司抱着对男性的“敌意”，将服装做出了当时罕见的“中性”气场。战火洗礼后的东京，充斥着落魄的流浪汉，他们尽可能把全部家当穿在身上，层层叠叠，宽松自在，洋溢着一种懒散的坚韧感，这正是他想要追求的境界。于是，他将衣服做得松松垮垮且机关密布，满身的大小口袋，便捷的拉链，将身体曲线遮得严严实实的版型，破天荒地以素色为主基调，形成了专属于他自己的“禁欲系”风格。
在山本耀司的概念里，女人的性感是通过穿上男人的衣服来展现的，尤其是在新宿歌舞伎町这种男性主宰一切的地方，“纸醉金迷”与“饥饿精神”并道而行却有着鲜明的界限，要打破它，唯有将服装的“性别意识”全部抹煞。山本耀司秉承着这样的信念，终于在1972年卖掉母亲的洋装店，用这笔钱创办了自己的Y’s公司，五年之后，他在东京发布了时装首秀，彻底刷新了日本人对于“时尚”的概念。
山本耀司的成衣，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流浪汉”的层叠式穿法就是在那时风靡起来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在大大咧咧的风衣下面藏一件朴素的衬衫，把内衣袖口和下摆露出来，是如此酷，也如此松快。
一时间，“山本耀司”成了彻底的“破坏分子”，他与欧洲时装界格格不入的做法，引起了争议，甚至被冠以“乞丐装”之名。
事实上，山本耀司确实深爱“乞丐”，他甚至一度尝试做一名真正的无家可归者，靠搭便车去到本州岛的热海，旅行途中遇见了真正的乞丐，瞬间领悟到他与这些人的差距，于是又搭了便车回程。
要做到“随心所欲”，哪怕桀骜如山本耀司，也并非易事。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山本耀司学会了在“下流”与“上流”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下町人的逆袭
战后一代人中，有诸多下町出生的孩子日后影响了整个日本的艺术审美取向，这其中包括黑泽明钦点的电影继承者北野武、将异色与纯情把玩得游刃有余的摄影大师荒木经惟，还有让“流浪汉”风情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山本耀司。
无论当时的欧洲人怎么排挤那些“乞丐装”，山本耀司依旧不屈不挠地将它发扬光大，黑色的冷冽低调、古着强烈的时代印记，自律与松散之间互相映证的绝妙概念，以极其执拗的态度杀进了巴黎。1981年春天，山本耀司就是带着一系列的“黑”在巴黎时装周登场，点亮了这个精致的白色舞台。随后，奇迹般的，一切反对声都消失了，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位面容削瘦、指间夹裹着浓浓香烟味的日本设计师正试图打开他们的眼界，以“下町人”的身份向瑰丽的上层社会发起了挑战。
这种挑战，与其说是逆袭，勿如讲是因为山本耀司的无政府主义感化了一切。他的挚友兼学者松冈正刚曾经说过：“我们认为每一天都是脆弱的，我们想要找的正是表现其意义的方式。”
在找寻意义的过程中，山本耀司也充分发挥了“流氓”本色，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钟情于无赖混混，这群人是下町生活的终极体现，理所当然的，他和北野武注定能成为好伙伴。
欣赏山本耀司的人，都曾经着过他的道，北野武对此深有感触。他与耀司有着相似的出生背景，所以当二人在酒馆偶遇时，可谓一拍即合，北野武立马邀他为自己的电影《玩偶》担任服装设计。原本这部电影是专为“漂泊”而打造的，北野武自然觉得山本耀司的“流浪风”与片子极度吻合。未曾想，当衣服送到的时候，他傻眼了，拿出来的是一件件色泽花俏的日式变异和服，不仅带着诗意，甚至还有童话感。北野武为此纠结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一咬牙，将影片拍成了“木偶戏”格调。时至今日，他都说“这电影好像有一半是他（山本耀司）导演的啊。”
随后，才有了《座头市》和《大佬》的合作，令山本耀司尽情享受给无赖混混们量身定做服装的快感。
有趣的是，到了维姆·文德斯向山本耀司发出邀请的时候，耀司的态度又是截然不同的。《柏林苍穹下》就是很好的证明，女主角索尔维格·多马尔坦穿的一袭红色礼服完全摒弃了日本元素，柔和而奔放，成为黑白色调为主的作品中最亮的一抹胭脂。
这种转变，有其深层次的因素。四十岁之前，山本耀司受到俄罗斯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对于阶级矛盾有着强烈的对抗心；之后他却接触了《白痴》的作者坂口安吾，突然明白了将所想、所爱、所憎藏到衣服里去的奥义。
从本质上来讲，山本耀司是一位诗人，便宜且耐磨的衣料就是他写作的载体。即便后来，他曾一度跨行成为歌手，还出版了三本书，但真正融入日本人血脉中的依旧是沉静飘逸的穿着之道。
“画画的人，作曲的人，还有写文章的人……这些做表达的人应该做的是：对现状——也就是对社会的状态、世界的状态、世间的状态——发表反对意见。如果不是的话，表达就没有意义。”
“下町的孩子”总是比富二代们更懂得“奋斗”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山本耀司对现下日本“宽松一代”的生活态度颇有微辞，当物资不再匮乏，互联网隔断了他们对现实的感受能力，“创造”还能传承下去吗？
不仅仅是年轻人，连山本耀司自己也有这样的困惑，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他旗下的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这件事让山本耀司意识到了一点，自己不能像设计的衣服一般任性，毕竟有五百多个人为他工作。
随着日本三家专卖店的倒闭，“山本耀司时代”终于告一段落。
即便是公司破产、年华老去，“山本耀司元素”在日本却从未缺席。大街上随处可见一些型男，戴着帽子、蓄上短须，穿着沉着的素色外套穿梭于人群之中。曾经有一位面颊同样削瘦，有严重烟瘾的女子这样评价他：“尽管我们在不同的行业领域，但创作带来的必然的孤独感、恐怖感，以及喜悦和爱情，全都倾注于作品之中了。”
这位女子便是已故的一代现代舞者——皮娜·鲍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