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姥姥，我爱你，我们手拉手结婚吧！”4岁的小蒙蒙跟姥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一本正经地说着。看着这个小外孙认真的样子，姥姥哈哈大笑，在小蒙蒙看来，说了“结婚”两个字就能结婚了。然而现在结婚登记真的越来越简洁方便了，差不多和玩“过家家”一样简单。
目前，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除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婚姻登记信息实现联网，可以囊括结婚登记证实、离异登记证实、补票结婚登记证实、初发离异登记证实、撤销婚姻登记证实等情况。外地人不用回原籍办结婚登记。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在各个地方都能查到，一些骗子再也不能骗婚了。
虽然以往的登记制度已成为过去，但记忆不可抹去。各个年代看似“热闹”的结婚登记方式，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建国前
酒席上的证书
赵书韵和她先生郑克强都是上海人，因为工作需要在上个世纪60年代调入北京。两人结婚多年，一直相敬如宾。“想想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登记结婚都是由当时有威望的人来写。”谈起他们上个世纪40年代的“结婚登记”过程，赵书韵还是一脸甜蜜。
早在赵书韵还是个孩子时，家长就开始张罗她的婚事，找到一个家庭条件比较相配的人家，并且交换了两家孩子的照片，亲事就算暂时定下来了。按照上海当时的习俗，郑家要给赵家送上“四色”定亲大礼——金手链、金戒指、糕饼、油包子4种物品。礼金送到，定亲手续算是全部完成。所有程序都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进行。
两位老人回忆时就像在说昨日之事，历历在目。“我们正式结婚的那天酒席，亲朋好友都来了，一起作见证。由那时具有威望的人作证婚人，并且给我们‘颁发’结婚证书。”赵书韵说，“证婚人问我们愿意与他（她）结婚吗？得到肯定答复后，证婚人拿出两份婚约，让双方分别签名、摁下手印，并一式两份由双方保管。”
让两位老人遗憾的是，因为婚礼是由父母一手操办，这两份结婚证书也由他们保管，后来竟不知去向了。
20世纪50年代
“组织”作媒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从此以后，“组织”开始对婚姻发挥重要作用。结婚要向单位组织写申请，领证需要单位证明和领导签字。
伴随着婚姻法的出台，在婚姻中体现出与解放前不同的“新”。很多老习俗，打点岳父母，送礼到亲家，抬轿子迎新娘，旗袍西装结婚照……这些都被人们用对“新社会”的热情冲淡了。转而是新人们讲革命婚史、唱革命歌曲，后来还添加了在婚礼上向毛主席鞠躬的环节。
今年年近80岁的张年回忆说，自己当时是钢铁厂的工人，家庭成分好，工作积极，还申请了入党，但一直没有结婚。“我记得是1956年的一个秋天傍晚，我们厂领导特意找我谈话，要我解决个人问题。组织上给我介绍厂里的积极分子李燕，说让我们好好发展，这样组成的家庭更具革命性。”
李燕与张年虽在同一个单位，但平时见面不怎么说话，在组织的积极“撮合”下，半年后就结婚了。
“处了半年后，双方都觉得挺满意的，便打算结婚了。我们一大早就一前一后走着，找到民政干事给开结婚登记。当时我们都很害羞，又很兴奋。”张年笑着说。
“当时民政干事还特意问话：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我们是。你（女方）爱他哪一点？我爱他劳动好。你（男方）爱她什么？我爱她扫盲积极。”
随后民政干事便给张年和李燕颁了“奖状”——结婚证。“当时结婚证跟奖状似的，上面还有国旗、和平鸽、稻穗、棉花等图案，证书的下方是一个不大的双喜字，4个大大的‘自主自愿’汉字打底。”
“我们结婚正上赶大跃进的年代，盛行结婚不误生产。登记完，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媳妇一起去上班了。”
20世纪60年代
办证先问“出身”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很多东西都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尤其是到了“文革”期间。那时每张结婚证上都必有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家在北京朝阳路高井的赵天佑与老伴何英两人每天都一起摆弄着花草，一起遛狗，但当初他们差点因为政治原因不能结婚。
为了能领到结婚证，他们几经波折，成了结婚登记处的“常客”。因为在结婚登记表上有“家庭成分”一栏，赵天佑的家庭成分恰恰是当时所忌讳的“资本家”。他填写后遭到婚姻登记员异样的眼光，“资本家与贫农怎么可以随便结合呢？” “他们是阶级敌人呢！”赵天佑听到身后有人在小声嘀咕。
在论家庭成分的年代，“资本家儿子”要和“贫农女儿”结婚可是天大的事，婚姻登记员没给他们办手续，而是让何英好好想一想，他们被“婉拒”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赵天佑比何英年龄大很多，登记员反复问他是否确定自己没有结过婚，申明如果没有离婚再结婚的话就是犯重婚罪，要坐牢的。“要是有像现在这样的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的话，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让他们上网随便查，不用唯唯诺诺地解释了。”赵天佑很羡慕现在的人能轻松登记结婚。
“两天后，我俩又出现在结婚登记处。”这次，何英带上了赵天佑多年来送给她的礼物和“书信”，向结婚登记员讲述自己与赵天佑的爱情，表明自己要与赵天佑结婚的决心。赵天佑回忆：“当时我只是攥着拳头、身体僵硬地站在旁边，不敢讲话，怕话讲错了还要开我的批斗会。”但是，婚姻登记员还是不肯给他们办证。
何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托了几个熟人去跟结婚登记员说情。此后，婚姻登记员到双方家中了解情况，又去赵天佑天津老家调查了他是否结过婚，这才有了登记成功的那一天。“宣誓后，我们两人举着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拿到证之后，我们拔腿就跑，生怕婚姻登记员再将证收回去。”
20世纪70年代
我们结婚别人领证
70年代结婚比起之前来说是简便多了。
提起当年结婚的事，杨直根与妻子刘惠芬总觉得自己当初的登记像过家家一样简单。刘惠芬说：“当时领证不需要什么婚检报告，我们连单位介绍信也不用开了，只花了两毛多钱，就拿着证回家了。” “说是摆酒，大家随完礼钱就都坐下低头吃饭了。”杨直根说到“低头吃饭”就忍不住笑，“那时困难，婚礼上的饭比平时的油水大，大家不说话可以多吃饭菜。”
张芳说自己的结婚更是“简单”，都不用本人去登记就能领证了。她与丈夫周琦兵是1978年“领”的结婚证。张芳是北京知青，在江西呆了3年，与当地的周琦兵相爱。1977年两人回到北京，打算结婚。
当时要求结婚双方在任意一方的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张芳工作非常忙，而且还要花不少的路费，而周琦兵也经常出差，两人凑不到一起。“正当我为难的时候，老周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的证领到了，是他三姨托人给办的。”
“如果当时能够像现在这样，异地也能办证，就不用劳累三姨到处请客送礼了……”周琦兵这么多年一直记着三姨的辛苦。
20世纪90年代
“被”看婚前性教育
到了20世纪90年代，结婚登记被堪称一项工程，写申请，开证明，到指定的地点照结婚照，取户口，婚前检查……让人们感到不适应的还有一项，便是婚期性教育。
谢国项与妻子张丽丽于1998年结婚。他们谈起结婚登记就觉得累，并且还带有几分羞涩，因为那时登记前被强制观看婚前性教育。
谢国项与张丽丽都在北京读书，但工作后户口没有迁入北京。原本两人不在乎，但从结婚登记开始，他们发现户口太重要了。他们不能在北京领结婚登记证，必须回到原籍办理。“我俩要请假，还要在相同的时间，开介绍信、订火车票……”
领证之前，谢国项与妻子必须到指定的照相馆拍一张两寸双人照。两个人之前从来没有一起照过相，当时非常别扭。“我们俩的脖子就像两根笔直的木头，僵硬地往中间靠，后来把彼此的肩膀都靠疼了。摄影师嘲笑了我们半天……”谢国项笑笑拍拍自己的脖子，想着当时自己的脖子怎么就那么不听使唤呢！
谢国项与妻子到指定医院排队作婚前检查，排了好几个白天的队。等到拿了婚检证明去居委会，被告知要和现场的其他几对新人到隔壁的屋子看“片子”，接受教育。几十分钟的婚前性教育宣传片，张丽丽和同屋女性看得面红耳赤。
当把所有的证件都准备好后，谢国项与张丽丽终于来到民政局办证，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一项“巨大”工程。“那会儿民政局的人办事特‘认真’，让我们都有些受不了。”一个工作人员首先让他们学习《婚姻登记办法》，并且让他们手抄其中的内容。他们把这些条文抄完后，又将两个人分开分别问对方的情况。折腾了近1个小时，终于领到了结婚证。“我们结婚的喜悦被那几天折腾得所剩无几了……”
畅想2030年
在家也能登记
2003年10月1日后，实行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让准备登记的新人解脱不少。张颖说和老公10分钟就搞定结婚的事情了。“只要出具户口簿和身份证，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和《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两人签名，并贴上两人合照一张，就可以领到结婚证了。”
到2012年6月底，随着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结婚登记变得更简单了。李辉和宋聪聪在北京打拼了五六年，打算结婚了，但他们一直在为结婚登记的事情而犯愁。因为李辉的公司规定只有国家法定假日才能休息，其余时间不得请假。但法定假日，民政处也是放假。“现在好了，我和聪聪直接在北京就能把事情办了。”
李辉畅想着，也许到了2030年，所有个人信息都能在相关部门联网查询，每个人的信息建立了单独的数据库，结婚登记可以像科幻片一样，指纹或人脸识别一下就OK！根据数据库提供的资料，系统立即作出分析判断，确定新人是否符合结婚条件，确认后新人结婚登记就算完成了，随即证书也能在个人电脑上打印出来。没准新人还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来制作结婚证呢！
编辑/冯 岚 icarusfeng@126.com
目前，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除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婚姻登记信息实现联网，可以囊括结婚登记证实、离异登记证实、补票结婚登记证实、初发离异登记证实、撤销婚姻登记证实等情况。外地人不用回原籍办结婚登记。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在各个地方都能查到，一些骗子再也不能骗婚了。
虽然以往的登记制度已成为过去，但记忆不可抹去。各个年代看似“热闹”的结婚登记方式，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建国前
酒席上的证书
赵书韵和她先生郑克强都是上海人，因为工作需要在上个世纪60年代调入北京。两人结婚多年，一直相敬如宾。“想想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登记结婚都是由当时有威望的人来写。”谈起他们上个世纪40年代的“结婚登记”过程，赵书韵还是一脸甜蜜。
早在赵书韵还是个孩子时，家长就开始张罗她的婚事，找到一个家庭条件比较相配的人家，并且交换了两家孩子的照片，亲事就算暂时定下来了。按照上海当时的习俗，郑家要给赵家送上“四色”定亲大礼——金手链、金戒指、糕饼、油包子4种物品。礼金送到，定亲手续算是全部完成。所有程序都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进行。
两位老人回忆时就像在说昨日之事，历历在目。“我们正式结婚的那天酒席，亲朋好友都来了，一起作见证。由那时具有威望的人作证婚人，并且给我们‘颁发’结婚证书。”赵书韵说，“证婚人问我们愿意与他（她）结婚吗？得到肯定答复后，证婚人拿出两份婚约，让双方分别签名、摁下手印，并一式两份由双方保管。”
让两位老人遗憾的是，因为婚礼是由父母一手操办，这两份结婚证书也由他们保管，后来竟不知去向了。
20世纪50年代
“组织”作媒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从此以后，“组织”开始对婚姻发挥重要作用。结婚要向单位组织写申请，领证需要单位证明和领导签字。
伴随着婚姻法的出台，在婚姻中体现出与解放前不同的“新”。很多老习俗，打点岳父母，送礼到亲家，抬轿子迎新娘，旗袍西装结婚照……这些都被人们用对“新社会”的热情冲淡了。转而是新人们讲革命婚史、唱革命歌曲，后来还添加了在婚礼上向毛主席鞠躬的环节。
今年年近80岁的张年回忆说，自己当时是钢铁厂的工人，家庭成分好，工作积极，还申请了入党，但一直没有结婚。“我记得是1956年的一个秋天傍晚，我们厂领导特意找我谈话，要我解决个人问题。组织上给我介绍厂里的积极分子李燕，说让我们好好发展，这样组成的家庭更具革命性。”
李燕与张年虽在同一个单位，但平时见面不怎么说话，在组织的积极“撮合”下，半年后就结婚了。
“处了半年后，双方都觉得挺满意的，便打算结婚了。我们一大早就一前一后走着，找到民政干事给开结婚登记。当时我们都很害羞，又很兴奋。”张年笑着说。
“当时民政干事还特意问话：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我们是。你（女方）爱他哪一点？我爱他劳动好。你（男方）爱她什么？我爱她扫盲积极。”
随后民政干事便给张年和李燕颁了“奖状”——结婚证。“当时结婚证跟奖状似的，上面还有国旗、和平鸽、稻穗、棉花等图案，证书的下方是一个不大的双喜字，4个大大的‘自主自愿’汉字打底。”
“我们结婚正上赶大跃进的年代，盛行结婚不误生产。登记完，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媳妇一起去上班了。”
20世纪60年代
办证先问“出身”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很多东西都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尤其是到了“文革”期间。那时每张结婚证上都必有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家在北京朝阳路高井的赵天佑与老伴何英两人每天都一起摆弄着花草，一起遛狗，但当初他们差点因为政治原因不能结婚。
为了能领到结婚证，他们几经波折，成了结婚登记处的“常客”。因为在结婚登记表上有“家庭成分”一栏，赵天佑的家庭成分恰恰是当时所忌讳的“资本家”。他填写后遭到婚姻登记员异样的眼光，“资本家与贫农怎么可以随便结合呢？” “他们是阶级敌人呢！”赵天佑听到身后有人在小声嘀咕。
在论家庭成分的年代，“资本家儿子”要和“贫农女儿”结婚可是天大的事，婚姻登记员没给他们办手续，而是让何英好好想一想，他们被“婉拒”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赵天佑比何英年龄大很多，登记员反复问他是否确定自己没有结过婚，申明如果没有离婚再结婚的话就是犯重婚罪，要坐牢的。“要是有像现在这样的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的话，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让他们上网随便查，不用唯唯诺诺地解释了。”赵天佑很羡慕现在的人能轻松登记结婚。
“两天后，我俩又出现在结婚登记处。”这次，何英带上了赵天佑多年来送给她的礼物和“书信”，向结婚登记员讲述自己与赵天佑的爱情，表明自己要与赵天佑结婚的决心。赵天佑回忆：“当时我只是攥着拳头、身体僵硬地站在旁边，不敢讲话，怕话讲错了还要开我的批斗会。”但是，婚姻登记员还是不肯给他们办证。
何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托了几个熟人去跟结婚登记员说情。此后，婚姻登记员到双方家中了解情况，又去赵天佑天津老家调查了他是否结过婚，这才有了登记成功的那一天。“宣誓后，我们两人举着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拿到证之后，我们拔腿就跑，生怕婚姻登记员再将证收回去。”
20世纪70年代
我们结婚别人领证
70年代结婚比起之前来说是简便多了。
提起当年结婚的事，杨直根与妻子刘惠芬总觉得自己当初的登记像过家家一样简单。刘惠芬说：“当时领证不需要什么婚检报告，我们连单位介绍信也不用开了，只花了两毛多钱，就拿着证回家了。” “说是摆酒，大家随完礼钱就都坐下低头吃饭了。”杨直根说到“低头吃饭”就忍不住笑，“那时困难，婚礼上的饭比平时的油水大，大家不说话可以多吃饭菜。”
张芳说自己的结婚更是“简单”，都不用本人去登记就能领证了。她与丈夫周琦兵是1978年“领”的结婚证。张芳是北京知青，在江西呆了3年，与当地的周琦兵相爱。1977年两人回到北京，打算结婚。
当时要求结婚双方在任意一方的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张芳工作非常忙，而且还要花不少的路费，而周琦兵也经常出差，两人凑不到一起。“正当我为难的时候，老周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的证领到了，是他三姨托人给办的。”
“如果当时能够像现在这样，异地也能办证，就不用劳累三姨到处请客送礼了……”周琦兵这么多年一直记着三姨的辛苦。
20世纪90年代
“被”看婚前性教育
到了20世纪90年代，结婚登记被堪称一项工程，写申请，开证明，到指定的地点照结婚照，取户口，婚前检查……让人们感到不适应的还有一项，便是婚期性教育。
谢国项与妻子张丽丽于1998年结婚。他们谈起结婚登记就觉得累，并且还带有几分羞涩，因为那时登记前被强制观看婚前性教育。
谢国项与张丽丽都在北京读书，但工作后户口没有迁入北京。原本两人不在乎，但从结婚登记开始，他们发现户口太重要了。他们不能在北京领结婚登记证，必须回到原籍办理。“我俩要请假，还要在相同的时间，开介绍信、订火车票……”
领证之前，谢国项与妻子必须到指定的照相馆拍一张两寸双人照。两个人之前从来没有一起照过相，当时非常别扭。“我们俩的脖子就像两根笔直的木头，僵硬地往中间靠，后来把彼此的肩膀都靠疼了。摄影师嘲笑了我们半天……”谢国项笑笑拍拍自己的脖子，想着当时自己的脖子怎么就那么不听使唤呢！
谢国项与妻子到指定医院排队作婚前检查，排了好几个白天的队。等到拿了婚检证明去居委会，被告知要和现场的其他几对新人到隔壁的屋子看“片子”，接受教育。几十分钟的婚前性教育宣传片，张丽丽和同屋女性看得面红耳赤。
当把所有的证件都准备好后，谢国项与张丽丽终于来到民政局办证，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一项“巨大”工程。“那会儿民政局的人办事特‘认真’，让我们都有些受不了。”一个工作人员首先让他们学习《婚姻登记办法》，并且让他们手抄其中的内容。他们把这些条文抄完后，又将两个人分开分别问对方的情况。折腾了近1个小时，终于领到了结婚证。“我们结婚的喜悦被那几天折腾得所剩无几了……”
畅想2030年
在家也能登记
2003年10月1日后，实行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让准备登记的新人解脱不少。张颖说和老公10分钟就搞定结婚的事情了。“只要出具户口簿和身份证，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和《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两人签名，并贴上两人合照一张，就可以领到结婚证了。”
到2012年6月底，随着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结婚登记变得更简单了。李辉和宋聪聪在北京打拼了五六年，打算结婚了，但他们一直在为结婚登记的事情而犯愁。因为李辉的公司规定只有国家法定假日才能休息，其余时间不得请假。但法定假日，民政处也是放假。“现在好了，我和聪聪直接在北京就能把事情办了。”
李辉畅想着，也许到了2030年，所有个人信息都能在相关部门联网查询，每个人的信息建立了单独的数据库，结婚登记可以像科幻片一样，指纹或人脸识别一下就OK！根据数据库提供的资料，系统立即作出分析判断，确定新人是否符合结婚条件，确认后新人结婚登记就算完成了，随即证书也能在个人电脑上打印出来。没准新人还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来制作结婚证呢！
编辑/冯 岚 icarusfe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