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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叶从没考虑过，要让儿子去读家门口的对口公办初中，用他的话说，“学校太差了，小区附近的学生都跑了，大家要么去考民办，要么买学区房。”
不过，学区房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的林叶，认为中考、高考、就业都需要竞争，应早早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幼升小有点早，他们直接给儿子报了家门口的公办小学。理想状态中，孩子应该在小升初时参与竞争。
林叶的夫人喜欢刷育儿论坛，加了不少家长群，给儿子定下了一所离家不远、风评不错的民办校作为目标，并提前找来往年的面试经验。
今年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
上海市在今年3月公布的《2020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打乱了林叶一家的计划。意见指出，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测评等名义选拔学生。并且，一旦民办学校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由各区组织实施电脑随机录取。
事实上，从三年前开始，上海作为试点，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招生政策做了一系列调整。2018年，上海宣布当年在幼升小阶段，实施公民办校的同步招生，简称“公民同招”，包括统一入学信息登记、同步网上报名公办小学或民办小学、同步进行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和民办小学面谈等环节。“公民同招，摇号入学”近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各地做法大致相同。
最大的变数隐身在这一新政背后。如果孩子选择报名民办校，但在面谈后未被录取，他可以进入公办校，但极大的一种可能是，根据“本市户籍人户一致优先、同类排序靠后”的原则，孩子会被统筹去区内排名靠后的公办校。对家长而言，这是一场博弈。如果对口的公办小学还不错，孩子是否要去博那本就不多的民办小学录取名额？一着不慎，两头皆输。
当时，家住长宁区的孟女士就面临这样的选择。她不算“鸡血妈妈”，幼升小前，仅给儿子报了一个跟着外教学英语的辅导班。学区对口一所风评不错的公办小学，附近也有个在上海排名靠前的民办小学。原先的计划里，儿子要去民办小学试试水，如果面谈不成，就去公办小学读书。新政出台，孟女士犹豫了。2018年入学的孩子基本出生于龙年，人数众多。而她对儿子的定位是“中等水平”，去民办博一把，机会成本太高。最终，他们决定让孩子直接入读对口的公办小学。
像她这样想的人不少。当年，上海市幼升小信息登记18.04万人，其中报名民办小学1.99万人，预计报名录取比为1.4：1。而2017年幼升小信息登记16.77万人，其中报名民办小学3.74万人，报名录取比为3：1。
2019年3月，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要进行公民同招。政策的升格是在当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指出，“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当时，国内多数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工作已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则临时调整了招生方式。当年7月9日，宁夏银川市对四所民办初中招生计划的40%进行了电脑随机录取，计划在四天后开始剩下60%招生计划的面谈。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意见，银川市在7月10日紧急下发通知，60%的面谈招生方式取消，改为电脑随机录取。
此后，国内各省市陆续出台规定，明确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时，要落实该政策。2019年末，教育部基教司司长吕玉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教育部已经给各省下发“军令状”，这一政策今年必须“不折不扣地研究并落实，不合理的现象必须改过来。”
民办校热过了头
“圈地抢生源”的现象已存在多年，教育资源发达的上海，这一问题尤其凸显。
2017年是个巅峰。当时，上海市民办阳浦小学的面谈试题，是类似奥数的题目，要求作答对象不是孩子，而是家长。事后，一名家长在朋友圈感慨：“愧对小女，愧对列祖列宗。”同期，上海市青浦世界外国语学校的家长电子问卷也被披露，要求家长填录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工作单位、职务及第一学历。还有家长表示，上海某民办小学在面谈中要考察家长的身材，如果过于肥胖，说明家长的自我管理能力不行，恐怕会殃及孩子。
考家长、查血统的面谈方式，火速踢爆全网。上海市教委当时公布了处理意见，要求涉事的学校公开致歉，并核减明年的招生计划。外人恐怕难以理解，上海民办小学的竞争之激烈，被家长戏称为“幼儿时期的一次高考”。
上海是鼓励民间资本办学最早的城市之一。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改革前沿的上海，居民对下一代的教育有着迫切的需求。但公立学校往往“铁板一块”，改革难以突破。这种情况下，享受着公立资源，却能由学校自主管理、自筹经费的公立转制学校，成为教育改革的阵地，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压力。
当年，上海有五所公办学校成为公立转制学校，之后陆续有其他学校加入。他们往往基础薄弱，并非声名在外、实力雄厚的学校。转制后，他们经费自筹，教师自聘，法人自主管理。政府为这些学校提供了场地、校舍，租金极低，政府负责前三年的基本办学经费，三年后断奶。 为了给各个公立转制学校打响牌子，几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接近退休年龄的资深校长，被各区教育局邀请去这些学校担任校长。几年内，许多公立转制学校都因办学自由度较大，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排、教学形式改革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和特色，吸引了大量家长前来报名。而这类学校被允许通过笔试挑选学生，生源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
截至2001年底，上海市的公立转制学校共有76所。当时，一名公办学校的校长被区教育局调入一所著名公立转制学校任负责人，不同于10年前的刚起步时期，她被要求，必须将公立转制学校办成最好的。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明显感觉到公办和公立转制学校的区别。前者容易懈怠，“扑腾不起来”。后者则在自身的生存压力之下，不断向前冲，学校带头人会不断思考，哪里还能向前再推进一点。“在家长心里，我们这种学校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极限，永不停歇。”
2004年，国家发布《民办教育促进法》，公立转制学校必须明晰产权，选择成为公办还是民办。此时，民办学校生源的优先挑选原则依然没有改变，但已受到了限制。2000年前后，招生笔试取消。2003年前后，有学科类倾向的面试改为面谈。上海市教委要求各民办学校上报面谈试题，校长须签字承诺，一旦发现面谈中有学科类倾向，校长将被问责。不过，面谈仍然可以考察学生的短时记忆力、反应能力、外语模仿力等，表现优秀的学生会被民办小学优先挑走。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一现象持续下去的话，社会的阶层分化将会提前至7岁。根据家境的好坏、自身的优秀与否，适龄儿童可以分为四类。其中，家境好、自身优秀的孩子以及家境好、不太优秀的孩子，都进入了民办小学。前者通过面谈被选入，后者则通过“关系”等途径进入。
在上海，民办小学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一年数万元，再加上一系列课外辅导班的费用，显然不是收入低家庭可以承担的。显而易见，家境不好的学生，既支付不起民办小学的学费，也无力购置昂贵的学区房，只能进入普通公辦小学。
上海的公办小学也分几类。上海某区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第一类，生源有保证，学校不断接任务、不断研究，不比民办小学差;第二类小学稍差一些，排名中等;第三类小学则比较弱，因划片原因，生源不好，久而久之，只做保底。想要推动最后这类小学的改革很难，它们往往陷入恶性循环，招不到好学生，招不来好老师。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年稳定发展的民办小学，良性循环业已形成。优质生源、优质师资相辅相成，互为吸引。因此，民办校成为家长们趋之若鹜的存在，在上海著名育儿论坛，如果三岁孩子没有报补习班，没有开始学习英语，发帖请教的孩子家长会被别人批评为无知、拖孩子后腿。
孩子的起跑线正在被拉长，让前述教育主管部门人士感到不解。她认为，即便在上海民办资源发达的城区，优质公办小学与民办小学之间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深陷焦虑的家长，将民办校捧上神坛。她坦言：“民办学校发展到现在，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给了它很大的压力。它怎么会这么热门？让我们有点看不太懂了。”
将从神坛跌落？
面对这一由体制、政策和历史形成的复杂局面，为了维持公办、民办校良性的平衡与生态，解决学校之间的“掐尖”问题，教育主管部门从生源上破题。这是公民同招政策的由来。
目前各地进度不一，上海的招生“摇号”工作已经结束，北京市的招生“摇号”工作正在进行。
从已经结束的上海来看，生源的数量变化是显性的。今年有11.9%的民办小学、22.73%的民办中学正好招满或没有招满。浙江省杭州市的变化更为明显，今年65所招生的民办初中，只有24所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和去年相比，大部分学校报名人数与招生计划数之比有所下降。
此前，杭州允许民办校跨区域招生，今年则实行民办锁区，市内不同区域的民办校出现了两极分化。主城区有16所民办初中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招生数，需要派位。而有的城区则因这个政策，报名人数下降明显。拱墅区的锦绣中学去年面向全市招生144人，1187人报名，报名人数与招生计划数比为8.24：1。今年学校面向拱墅区招生405人，729人报名，比例下降至1.8：1。
公民同招，短期内给学生、公办校、民办校带来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对学生来说，电脑派位使得他们无需三四岁就过早地奔走于各类补习班，经历拔苗助长的童年;对一些本身排名靠后的公办校来说，一些过去留不住的优质生源有可能留下，未来几年，这类公办校将面临摆脱恶性循坏的发展契机;而对民办校来说，生源数量的变化，将带来更隐性的、结构层面的变化。
以上海来说，往年在“面谈”中精挑细选的生源，如今靠摇号选择，生源结构面临不确定性。一些学校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描述清楚自己的定位和理念，吸引真正理解和认可他们的生源。
上海著名民办中学华二初中在今年小升初报名期间，就在公众号上发文，毫不隐晦地拷问报考学生家长：“你想好了吗？”对于家长，华二指出，学校有强大的家长讲师团，包括“占比很高的教授、法官、企业家、机械师、书画家、专栏作家、IT精英、心理咨询师等一批家长”;对于学校费用，“春游秋游一直是迪士尼;每个学期要去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保利大剧院看演出。靓丽的全套校服，还有到国外游学……”对于学生能力，华二更是直言不讳，“我们的作业不容易，我们的试卷要求质量高，我们的课是有难度的”。文章的最后，华二说，“适合的都是最好的，勉强的都是煎熬的”。
这篇带有“暗示”意味的文章一经推出，引发轩然大波。教育主管部门介入，学校删除推文并致歉。但以华二为代表的优质民办校对优质甚至精英生源的渴求已明明白白传达给了大众。
生源的焦虑是民办校当前面临的首要难题。上海市特级校长赵国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学生，才是正常生态。不过，他坦言，对民办校来说，生源结构的变化确实会使学校存在质量下降的趋势。管理能力强的民办校，下降得慢一点;管理能力弱的民办校，下降得快一些。未来，民办校必然要从生源优势转向提升教育教学管理水平。
前述上海著名民办小学的前任负责人持有同样的观点。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育正处于大变革之际，民办校不应该再依赖于好的生源和成熟的应试教育路径，而应用几年的时间，探索如何认识孩子，如何打磨课程的饱满度，再次给其他学校树立标杆、走在前面。
但对目前一刀切的拉平生源的方式，她也根据过往的办学经验建议，可以考虑在公办与民办校之间建立流通机制。适应不了民办校的学生可以去公办校继续学习，在公办校“吃不饱”的学生则可以进入民办校。比例会很小，但对孩子来说是一条再选择的通道。
新政引发的波澜，在各地程度不一。相比上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公民同招政策对北京的影响面要小于上海。北京的民办校普遍收费更高，并不像上海那样普及、高口碑。不过，储朝晖举例，北京有一所民办校，招收的学生排在全市3000名以外，三年后的升学考试中，有五名学生进入全市前300名。这所没法和市重点中学相比的民办校，仍然使得很多家长趋之若鹜。“你的办学质量，能够比周边的公办学校稍微好一点，就还是会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来。”
储朝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一些实力不足的民办校来说，少招几个班，着力提升教学质量，恐怕是解决之道。不过，民办校的每一个生源都意味着一份办学经费，这也是民办校极为重视生源的重要原因，它们需要依靠学费实现学校的平稳运行。
直到2016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校才拥有和公办校同等的公用经费保障，即生均公用经费。中央确定的基准定额为普通小学每生每年650元，普通初中每生每年850元。上海市的标准提高了一倍，当年给民办学校的生均经费补贴为小学每生每年1600元，中学每生每年1800元。
但这笔钱对民办校每生每年数万元的收费标准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一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某一线城市拨给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校，每年每人数万元，而这笔钱，民办学校是领不到的。在储朝晖看来，这是在实施公民同招之余，急需解决的不平等问题。“不能只谈义务，不谈权利”。他认为，现在，需要将招生的公正平等转向为更加系统、多角度的公正平等，“让学生、社会受益，而不是让公办校受益”。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叶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