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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到“情报”二字的时候，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是“007”“克格勃”“中情局”“摩萨德”等。其实，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情报活动，情报与间谍并非舶来品。史书《左传》中记载有“女艾谍浇”，即夏朝第六代王少康在复国的过程中使用间谍女艾刺探情报、战胜对手之事。《孙子兵法》中有《用间》篇，将间谍分成“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类。
在古代汉语中，“间”和“谍”都有刺探情报之意，但是“间”一般指小的窃密活动，“谍”则指大的窃密活动。《大戴礼记·千乘》中有“以中情出，小曰间，大曰谍”之说，意为透露了国中情报的，情节轻微的罪名定作“间”，情节严重的定作“谍”。“间谍”作为一个词，首次出现在兵书《六韬》中，指军队中负责收集情报的机构，而且机构内部存在明确的职能分工。其中，“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即负责刺探情报，听风声、观动静，察明天下形势，了解敌军情况；“羽翼四人，主扬威名，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即负责造势宣扬将帅的威名，以震骇远方、动摇邻国，削弱敌军军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即负责察明敌方奸佞，刺探敌国变乱，操纵敌国民心，观察敌人意图。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兵燹不断，各国之间的情报活动频繁。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在军队中设立“候正”一职，管理“斥候”。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将“候正”解释为“军中主管侦探谍报者”。战国时期，间谍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中，“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正是秦国间谍散布的谣言，促成了赵括代替廉颇成为赵军主将，成为秦国战胜赵国的转折点。战国末期，秦王派间谍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李牧谋反，致使赵王杀李牧，自毁长城。
可见，先秦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专职情报人员，并且建立有结构严密、分工明确的情报组织。虽然情报工作在各诸侯国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是，先秦的间谍活动领域比较广泛，不仅局限于军事斗争，还经常用于外交领域。
秦汉作为大一统王朝，内政相对稳定，但是和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时有军事冲突。因此，这一时期谍报活动的活跃领域从军事转向外交，或者说从战术性情报工作转向战略性情报工作。两汉政府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游牧民族间利用间谍活动进行多方分化瓦解，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如张骞、苏武、班超等出使西域的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情报工作的基本社会功能趋于完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有组织的反间谍机构和活动。三国时期，吴国在边境设有“刺奸屯”，每屯有屯兵5人、贼曹（即屯长）1人。刺奸屯负责边境的反间谍活动和军事报警等任务，这是有史可考的我国最早的反间谍组织。二是出现了专门的政治特务机构，对臣民进行政治控制。魏武帝曹操生性多疑，为了维护统治，侦控臣下的言行，以“霸府”中地位较低的幕僚人员为主，设立秘密特务机构“校事”。校事为最高统治者充当耳目，负责监察百官及吏民。到曹丕为帝时，发展到“上察百官，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造，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复讯”的猖獗局面。东吴也设有类似性质的特务机构，孙权任命吕壹为中书典校郎，负责“举罪纠非”，监视百官与臣民。吕壹等凭借手中的侦察权力，毁谤大臣，排陷无辜，甚至宰相顾雍、左将军朱据都成为其排挤陷害的对象，因此“吏民皆以之为害”。自三国时期开始的对臣民的政治监控机制，被后来历代王朝所承袭，成为情报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
《入跸图》画面右侧上为锦衣卫将军
隋唐之后，我国情报机构设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禁卫军中设置间谍组织。如隋朝的左右武候府和左右虞候开府均有“掌斥候，伺非常”的职能。北宋的皇城司、明朝的锦衣卫也都是在禁军中设立谍报组织的典型。
北宋伊始，人心未安，各割据政权还未荡平，国土还未统一，天下还未太平。宋太祖“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掌握各方动态，将各种不安因素消灭于襁褓之中。皇城司作为宫禁宿卫，自然深受皇帝信赖。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圣三年（1025），“东上门使、会州刺使王遵度领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贾人张化等为契丹间谍，即捕系本司狱，所连逮甚众”。这是北宋时期非常典型的一起间谍案件。
明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负责皇帝警卫的“仪鸾司”改置为“锦衣卫”，全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锦衣卫成立后，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统率包括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1500多人；还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主要职责为“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英宗复辟后，更是纵容、利用锦衣卫，“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卫官校为耳目”。一直到1644年明朝覆灭，锦衣卫这一特务机构也随之灭亡，前后存在时间达260余年。
《出警图》中随扈万历帝的锦衣卫校尉
明代是我國情报组织最为发达的时期。除了锦衣卫之外，先后还存在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三个间谍机构。《明史·刑法志三》记载：“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势。”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恐臣民中有不满之言行，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京师设立东厂，以便镇压反对者。东厂由宦官掌管，直接对皇帝负责。 明成化十三年（1477），受“李子龙案”影响，明宪宗任命亲信太监汪直设立西厂，加强侦控力量，“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拣以闻”。之后，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的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大为震惊，于成化十八年（1482）撤销西厂。到了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太监刘瑾在把持东厂的同时，又恢复了西厂，并控制了锦衣卫。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太监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此，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正德五年（1510）刘瑾倒台，内行厂与西厂亦一同被裁撤。
明朝的情报机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三厂一卫”的特务机构是政治统治畸形发展的产物，而且各个特务机构之前的职责界限不明，形成了彼此之间互相倾轧的混乱局面。诚然，这也便利了帝王通过机构之间的矛盾进行互相监控。
清代统治者吸取了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虽然没有设立公开的间谍特务机构，但康熙时设在江南的三织造署，实际上就是设在江南的秘密情报站。
江南三织造，指的是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主要为清代皇室采办织造事宜。《大清会典》记载其分工为：“凡大红蟒缎、大红缎、片金、折缨等项，派江宁织造承办。仿丝绫、杭绸等项，杭州织造承办。毛青布等项，每年需用三万疋内，苏州织造承办，需用至四五万匹，则分江宁等处织办。”但除了这项本职工作外，三织造在江南地区还承担了其他的职责，就是笼络江南文人士族、密探江南官场情形、搜集江南各类信息等。
江宁织造府衙
之所以由江南三织造来承担这些责任，主要是因为其官员多出身内务府，或为郎中，或为主事，与皇室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较科举出身的官员，皇帝也更加信任这些“自家人”。譬如，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就有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乾隆皇帝则干脆将织造署改造成了临时行宫。
江南三织造所在的江南地区素为文人士族聚集之地。明末清初，这些士人成为江南地区残明反抗势力的精神领袖，如陈子龙、夏完淳等。这些反抗势力一直坚持到了康熙前期，成为皇帝的心病。这种文化上的抵抗远比明刀明枪的农民起义难以镇压，皇帝只能采取怀柔政策；而江南三织造的官员深谙圣意，采用各种手段拉拢江南士人，缓和矛盾。除了拉拢江南士人、稳定民心外，江南三织造还承担了密报江南官场情形的任务。江南地方富庶，历来为国家赋税支柱，加之民心未稳，地方官员职责重大，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官场情形，加强对这些官员的控制，皇帝将江南三织造作为其在江南的眼线。江南三织造还负责江南地区各类情报的汇总，如农业生产、农民起义等。在农业方面，汇报内容主要包括当地农种、米价、受灾、天气等各类情况。
此外，清代还采用“密折制度”，在各级政府机构中选派专人来实现臣属之间的互相侦控，从而使得官僚系统之中人人自危，达到帝王对官僚的政治控制。
综观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历史可见，情报工作的核心职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外到內的转变过程：从军事和外交领域的竞争性情报，转向对臣民进行政治控制的内政性情报；尤其是在大一统王朝时期，对内进行政治控制更是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地卷入现代国际关系之中，情报工作也开始按照国际规则运行。
早期的情报活动
在古代汉语中，“间”和“谍”都有刺探情报之意，但是“间”一般指小的窃密活动，“谍”则指大的窃密活动。《大戴礼记·千乘》中有“以中情出，小曰间，大曰谍”之说，意为透露了国中情报的，情节轻微的罪名定作“间”，情节严重的定作“谍”。“间谍”作为一个词，首次出现在兵书《六韬》中，指军队中负责收集情报的机构，而且机构内部存在明确的职能分工。其中，“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即负责刺探情报，听风声、观动静，察明天下形势，了解敌军情况；“羽翼四人，主扬威名，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即负责造势宣扬将帅的威名，以震骇远方、动摇邻国，削弱敌军军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即负责察明敌方奸佞，刺探敌国变乱，操纵敌国民心，观察敌人意图。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兵燹不断，各国之间的情报活动频繁。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在军队中设立“候正”一职，管理“斥候”。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将“候正”解释为“军中主管侦探谍报者”。战国时期，间谍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中，“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正是秦国间谍散布的谣言，促成了赵括代替廉颇成为赵军主将，成为秦国战胜赵国的转折点。战国末期，秦王派间谍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李牧谋反，致使赵王杀李牧，自毁长城。
可见，先秦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专职情报人员，并且建立有结构严密、分工明确的情报组织。虽然情报工作在各诸侯国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是，先秦的间谍活动领域比较广泛，不仅局限于军事斗争，还经常用于外交领域。
秦汉作为大一统王朝，内政相对稳定，但是和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时有军事冲突。因此，这一时期谍报活动的活跃领域从军事转向外交，或者说从战术性情报工作转向战略性情报工作。两汉政府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游牧民族间利用间谍活动进行多方分化瓦解，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如张骞、苏武、班超等出使西域的活动。
政治特务机构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情报工作的基本社会功能趋于完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有组织的反间谍机构和活动。三国时期，吴国在边境设有“刺奸屯”，每屯有屯兵5人、贼曹（即屯长）1人。刺奸屯负责边境的反间谍活动和军事报警等任务，这是有史可考的我国最早的反间谍组织。二是出现了专门的政治特务机构，对臣民进行政治控制。魏武帝曹操生性多疑，为了维护统治，侦控臣下的言行，以“霸府”中地位较低的幕僚人员为主，设立秘密特务机构“校事”。校事为最高统治者充当耳目，负责监察百官及吏民。到曹丕为帝时，发展到“上察百官，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造，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复讯”的猖獗局面。东吴也设有类似性质的特务机构，孙权任命吕壹为中书典校郎，负责“举罪纠非”，监视百官与臣民。吕壹等凭借手中的侦察权力，毁谤大臣，排陷无辜，甚至宰相顾雍、左将军朱据都成为其排挤陷害的对象，因此“吏民皆以之为害”。自三国时期开始的对臣民的政治监控机制，被后来历代王朝所承袭，成为情报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
隋唐之后，我国情报机构设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禁卫军中设置间谍组织。如隋朝的左右武候府和左右虞候开府均有“掌斥候，伺非常”的职能。北宋的皇城司、明朝的锦衣卫也都是在禁军中设立谍报组织的典型。
北宋伊始，人心未安，各割据政权还未荡平，国土还未统一，天下还未太平。宋太祖“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掌握各方动态，将各种不安因素消灭于襁褓之中。皇城司作为宫禁宿卫，自然深受皇帝信赖。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圣三年（1025），“东上门使、会州刺使王遵度领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贾人张化等为契丹间谍，即捕系本司狱，所连逮甚众”。这是北宋时期非常典型的一起间谍案件。
“三厂一卫”
明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负责皇帝警卫的“仪鸾司”改置为“锦衣卫”，全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锦衣卫成立后，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统率包括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1500多人；还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主要职责为“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英宗复辟后，更是纵容、利用锦衣卫，“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卫官校为耳目”。一直到1644年明朝覆灭，锦衣卫这一特务机构也随之灭亡，前后存在时间达260余年。
明代是我國情报组织最为发达的时期。除了锦衣卫之外，先后还存在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三个间谍机构。《明史·刑法志三》记载：“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势。”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恐臣民中有不满之言行，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京师设立东厂，以便镇压反对者。东厂由宦官掌管，直接对皇帝负责。 明成化十三年（1477），受“李子龙案”影响，明宪宗任命亲信太监汪直设立西厂，加强侦控力量，“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拣以闻”。之后，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的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大为震惊，于成化十八年（1482）撤销西厂。到了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太监刘瑾在把持东厂的同时，又恢复了西厂，并控制了锦衣卫。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太监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此，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正德五年（1510）刘瑾倒台，内行厂与西厂亦一同被裁撤。
明朝的情报机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三厂一卫”的特务机构是政治统治畸形发展的产物，而且各个特务机构之前的职责界限不明，形成了彼此之间互相倾轧的混乱局面。诚然，这也便利了帝王通过机构之间的矛盾进行互相监控。
江南三织造
清代统治者吸取了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虽然没有设立公开的间谍特务机构，但康熙时设在江南的三织造署，实际上就是设在江南的秘密情报站。
江南三织造，指的是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主要为清代皇室采办织造事宜。《大清会典》记载其分工为：“凡大红蟒缎、大红缎、片金、折缨等项，派江宁织造承办。仿丝绫、杭绸等项，杭州织造承办。毛青布等项，每年需用三万疋内，苏州织造承办，需用至四五万匹，则分江宁等处织办。”但除了这项本职工作外，三织造在江南地区还承担了其他的职责，就是笼络江南文人士族、密探江南官场情形、搜集江南各类信息等。
之所以由江南三织造来承担这些责任，主要是因为其官员多出身内务府，或为郎中，或为主事，与皇室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较科举出身的官员，皇帝也更加信任这些“自家人”。譬如，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就有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乾隆皇帝则干脆将织造署改造成了临时行宫。
江南三织造所在的江南地区素为文人士族聚集之地。明末清初，这些士人成为江南地区残明反抗势力的精神领袖，如陈子龙、夏完淳等。这些反抗势力一直坚持到了康熙前期，成为皇帝的心病。这种文化上的抵抗远比明刀明枪的农民起义难以镇压，皇帝只能采取怀柔政策；而江南三织造的官员深谙圣意，采用各种手段拉拢江南士人，缓和矛盾。除了拉拢江南士人、稳定民心外，江南三织造还承担了密报江南官场情形的任务。江南地方富庶，历来为国家赋税支柱，加之民心未稳，地方官员职责重大，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官场情形，加强对这些官员的控制，皇帝将江南三织造作为其在江南的眼线。江南三织造还负责江南地区各类情报的汇总，如农业生产、农民起义等。在农业方面，汇报内容主要包括当地农种、米价、受灾、天气等各类情况。
此外，清代还采用“密折制度”，在各级政府机构中选派专人来实现臣属之间的互相侦控，从而使得官僚系统之中人人自危，达到帝王对官僚的政治控制。
综观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历史可见，情报工作的核心职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外到內的转变过程：从军事和外交领域的竞争性情报，转向对臣民进行政治控制的内政性情报；尤其是在大一统王朝时期，对内进行政治控制更是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地卷入现代国际关系之中，情报工作也开始按照国际规则运行。